中國要破解貿易怪圈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買家”正越來越明顯地影響著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遺憾的是，其影響力僅僅體現在需求拉動方面，價格影響力卻甚微，只能被動接受國際市場的價格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外貿的軟肋。知名外貿專家梅新育指出，要保障中國企業的正當利益，中國必須改變貿易大國與定價小國并存的局面，必須破解“中國買什么，國際市場就漲什么;中國賣什么，國際市場就跌什么”的怪局。

　　中國制造陷“貧困化增長”

　　問：有人調侃，“中國要買什么，什么就漲;中國要賣什么，什么就跌”。您認同這種說法嗎?中國缺乏國際貿易定價權主要涉及哪些領域?

　　梅新育：這不是調侃，是事實。中國缺乏國際貿易定價權的現象極為廣泛，涉及領域從初級產品到制成品。除石油、鐵礦石、玉米外，有色金屬、稀土、棉花、大豆及紡織服裝、電子產品等制成品，都存在這個問題，但程度不同。

　　問：這種現象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到了怎樣的程度?

　　梅新育：由于缺乏定價權，中國企業在進口大宗商品時多次被迫接受價格的大幅上漲，而在出口大宗商品時卻不得不面對國際買家的低報價。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損失巨大，多個行業受到沖擊，極大影響了中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使得中國制造業增長、中國出口貿易發展有“貧困化增長”之虞。

　　美元泛濫推高資產價格

　　問：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中國需求”是“罪魁禍首”嗎?

　　梅新育：隨著國內工業化的進展，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逐漸由初級產品凈出口國和制成品凈進口國轉變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和制成品凈出口國。初級產品進口額逐年提高，在進口總額中所占比重明顯提高，主要體現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兩類。中國是銅礦、錳礦砂等其他多種資源產品的最大進口國，可以說，中國對大宗初級產品原料的需求猛漲，是近8年來國際市場這些品種價格上漲的重要依據。此外，還有以下因素推動價格上漲，并削弱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定價權。最根本的因素是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連續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市場美元泛濫成災，決定了以美元定價的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必然上漲。而且，隨著由于西方機構投資者實力的加強，對大宗商品金融屬性的利用程度登峰造極，進一步加劇了大宗初級商品價格上揚的趨勢。

　　{page_break}問：按你的話理解，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貿易問題，還是一個金融和貨幣問題?

　　梅新育：我們需要超越國際貿易定價權的表象看到通貨膨脹的實質，中國進口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是在全球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發生的，而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流動性過剩的表現。而世界性流動性過剩又可追溯到前幾年西方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日本銀行的零利率，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降息13次。盡管前兩年發達國家一度加息，但次貸危機之后的救市舉動又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劇增，美、歐、日等國中央銀行向市場注入了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資金。大規模注資和降息一方面間接擴大了最終需求，另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商品市場上投機資金的供給，而投機資金的炒作正是將大宗商品價格推高的罪魁。其次，由于國際市場供需雙方談判能力不同，導致中國國際貿易定價權缺失。在初級產品領域，相當多的產品供應方早已形成了某些大型跨國公司寡頭壟斷的格局，中國作為需求方則是千千萬萬的進口企業;在許多制成品領域，則是為數寥寥的外國買家對千千萬萬的中國出口廠商，如沃爾瑪對中國消費品制造企業。在這種談判格局下，我方談判地位必然是虛弱的，缺乏貿易定價權問題也就相應出現。

　　問：中國既然是“超級買家”，理論上應該具有談判主動權，為什么在國際貿易談判桌上的聲音沒能同步擴大?

　　梅新育：上述格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理根源。在初級產品領域，中國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西方跨國公司則在三四百年殖民統治的基礎上形成了對許多初級產品市場的壟斷權力，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資源豐富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許多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都被西方公司把持著勘探、開采、銷售等關鍵環節。二戰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沖擊下，這種壟斷權力曾搖搖欲墜，但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遭受重創后，壟斷勢力又得到了恢復和增強，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陷入沉寂。在這個方面，我們想很快徹底扭轉現狀是不可能的。

　　爭奪定價權需防五誤區

　　問：中國企業幾年前開始走出去購買資源，并學習利用WTO規則進行反壟斷，希望能擺脫在定價權上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但現在看來收效甚微。我們可以總結出哪些得失經驗?

　　梅新育：在爭取國際貿易定價權方面，我們首先需要擺脫思想認識的誤區，制定正確的目標。首要的思想誤區是就定價權談定價權，沒有看到背后的全球宏觀經濟走勢。上面我提到，我們需要超越國際貿易定價權的表象看到通貨膨脹的實質。想有效降低進口成本，僅著眼于發展期貨市場等枝節是無濟于事的;開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從源頭削減過剩的流動性，才是治本之道。在全球通貨膨脹的既定格局下，我們的目標不應當是維持進口初級產品原有的低價，而應當是如何分享初級產品牛市的利益，盡可能提高我們的制成品價格。在制成品領域也有類似問題。中國的電子產品是大宗出口商品，但電子產品更新換代迅速，導致價格下降特別明顯成為這個產業的基本特征，假如我們把爭取國際貿易定價權的目標定位為改變這個產業基本特征，那恐怕就到錯家了。第二個誤區是順周期操作，即在初級產品牛市之際大舉入市收購資源，這樣的做法不是完全不應該，但是會令我們付出很高的成本，遭遇阻力很大。我們需要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上實現反周期操作，即在初級產品牛市終結之際開展大規模資源收購，降低成本，減少阻力。我認為，這一輪初級產品牛市已經8年，它將以何種方式結束?制成品與初級產品之間比價將如何變動?這是需要關注的。第三個誤區是制定過高的保障水平目標。我們要確保的應該是用于國內最終消費的資源供給，而不是用于國外最終消費的資源供給。我們能夠動用的資源是有限的，為失當的目標耗費的資源多了，用在其他目標的資源就少了。第四個誤區是急于求成。我前面已經說過了，我們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徹底改變三四百年殖民統治造成的格局。第五個問題是我們在推動外貿企業經營權適度集中方面做得不夠好。

　　{page_break}問：您剛才指出中國在原材料、初級產品及制成品等幾乎所有國際貿易領域的定價權爭奪中都“失聲”。那么，要提升定價話語權，應當先選哪些領域作突破口?

　　梅新育：先從自己需求較大、本國有一定基礎、海外壟斷者不是主權國家的商品著手。比如說石油，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羅斯等主要石油生產和出口國石油天然氣生產都是國家壟斷的，我們別把反壟斷矛頭指向這些領域。大豆、稀土，我們有基礎，鐵礦石主要壟斷者是私營企業，從這些下手會容易一些。

　　慎用反壟斷法作武器

　　問：商務部發言人姚堅提出“要學會有效利用反壟斷法及WTO規則，對國際礦石生產商利用壟斷地位操縱市場的行為進行反制”。您對此有何看法?

　　梅新育：反壟斷不是世貿組織規則，我反對把反壟斷議題引進世貿規則，那樣對我們不利，我們要做的是用作為國內法的反壟斷法規去制衡海外壟斷巨頭。

　　問：將定價權問題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是否有助于加速解決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探求一個涵蓋短期、中期、長期的解決方案?

　　梅新育：為解決中國缺乏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困境，一個由國務院相關部門牽頭，以商務部為主，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等多部門參與的關于制定相關大宗商品交易法規、解決交易中法律不完善等問題的工作小組正在籌建之中。但是，細節詳盡的解決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就制定出來，必須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

　　目前我們需要做幾件事情：首先是通過全球宏觀經濟協調，遏制過于迅猛的通脹和初級產品漲價趨勢。其次是通過海外投資等手段分享初級產品牛市收益。不過需要注意反周期操作。第三，制定適當的保障水平目標。第四，發展替代產品產業，削弱某些海外初級產品壟斷巨頭的壟斷權力。第五，用反壟斷工具遏制海外壟斷巨頭。第六，適度推動經營權集中以增強對外貿易談判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反壟斷法》不能成為自斷手足的工具，不能在“反壟斷”名義下自己削弱自己的對外談判能力，從這幾年對國內石油等企業的無理圍攻來看，這種風險是存在的。

　　期貨市場奪定價權有風險

　　問：很多人提議用金融手段(例如期貨市場)解決中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問題。這條路是否可行?

　　梅新育：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有局限性，主要是用于保證利益較大份額在我們國內，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只能在增加控制資源等措施基礎之上采用這件工具，但不能單純依靠這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