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時裝從業人員正在“拋棄”北京轉投上海

　　上周，Business of Fashion時裝商業評論(以下簡稱BOF)發布了由Kate Abnett撰寫的《為什么時尚界的年輕創意人才正在“逃離”紐約與倫敦?》一文，論述了由于紐約、倫敦的較高生活成本導致年輕設計師紛紛逃離的現象。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時裝從業者也有著類似的遷徙潮：北京，這個歷來強調文化底蘊的城市，盡管仍舊是內地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場，但卻悄然面臨時裝人才的流失——隨著零售、媒體等行業的收縮或轉變，越來越多原本立志要扎根北京的時裝行業人員開始轉移上海。近年來，從獵頭圈到朋友圈，“啊?他不在北京了?去上海了?”這樣的聲音愈加增多，而語氣也從起初的驚訝逐漸轉變成了平淡的敘述。

　　和BoF“逃離大都市”的出發點略有不同，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不相上下，后者甚至更高：根據英國The Economist)發布的《2016年度全球生活成本報告》，上海與東京并列全球排名第11位，而北京則排在31位。那么到底是什么讓國內的時裝從業者決定棄北南下呢?是因為上海作為眾多品牌在大中華區的根據地的緣故嗎?是地域印象里這座曾經是十里洋場之都的歷史魅力嗎?上海相較于北京的城市便利性?亦或是對于現狀不滿的人心中執迷的一個烏托邦式的避難所?

　　“工作機會多呀!”

　　“為什么搬去上海?”

　　“工作機會多呀!”

　　在某精品皮具品牌擔任VM(視覺陳列)部門經理的Alice，3年前從上海搬到了北京，原因很簡單，上海的相關工作機會明顯更多。“上海目前關于Fashion、奢侈品的工作機會的確比北京要多，雖然銷售下滑，但過去幾年內，品牌在中國的企業工種構架已經基本完全和亞太、歐洲接軌了，而且管理模式也從過去亞太區負責，到如今內地公司直接向總部匯報，導致VM、Merchandising(商品部)都需要本土的in-house員工，因為大部分品牌的辦公室都在上海嘛，自然比北京的工種要多。北京的話，更多的是銷售、或者需要駐店，負責北區業務這樣的角色。對高級職位的需求主要來自地產公司旗下的商場、或者SKP、老佛爺這樣的百貨公司。以前由于時尚類媒體、明星大多數在北京，所以也有客戶會在北京單設北區PR辦公室，委托我們找人，但現在可能是因為預算在縮小，我們目前手上北京的職位比以前少了很多”，從事獵頭工作的Linda講。

上海的靜安寺一帶，從會德豐到恒隆廣場，聚集了絕大多數頂級奢侈品、時裝品牌在華的辦公室

　　Alice忘不了2010年冬天時，位于北京太古里北區的I.T Beijing Market開業派對的那一晚。那時，她剛從香港搬到北京不到一年。“我其實之前很少來北京，出差也不常來，但那年因為有工作，我就決定從香港搬到北京嘗試做一年。我記得那時候人生地不熟，但北京給我的感覺還是很可愛的，和我去過的大部分內地城市都不一樣。那時候北京的fashion events也很多，I.T Beijing Market開幕那晚上，整個三里屯都亮了，那么多人來，你真能感覺到那種興奮——這在當時的香港可能都不常有。”

　　她還記的當年出了首都機場，便直奔新東家連卡佛——這家位于北京西城金融街的香港老牌精品買手店，在過去曾幾度試水內地市場均以失敗告終，但當2007年再度北上時，整個京城的時髦人兒都沸騰了。不僅是連卡佛，同年4月份開業的新光天地(現已更名為北京SKP)也撼動了國貿、燕莎、賽特的地位……那是中國奢侈品、時裝業進入黃金時代的標示，同時也帶動了人才的流動引入。而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更開啟了這座古城的新生命。時隔9年，對比2013、2014年才開業的上海及成都連卡佛，北京金融街店鋪卻顯得有些落寞。

　　上海，自歷史上便是眾多國外奢侈品、時裝品牌在中國的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前，連卡佛就以“泰興公司”的名稱揚名上海灘)，但北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覷：從1979年Pierre Cardin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時裝秀、1985年5月6日開幕的“伊夫·圣·洛朗作品回顧展”、1992年位于王府井半島酒店的內地首家Louis Vuitton店鋪開業到過去十余內年Chanel、Prada、Dior在此舉辦的時裝秀等，京城獨有的文化氣質不僅吸引著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同樣吸引著外來的時裝品牌和相關人才——在早先我們對COMME des GAR?ONS International、精品買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的總裁Adrian Joffe先生的采訪中，他也就與I.T Beijing Market店鋪的選址有特別要求：“我和I.T說想在中國內地開Dover Street Market，他們說那就開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會先去上海，我說不，要開在北京”。 RET睿意德地產咨詢機構的創始人張家鵬亦認同北京的標志性意義：”比如說你要做一場秀，你至少在故宮或者在長城，或者就是能代表這個國家的地方。但換到上海，你在多高的樓上搞都沒有意義，因為在具有國家級標識性的文化遺產上，上海沒有北京那么有分量。”

　　北晴爽，南陰俏

　　但故宮、長城再雄偉，卻也和普通老百姓過日子沒什么直接關系。Alice在北京的第一個家，是在二環內的胡同里、由房東改造的一座民房：“那個時候和另一個香港來的同事一起找到的，那個時候覺得住在胡同很好玩，覺得這就是北京的特色嘛”——如果說小胡同、大馬路是北京的特色，那么洋房、小街道則是上海給外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北京集中扎堆的商圈和生活社區，上海顯得分散許多：“在上海做活動找地點要比在北京的選擇面多很多。在北京，遇上活動高峰期大家就要搶那幾個地方，現在到了上海，選擇的范圍要寬了不少，而且上海的交通啊、氣氛啊，比現在的北京也要好很多——以前我們要是沒轍選了稍微遠一點的活動場地，或者根據客戶要求選了那些二環內的有點老北京氣息的地方，媒體也有抱怨，說怎么選了這么個地方，又堵車又不好停車，來回路上得一個多小時……”在某PR代理公司任職的Tracy去年從北京搬到了上海，理由和Alice一樣，這里的工作機會更多。而且，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她，早就對上海的便利性有所羨慕。

金秋時，上海法租界一帶

　　“我以前也覺得在哪里待久都一樣，另外我是北方人嘛，北方人就算沒去過上海的，骨子里耳濡目染地也認為上海排外，但上海比北京生活方便那是不爭的,北京的日子就是在各種app里度過的。在上海打車，uber、滴滴司機會抱怨淮海路怎么那么堵，因為我手機號沒換，還是北京的，所以他們有時候會問我北京是不是也那么堵呀，我心里就笑了，我說您要覺得上海這也算是堵，那北京您肯定得憋出神經病。我現在住的地方和公司很近，雖然房租貴一些，但交通費省了不少，我每天可以走路上班，沿著巨鹿路、常熟路走走，看看周邊的小店和街上的樹，感覺比在北京舒服很多。另外上海沒有北京那么那么大，周末我可以就近在安福路啊、五原路的餐廳和朋友吃個飯，或者在樓下菜場買點自己做——我不覺得在上海生活，需要買車了。而且在上海買車，雖然那塊鐵皮貴到爆，但對外地車的限制并沒有北京那么苛刻，不讓我上高架我就在選別的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管控，但外地車牌是不是也是國家承認的合法存在，憑什么在北京就要那么極端對待!?”

　　搬到上海之前，Tracy在北京完成了她從職場新人到中堅力量的過渡，經歷了早起擠地鐵、比公共汽車還難等的出租車到網絡約車的轉變：“如果沒有Uber、滴滴，我想我會更早離開北京。北京想要生活得decent(體面)點太難了，因為不光取決于你賺多少錢——我搖號買車搖了四年了，買房咬牙也只能買到五環郊區外;租房你雖然能住得近一些，但租金越來越高，雖然上海房租也不便宜甚至更貴，但同價位來說，要比北京的條件好不少。”盡管年初的火爆房市讓上海出臺了和北京一樣的外地人需連續繳納五年社保個稅才能獲取購房資格的政策(過去為兩年)，但Tracy說她短時間內不會考慮買房了，自打離開北京，她恍然大悟了，以后還指不定會去哪呢!

　　Tracy走在長樂路上，雖然按她上海的朋友的說法，這里早已經沒了昔日的風采，但她卻滿不在意：“很多人說上海比北京洋氣，但這只是個籠統的概念。以前在北京，我們都盼望大晴天;上海畢竟是南方，陰天多一些，開始不習慣天總是陰的，有太陽時也不像北京那么透亮，到了梅雨天雨水又多又潮，但久了我發現也挺喜歡這種陰天的，讓人覺得比較安靜，走在街上，聽到的最多的是羅森、全家便利店的門鈴聲——我曾經覺得我會放不下北京的一切，但現在看來，不牽扯什么放不放下，只要生活還在繼續。”

　　從Tracy在朋友圈和Instagram上發的照片看，她比以前愛打扮了，拍照的地點也更多地是在街邊的梧桐樹和老房子下——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北晴爽，南陰俏”吧!

　　“我都習慣喝有蝦皮的咸豆漿了”

　　在如今的中國，想要劃分出城市間絕對的異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無論南北，難看的商鋪招牌、一夜爆紅的黃燜雞米飯、連鎖的餐飲和購物中心讓城市間的同質化愈加嚴重。唯一的不同似乎就存在于地方飲食之中，來自北京的平面設計師黃喆從小習慣了喝原味的豆漿，但搬到上海一年不到，便已經習慣了這邊的咸豆漿、大餅油條和粢飯團：“以前經常來上海出差，但出了酒店就是去客戶公司，最多吃一頓老吉士、保羅餐廳的紅燒肉和草頭圈子。現在搬過來了，同事帶我去吃早飯，我才發現上海的咸豆漿要放蝦皮，還有放辣椒的。他們說的那個大餅，也和北京的餅不太一樣。我還是最愛粢飯團，加油條加咸鴨蛋的那種……可能我是個吃貨，上海給我最直接的第一印象就是吃的比北京好，雖然北京是我家，但的確北京人普遍活得很糙，在北京的飯館也是油多又不好吃“。黃喆以前是某時裝雜志的美術副總監，去年他決定辭職，在幾個早先搬到上海的同事和朋友的招引下，這個地道的北京人離開了家鄉。

北京昔日的青年文化聚集地之一的鼓樓

　　“我和幾個朋友想開一家Lifestyle式的買手店，最開始當然希望開在北京，但我們也知道憑著北京的街邊商業和氛圍，能做起來的可能性不大。我小時候經常去的鼓樓，新街口這些年輕人愛去的地方，現在要不是半死不活地靠外地游客生存，要么就徹底黃了。外加天氣差老霧霾，大伙都不愿意在外面走，算上冬天又冷，這樣下來一年來實際能做生意的周期也就8-9個月，基本人群只能進商場，可北京的商圈主要集中在東邊，人流多的就是三里屯、大望路、世貿天階這一帶。三里屯是首選，但租金和對商戶資質的要求太高;新光和世貿天階，又缺乏那種做我們這種定位店鋪的氣氛。”

　　在黃喆離開北京的半年前，我曾和他到新街口一帶閑逛，昔日這里是北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之一，有大量販售打口碟、進口隨身聽、音響器材、雜志書籍的店家，但如今在政府治理改造后，只剩下一片破敗的場景。望著現在的新街口南大街，黃喆和我感嘆如此黃金的老城里地段，看起來卻跟著小縣城沒什么區別——雖然被譽為北京最好吃的涼面館之一的華天新川仍舊人聲鼎沸，但更刺耳的是旁邊真維斯專賣店店員的叫賣聲，以及從喇叭里傳來的亢奮女聲：”好消息好消息，本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清倉，一律五元一件，五元一件……”

　　“真逗，都倒閉了還好消息。”黃喆冷笑。作為北京人，他曾經也一度有無限的自豪感，“我想每個北京人都有點這種牛氣勁兒吧，特別是奧運前后，北京的變化特別大，銀泰啊、新光啊，三里屯啊，都讓人覺得真的很國際化，而且天南海北的人都往這扎。但我覺得自打霧霾開始厲害之后，有一些人就開始離開北京了，可霧霾只是個引子，關鍵目前北京的確不太宜居。以前我也特煩那些外地人老挑北京毛病，嫌不好您甭這賴著啊，哪好您上哪去啊!不過現在我不會那么偏激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矛盾只是表面，就是個最不走腦子的宣泄點，可如果繼續這種沒意義的斗，只能更差——不能只是圍著老北京這個說法止步不前，而且北京攬的角色太多了，一會文化一會經濟……”黃喆對京津冀一體化的政策并不抱樂觀態度，因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京也不是一天能分散的。

　　在上海，黃喆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烏魯木齊路附近的獨立書店Closing Ceremony：“他們其中一個老板，也是從北京搬到上海的。”黃喆感嘆作為文化之都的北京，如今卻空有這樣一個標簽：“不是你到故宮、到清華北大逛一圈留個影就能說感受到文化氛圍了，人人都說北京比上海適合創業，但我不想輪什么資、不想搞什么互聯網，我們就想做個買賣。”黃喆回憶起在北京某知名咖啡館里的一幕，幾乎有三分之一的顧客都在唾沫星子橫飛地高呼自己的項目將成為下一個阿里巴巴，明年就能市值十幾個億。

　　在外地人看來，北京孩子是不會輕易離開家鄉的，黃喆說自己32歲之前都沒想過離開北京：“我在北京有房子，有車，按朋友的話講，我是個北京小爺。可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稱號，有一天我開車聽廣播，那嘉賓是北京人，講北京的小吃，不知道為什么我聽了很反感，可能是因為他那種又傲慢又痞氣的語氣吧!現在的北京文化不再是我小時候那種有點土有點懶有點欺生但實際心眼好，實誠了……總之，我不想因為我是北京人這個符號就死守著這一片天了，樹挪死人挪活”。不過，黃喆也向我強調，在他看來，北京固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卻也有許多人僅僅是出于對自身現狀的不滿，轉而將希望托付給一個看起來更合理規劃的城市：“沒有哪里是烏托邦，所以不是你離開北京了，你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

　　黃喆和幾個合伙人還在上海尋找合適的地段和店鋪，雖然租金一樣高昂，但他們相信，這里的環境比北京更適合零售，上海年輕人對新晉品牌的接受度也更好。他們目前正密切關注上海政府對于五原路、永康路等時髦店鋪、餐飲匯集的路段的改造計劃：“希望不要像北京一樣，那我們真的會感覺有些失望。”

　　太陽的起落于東西，人生的終點卻不在南北

　　在黃喆的合伙人中，有一位已經在北京生活十五年的新加坡人羅先生。2000年，經獵頭牽線，他來到北京，負責某地產項目旗下的購物中心的招商業務，沒想到少來黑發志氣揚，如今謝頂白鬢長。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對中國的印象全部來自北京。不喜歡上海，因為哪怕是在上海住了很久的人回來都和我們說，No，上海太浮躁，上海人也很計較之類，北京更好，北京生活很舒適，節奏沒那么快，更有人文氣氛……我自己是在一個紀錄片里看到北京的，記得有老先生老阿姨打太極的畫面，還有一段配樂，我當時聽了很喜歡四處找，后來知道叫《洪湖水浪打浪》。”

　　自古至今，中國南北的較量就一直存在。在地域的偏見下，上海人總扛著著為形形色色的負面標簽。羅先生聽到的最好笑的關于上海人的評價來自一位意大利同事：“他說上海人無所謂別人怎么說他們，反而越說越開心，還覺得是光榮”。

　　“新加坡是個多元融合的地方，所以我個人不是特別會聽得進去這些。但在北京這么久了，我發現北京人也不是那么所謂的豪爽，現在這個年代，大家還是不要太偏面地去看待一個地方的人了。同樣，我也不覺得上海人就像大家說那么崇洋，但我手下的小姑娘還是會跟我說現在上海就流行這樣的耳環哩，那感覺讓我覺得有點像巴黎人。你不要看有那么多洋派咖啡館、賣Tom Dixon的小店鋪，上海目前的形式感已經有了，但內在并沒有超越很多，和東京、香港還是有差距“。但今年三十兒那天，上海的街道幾乎空無一人，羅先生預約好了出租車去機場，準備前往西班牙度假，一上車司機便用上海腔普通話向他問好：“先生，春節好。”羅先生說那一刻他有點意外。

　　“我不會一味看GDP那些數據去衡量一個城市，這些數據有參考意義，但我每到一個地方，我會花很長時間觀察街邊的人，聽他們在餐廳和咖啡館里聊的事情，和居住在當地的人聊天——這套方法不是每個做生意的人都會同意，但我比較相信我的直覺，算是老天爺給我的一個禮物吧!”

　　關于北京和上海在時裝領域的區別，羅先生則不認為北京占弱勢：“對于奢侈品而言，北京還是有相當大的優勢，比如SKP仍舊是最重要的商場，北京對于高級珠寶、腕表的消費也比上海要強一些，但北京的確進步幅度很小;上海的優勢在于對新興品牌的接納度。對于從業者或者創業者而言，機會也就更多元化，條件自然也好。我有幾個設計師朋友搬到上海，并不是因為外界想象的面料供應、成本比北京有多大優勢，大部分是出于現在上海的產業、文化環境，直白些說就是熱鬧些，機會跟著就多，這也導致在中國做fashion，能去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目前上海明顯又更好。但也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新或者熱鬧的持續度通常不久，很容易走上另一種同質化”。和黃哲一樣，羅先生對于離開北京，并沒有持過多的感情色彩：“哪里適合哪樣的生意，我們就會去做。現在很多原來在北京的人選擇來上海工作也一樣，但這里不是天堂，除了地域上的特性，最主要還是看你自己的本事，巧婦難無米之炊，但你得不能光埋怨沒米”。

　　“你會想念北京的生活嗎?或者考慮未來回到北京?”，對于這個問題，所有受訪者的回答幾乎如出一轍，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黃喆也不例外：“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地點都不重要了;我不會高呼I LOVE SHANGHAI這樣的口號，我的口音也變不成海派普通話，我只知道我目前在這里，就像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方法地方一樣，遵守我該遵守的，做我該做的”。

　　今年的北京較以往，持續霧霾的情況有所好轉。晴空萬里的時候，陽光也能像記憶里那般燦爛，照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匆忙步入地鐵和寫字樓的男男女女只能享受短暫的日照，也定會欣喜好天氣帶來的愉悅。對于離開北京轉戰上海的人來說，這里的陽光滋養了他們的過去，但他們并沒有以逃脫和摒棄的態度離開北京，在北京實現了的、或者沒有實現的夢不再重要，上海也不是他們心中的另一個北京。

　　太陽的起落于東西，人生的終點卻不在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