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看慈湖木屐，古代女子出嫁必穿。

　　1986年10月，在慈湖遺址中發掘出土的眾多遺物中，有兩件器形完整的木屐，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木屐實物。

　　慈湖遺址位于寧波市區西北24公里，距舉世矚目的河姆渡遺址僅8公里，遺址背山面湖，西北群山環繞，東南地勢平坦。該遺址是寧紹地區河姆渡文化向良渚文化發展階段上的一種新文化類型，距今5365±125年。出土的木屐均為左腳屐，底部平整無齒，第一只屐為前寬后窄，圓頭方跟，底部六孔，其中前頭部一孔磨損成半月形，后端二組四孔間距較近，屐的兩側邊緣略為凸隆，端面呈凹狀，屐長24厘米，前部寬11厘米，跟寬7厘米。第二只屐為前寬后窄，有五個小孔，前頭部一孔，中部和后端各二孔，兩孔間挖有凹槽，屐長21.2 厘米，頭寬8.4厘米，跟寬7.4厘米。

　　從整個器形觀察，木屐有兩個明顯的特點：1、屐形設計趨于成熟，符合保護足部，便于行走的要求，長寬比例適中，略呈寬體型，底部前后均為削磨成弧形，使用時用柔性的繩子固定足部，而通過底部的繩子，恰好嵌入凹槽，避免與地面接觸，增加了使用壽命，就象今天寬松式保健鞋，穿著舒適方便，行動靈活自如，又堅固耐用。2、木屐所用材料質地細密輕便，制作工藝精細，并運用了切削、刻槽、鉆孔、磨光等多道工序，使屐面平整光滑，孔位準確合理，邊線流暢美觀，充分顯現了嫻熟的加工制作手法，與同期出土的木耜、木柄、木槳等器物相比，其制作工藝要細致不少，這一點第一只屐更為突出，估計為有一定身份的人穿用。另外根據一般人體比例測算，兩屐主人身高在1.55米和1.45米左右，有較大的年齡差異。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慈湖遺址出土的木屐并非是偶然現象，它說明了遠古的“慈湖人”對制作木屐就象制造其他生產工具一樣，成為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一項專門技術，并且在各個年齡層次和身份等級的“慈湖人”中已廣泛地使用了木屐。在布滿沼澤和荊棘的原始環境中，木屐的使用，對人類在更大的范圍內快速行動，捕殺各種獵物或從事其他活動，創造了便利條件，對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國，木屐一向被認為始于春秋時期，傳稱孔子周游列國到蔡時，蔡國因怕楚禮聘孔子，就有意軟禁孔子。有一天半夜，孔子腳穿的一雙大木屐被人偷去了，長期不知下落。后來孔子的木屐復又出現。到西晉時，被視為國寶，珍藏于皇宮武庫。公元295年，武庫失火，以致歷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器械一時蕩盡。”而所見最早的實物是位于安徽省馬鞍山市郊三國東吳名將朱然及其妻妾合葬墓出土的漆木屐。慈湖遺址木屐的出土，把我國木屐歷史向前推進3600多年，堪稱當今中國乃乃致世界第一古屐。

　　如果僅此而言，還不足以說明木屐對古人進行生產和各類活動所產生的巨大的優越性以及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內涵。據《廣雅•釋器》：“屐jué木也。”又《急就篇•釋車》云：“屐者，以木為之，而施兩齒，可以踐泥。”不僅說明木屐早就被古人所重視，而且遲至漢代就已經出現了屐底前后有齒的木屐。隨著生產技術不斷發展進步，木屐在古代鞋類中越來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據所關考古資料記載，進入南北朝時期以來木屐的品種規格已多樣化，甚至出現了竹屐、帛屐、蠟屐、棕屐、草屐、皮屐、金齒屐、勾背屐和畫屐等。可以想見，在長江流域，腳著木屐已成為一種時尚。不僅如此，就在黃河流域也頗為流行。相傳晉國大臣介之推被燒死在錦山上，晉文公十分悲痛，將其死時所抱之樹制成木屐，每年此日便向木屐深深鞠躬。木屐的廣泛流行，也進一步拓展了它的使用功能。據《晉書•宣帝紀》載：“青龍二年諸葛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帝出兵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馬步俱進是也。”這是木屐用于軍事目的一個實例。甚至連敦煌出土的觀音畫象中所畫的觀音菩薩也穿上飄逸瀟灑的木屐。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一種前齒和后齒均可拆御的，供游山玩水所穿的木屐。《宋書•謝靈運傳》稱謝靈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后齒，使用起來，既科學又十分方便。還有一種與木屐功能相同的鎏金銅釘屐，更是把木屐裝飾得華貴富麗。如出土于吉林省集安縣的鎏金銅釘屐，每只屐上鎏金銅釘多達35枚。

　　木屐作為重要的生活用具，凡此種種實例，在近幾年考古資料中舉不勝舉。另一方面，我們在古代的詩文中來考察木屐，會驚奇地發現，古人對木屐更是作了大量生動形象的描述。如唐代大詩人李白“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描繪的是唐代貴婦穿木屐的情景，而“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又給人以無窮的?想。詩人劉長卿“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云依靜渚，芳草閉閑門。”使道士幽閑、靜雅的居處順著屐印而隱約可見。南宋詩人葉紹翁的“應憐屐齒印蒼苔，小叩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更是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直至清代詩文仍然有深深的屐印。如孔子七十代孫孔廣綮《春雨》：“高低繡陌濕無痕，處處蒼苔屐齒存。”

　　對木屐的穿著習俗，古代規制也頗為講究。《后漢書•五行志》載：“婦女出嫁時必須穿木屐，屐上施以彩畫，并以五彩絲帶系之。”在南北朝時期，婦女著圓頭屐，男子著方頭屐，圓即順從之義，當時社會男尊女卑的陋習可見一斑。不過到近代，著屐只是為了輕便、涼爽，在重要場合是不能穿木屐的。

　　木屐在我國傳承了5000多年，今天盡管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銷聲匿跡，只有在原百越文化圈邊陲廣西地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還有木屐身影。但印刻在木屐身上的歷史信息，并不會因之消失。相反，會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而愈加豐富。

　　談到木屐，自然讓人聯想到素稱木屐之邦的日本。確實，在當今日本木屐無所不在，每逢過年(元旦)或婚、嫁、壽等喜慶場合，成年男女都身穿和服，腳著齒屐，以示慶賀。尤其是對歌妓和傳統舞蹈來說，木屐更是必備之物。據日本的有關考古資料記載，日本使用木屐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九州吉野ヶ里遺址為代表的彌生(文化相當于我國春秋——漢朝)。該遺址范圍之大，保存實物和遺址完整且內涵之豐富，為日本近年來一項重大考古熱點。該遺址所體現的中國江南文化要素特別豐富，如稻作農業、高床式(干欄式)建筑、石室土墩墓及下馱(木屐)等遺跡遺物，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乃至以后裔周至春秋時期寧波地區土墩石室墓有驚人相似之處。因此，有很多中國和日本學者認為該遺址的主人就是當時中國江南人，沿“華中說”線路直接從寧波一帶東渡去日本的。無怪乎在日本語言中，至今仍保留許多方言，如：“mae”、“mo jang”，在日本寫作“貓”和“麻將”，讀音和詞義完全相同，而音同義近詞更是不計其數。由此推斷，木屐沿著這條線路開始傳入日本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介紹，日本彌生時代吉野ヶ里遺址出土的木屐，與慈湖遺址出土的木屐相比，有很深的淵源關系，而且形制相同，只是尺寸略偏大，制作工藝較粗糙而已。但遺憾的是沒有能看到吉野ヶ里遺址出土木屐的實物照片，無法作器形比較。而這一點在日本廉倉時代名畫《扇面法華經冊子》及《明惠上人圖》中得到進一步證明，其所畫齒屐與朱然墓中的漆木屐幾乎相同。因此可以說，日本木屐的根在中國，中國木屐始于良渚時期的慈湖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