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與職業：我們為什么要穿制服？

關于制服的品味、文化與規訓

穿著與職業、社會身份之間的微妙關系最生動的體現，莫過于這兩年在短視頻文化里被花式演繹的一個段子：勢利的奢侈品店員靠打量人的穿著，來區分哪些顧客具有消費能力，結果慘遭打臉翻車。

但面對服裝這層社會化、符號化的“外殼”，其實每個人都在潛意識里無法避免地“以衣取人”。不信，挑一個傍晚六點的下班高峰期，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觀察經過你面前的每一個人，試著只通過外表判斷他們的職業，你那時的腦回路，應該與上述段子里的店員沒太大差別。當面對服裝符號化的究極形態——制服時，我們更是如此。愛研究格調和品味的毒舌文化學者保羅·富塞爾就曾經出過一本名叫《品味制服》的讀物，里面事無巨細地描述了各種制服，從童子軍到修女，從3K黨到公司職員，從水手到看門人。富塞爾指出：“穿著折射自我，而穿著打扮所傳遞的信息，有時卻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制服與職業

意大利MAST藝術館，在今年策劃了一期名為“UNIFORM:INTO THE WORK/OUT OF THE WORK”的“制服”主題展覽。展覽時間從年初到9月，一共展出了20至21世紀44名攝影師的作品，共計600多張照片，展示了不同社會歷史與專業背景下工作者們所穿的多種服裝。旨在通過觀察制服與工作者的關系，來體現制服本身所蘊含“接納”與“排斥”的兩面性。

日本哲學家鷲田清一在《古怪的身體-時尚是什么》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所穿的衣服就如同被遮蔽、看不見的身體的一個“全身像”，“社會賦予我們各種意義（性別、性格、職業、生活方式等，不僅僅是身體這個客觀存在，還有這些內在產生的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我們這個‘像’），也讓這個‘像’得到多重的包裝和強化，通過各種能看得見的形式被表現出來。”

UNIFORM展覽中所展出的攝影大師Irving Penn的作品“Small Trades”肖像系列，就很好地體現了鷲田清一的觀點：1951年，Penn邀請來自紐約、巴黎和倫敦街頭的普通勞動者，糕點師、消防員、小商販、屠戶……這些普通人身著工作服，手持日常工具，與Penn一同完成了這組肖像，時隔近70年的如今，不用看展覽標簽，僅憑照片里人物的工作服飾，我們便能輕而易舉得知他們不同的職業與身份。

在Penn的鏡頭下，1950年代戰后人們對于工作與職業的熱愛與歸屬感，對于勞動的自豪感，通過他們身穿工作制服的驕傲神情便能知曉。盡管他們身穿的制服最初通常是為功能性或防護性而設計的，但每種不同的制服也總是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它的每一個細節，從剪裁到著色，都帶有著這個行業深遠的人類經驗，勾勒著這個行業人員身體日常的運動軌跡。

制服與階級

《觀看之道》的作者、英國藝術批評家約翰·伯格在文章《西裝與照片》里，通過對德國攝影紀實大師August Sander幾幅照片里身著西裝不同個體的分析觀察到，西裝在不同人身上所表達的形象與社會身份是截然不同的。

August Sander的《二十世紀的人類》系列攝影作品也被囊括在此次展覽中。在其中一張名為《去往舞會路上的農民》的照片中，三個身著三件套西裝的農民佇立在郊外的小路上。另一張名為《新教傳教士》的照片，拍攝對象是同樣身著三件套西裝的人們，只是他們的職業是傳教士。但用約翰·伯格的觀點來看，“這些靜態照片展示出，西裝不但不會掩蓋其穿著者的社會階層，反而會將其強調和凸顯出來。”

在他看來，西裝在二十世紀發展成為了一種“統治階級彼此心照不宣的制服”“屬于遠離勞動的人群理想化的服飾”。因此，裁剪與細節之處也是為了修飾靜止不動的身形居多，“但農民擁有一種特殊的身體尊嚴：它由一種在勞作中讓身體得以徹底放松的功能主義所決定。……他們的身體的體態和西裝的形態之間的矛盾是非常明顯的，當他們因為時髦穿上西裝，在西裝廓形中突兀的強壯身形，也同時毫無理由被制定西裝規則的人貼上了粗鄙、笨拙的標簽”。

在約翰·伯格眼中，這也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所說的“階級霸權”的一個圖像范例——想要彰顯自己的身份，就必須穿西裝，不論它適不適合你。

而另一參展作品——攝影師Florian van Roekel的跟拍計劃“How Terry Likes His Coffee”系列，則是約翰·伯格視角的現代延伸。Roekel用了15個月，在5家不同的公司偷拍工作人員的日常行為習慣、工作姿勢，想以此探討職業化對人們的現實影響。

Florian van Roekel并沒有將視線投向整體的“人物”，而是通過聚焦不同職員身上西服與襯衫的狀態，試圖還原出他們日常的生活軌跡。同樣是西裝與襯衣，但從每個職員衣間的褶皺分布與數量，局部的平整或隆起，其實不難推斷出他們是長期久坐駝背伏案，卷袖打字的文員，需要東奔西跑的司機，需要經常曲肘接電話的銷售，抑或是西裝一直筆挺如新的高層。

這些表面上沒有規定的“西裝襯衣”式搭配，卻不知不覺成為了企業當中的制服。盡管它卻并不能與每個人所需要的服飾功能、工作狀態、社會形態構成一致。但這可能就是福柯口中“現代性帶來的新的去個性化”的規訓機制：通過制服對身體的約束，施加在制服上的權力被穿著者接受并內化了。

制服與反叛

荷蘭著名肖像攝影師Rineke Dijkstra的作品“Oliver”，同樣出現在這次展覽中。

Dijkstra用三年時間，跟蹤拍攝了一名年輕士兵，記錄他從入伍到受軍隊訓練后的轉變，這件作品更是直觀的展現了制服、規則與人的身份會怎樣相互作用：從Oliver第一張照片中與生俱來的青澀瘦弱，到中期適應階段穿著制服時的迷茫神情，再到最后一張照片里，他儼然適應了制服的存在，并且神情嚴肅堅定，與任何一個身著制服的軍人無異。

可見，服裝與被強加的身份是相互融合，相互強化的。換句話說，如果個體想要塑造屬于自己的身份，最簡單的起始步驟就是反抗“制服”，尋找自己的穿衣之道。

在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的紀錄片《都市時裝速記》里，接受訪談的山本耀司說：“年輕的時候，我總想著我不要和大人們穿成一個樣，我要打破平衡，總是故意穿得比較邋遢。學生時代開始我就這樣固執的反抗著，開始工作的時候這種想法已經像嘗試一樣深植心底了。”

其實學生時代的每個人，不論是改短校服裙，在校服上涂鴉，還是只穿上半身校服，都或多或少有過那么點反抗，但是成年之后，反而很少人再有這樣的勇氣，蔑視自己工作環境制服與所謂的“dress code”。

與此相對的，藝術家Walead Beshty卻偏偏醉心于捕捉那些叛逆成年人的著裝。他的個展“Industrial portraits”，也被收錄在UNIFORM展覽當中。

“Industrial portraits”由364張藝術界業內人士的肖像組成，展示了他們不遵循任何社會化規則的穿衣風格，他們用多樣化、古怪的著裝來表達真實的自己，Beshty想用作品表達一種anti-uniform的觀點，但說到底，藝術行業的“uniform”就是“著裝越個性越好”，如果真要做到anti-uniform，對藝術家而言，穿一套最無聊的保險推銷式化纖西服才是真正的“個性十足”。

正如策展人Urs Stahel提到的，“在意大利語中，制服的對應詞有兩個，分別是‘uniforme’和‘divisa’，前者強調制服統一的含義，而后者卻強調分隔的概念，而制服本身正體現著，‘統一’與‘分隔’其實是兩個相互聯結的行為。”一方面，在統一的制服下，個體的個性、特點、階級與背景皆被隱藏；而另一方面，制服用統一的概念突出集體的一種身份，使其區別于其他社會群體。不管是作為群體的標志、階級的延伸、還是時尚的門檻，我們談論制服，但我們談論的，其實遠遠不止是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