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破壞者》的女主角小女孩貝妮的自救之路

C-PTSD（創傷后壓力綜合征）患者貝妮是個愛吃糖果、身著玫紅色系外套和蝶粉色獨角獸兒童襪的孩童，她是寒冬人群中唯一的一抹亮色。但大多時候，她更像是一個斗士，輾轉于兒童之家和醫院，與孤獨的生活抗爭。

貝妮是影片《系統破壞者》的女主角。這是德國女導演諾拉·芬莎伊德的處女作，入圍今年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得阿弗雷鮑爾銀熊獎，提名為德國申奧片，還將參與2020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角逐。在上周的第七屆德國電影節上，本片也作為開幕影片，與北京觀眾見面。

貝妮投向窗外的目光一次次地被玻璃阻隔。一方面在敘事上反復強調她對“兒童之家”以外世界的憧憬；另一方面，柵欄式前景遮擋的窗框諸如牢籠式的限制，將其緊緊框定在窗格內。寒冬窗外枯木枝椏映襯在透明玻璃上，像是玻璃的裂紋。與此同時，教導員、醫生、兒童之家的同齡人在不同場所同樣透過窗戶向貝妮投去的注視，盡管充滿同情，卻始終保持著距離，并未建立起真正意義的共情。

系統破壞者。資料圖

這種距離不僅是通過單人鏡頭分切開來，更是通過玻璃隔離開來——阻隔在貝妮與人群之間的玻璃不僅確保了觀看者的人身安全，也作為一種可見的介質，時刻提醒觀眾兩者之間的隔閡。此類略顯壓抑的鏡頭語言，如車內以后座視角拍攝副駕上的貝妮的方式，極其克制地將本可以通過人物面部所傳遞的情緒一再壓縮，在場的觀看者退居至“聽眾”的位置，始終站在客觀視角的導演也適時關閉了觀眾可能由畫面信息切入的共情。

貝妮并未與世人建立任何一種穩固關系：被生母拋棄、被三十余所兒童之家拒絕、被同齡孩童孤立，社會關系網的任何一環都無法精準恰切地安置她。“長大后你想做什么？”“教導員。”“長大后你想做什么？”“廁所清潔工。”或許是因為在她的世界里只見過這兩個職業：兒童之家的教導員和森林的廁所清潔工。她拒絕成長，拒絕規訓，也被成人世界所拒絕。養母有了養子，生母有了次子，米夏家庭美滿幸福，貝妮不是任何人的唯一。跟隨著晃動的手持攝影，貝妮躁動不安的情緒躍然銀幕；固定畫面則慣常地將她置于人群對立面，出現在孤立無援的單人鏡頭里。

整部影片出現的雙人畫面屈指可數：允諾貝妮可以重新回歸家庭的餐敘中，她和媽媽的雙人鏡頭；森林里米夏找到失蹤的貝妮后，二人一起返家的背影……這個動人的場景讓我們想起二人初識時刻鏡頭語言的表達，那時的情緒是生硬的，隨著情感的疊加和推進，鏡頭的移動也演變成橫移或變焦鏡頭，更具柔和之感；貝妮認定米夏為親人后，二人真正構成一個穩固的雙人畫面。至此，終于有人能夠與貝妮共享同一情感空間。除此之外，即便是慶生這種群體性畫面，導演依然選擇采用貝妮和站在對面數米之遙的客人群像的正反打鏡頭，貝妮沒有走入人群獲得一個全家福式的大團圓和諧畫面。

影片最后一幀畫面，不再有窗框束縛，而是在藍天下抱著獨角獸奔跑、飛躍著的貝妮。人物畫面和破裂的安全玻璃疊合在一起，貝妮沖破安全玻璃，像野獸被放生，重返森林。《系統破壞者》帶領觀眾與狂野而充滿能量的九歲小女孩貝妮，一起踏上她困難重重的人生旅程。旅程的終點，貝妮將獲得什么？一切留給觀眾自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