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好將帶6份提案上兩會 建議國家設立生豬發展母基金

     5月18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多家媒體公開其2020年六份提案。

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有關生豬市場的提問時，劉永好表示，去年以來中國能繁母豬存欄量下降了40%，小豬產能不足，使得豬肉價格大幅度上升，現在及過去一段時間遠高過平均價格的一倍以上。

     “這次的豬周期，可能會延續更長的時間。”劉永好表示，“但是，隨著許多企業加入生豬養殖產業，豬肉的產能會不斷恢復，到后年存在出現供大于求和價格跌破成本線的可能。”

      據悉，劉永好今年帶來六份提案，作為中國最大肉蛋奶和飼料企業的董事長，他的提案中有三份聚焦于農業和農村，分別是：《關于解決農村耕地拋荒，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提案》、《關于雙疫情影響下加速恢復生豬產能，實施綜合性提振復產措施的提案》和《關于做好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產業銜接建立城鄉一體扶貧保障新體制的建議》。

生豬產能需加速恢復

      受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2019年我國生豬存欄同比下跌27.5%，今年以來全球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疊加非瘟疫情的常態化，進一步影響了全球的生豬產業。生豬供給可能較長時間處于偏緊狀態，豬價處于持續高位的時間比以往的各輪周期要長。

    “這對我國的豬肉供給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特別是對新希望這種肉蛋奶生產企業，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劉永好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國消費者食用鮮豬肉的飲食習慣由來已久，也是因此就要求中國的生豬產量需要快速恢復。”

      在這種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密集出臺了一系列以扶持生豬生產、保障豬肉市場供應的政策措施。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專門指出“要確保2020年年底前生豬產能基本恢復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密集政策的鼓勵之后，許多大企業“跨界”養豬：從碧桂園、恒大、萬科等房企，到網易、京東等互聯網公司，都紛紛將目光投向了生豬養殖業。養豬業風險大、周期長，這些大企業的進入，也讓這一行業從過去無人問津，到站上風口。

    “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來養豬，我們技術水準、能力和產量就會提高，這是好事。”劉永好說，“到最后，這個行業拼的是成本、技術、管理和規模，最終的受益者還是中國的消費者。”

恢復中國的生豬產業，涉及養殖用地、資金投入、金融服務、基層動物防疫、科技研發、人才建設等多個方面，為促進在疫情壓力下加速恢復產能，需要一系列的綜合性措施。

      劉永好認為，首先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國家層面設立生豬產業發展母基金或發行特殊國債，非瘟加速中國養豬業轉型升級，規模化養殖成為主流，金融支持也應改變過去小額補貼到戶的方式，通過在國家層面設立生豬產業發展母基金。

其次，適當推廣聚落化養殖模式，支持養豬用地“聚零為整”，這一模式具備防疫情、講環保、控成本等多方優勢，在合適的地區進一步推廣這一模式，推動國家生豬產業的整體轉型升級。

     第三，加大養豬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創新性的育種、養殖、疫病防控技術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由國家加大資金支持與政策引導，繼續發揮企業的主導作用，加快養豬產業內重點領域的科技創新。

最后，加強跨區域協調，在嚴格落實非瘟防控的前提下，創新政策安排，支持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在內部和企業之間跨省、跨區域調配種豬、仔豬，優化全國生豬生產秩序。

鄉村振興需建立產業銜接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勝之年，我國即將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非常關注在絕對貧困消除之后，新形勢下的扶貧新機制、新辦法。”劉永好說，“扶貧是一項沒有終點的任務，民營企業有責任參與其中，繼續堅持造血式的產業扶貧。”

據悉，新希望在全國的產業扶貧項目超過了80個，幫扶超過一萬人，在四川涼山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興建了現代化的扶貧養豬場；在貴州，實施了異地搬遷，加上環境整治和現代養殖結合在一起的扶貧模式。

      他認為，過去集中連片、以農村為主的貧困地域特征將改變，貧困人口將分散在城鄉各處，因病、因災、因失業致貧返貧的青壯年及其家庭，留守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等特殊群體將成為主要幫扶對象。

因此，針對性的扶貧減貧仍將是一項長期工作，需要總結前期脫貧攻堅戰的成功經驗，轉變精準方向、制定新的貧困人口判定標準。

     “繼續大力發展高效環保、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產業，加快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農產品價值鏈。”他說，“要堅持引導產業項目真正對接市場，提升技術水平，改進產品質量，增強市場競爭力，實現‘獨立行走’。”

而在后續扶貧的過程中，農業、農村依然是重要的抓手。

     近年來，中央不斷加大對“三農”工作的扶持力度，新農村建設的大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實施，給農村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文明進步。“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拋荒的現象，需要重視且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劉永好說。

究其原因，劉永好認為，一是外出務工人員增多，農村勞動力匱乏；二是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經濟效益低；三是種植水平低規模小，人均效益率不高；四是農業生產技術低下，產業結構調整慢；五是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抗災害能力不強。

      也是因此，他建議首先應開展拋荒耕地大普查，下決心治理拋荒問題。建議以縣為單位組織開展耕地拋荒大普查，建立農村拋荒耕地臺賬，精準掌握鄉村耕地拋荒情況，充分發揮村、組兩級基層調控作用，將拋荒耕地及時發包給勞動力富余的農戶。

     其次，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促進規模化經營，各級黨委、政府及村組集體經濟組織要建立健全耕地流轉機制，充分發揮在耕地流轉過程中的引導和監管作用，積極化解耕地流轉過程中的問題。

      第三，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優化“種養加”產業化布局，要走出農業不賺錢的困境，關鍵是種、養、加的布局問題，建議要有一盤棋的用地規劃、要有科學的空間布局。

      最后，強化農業的市場導向，提高農產品效益，要減少土地拋荒，必須解決農產品價格低的問題，建議各涉農部門要積極幫助農民把準市場導向，降低種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