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雷：中國應加快構建零碳工業體系

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本世紀中實現碳中和的共識和行動，不僅推動了能源革命，更將開啟一場零碳工業革命。目前，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建立在相對高強度的碳排放之上，因此在全球碳中和目標確定的背景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去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遠景科技集團CEO張雷就帶來了一份呼吁盡快立法建立碳中和時間表、為全球應對氣候危機樹立表率的議案。在去年末，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對外表態，中國有了自己的“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確立之后，發展風能、光伏已經成為中國自上而下的共識。”張雷說，“在這個階段很多爭論已經沒有必要了，我今年也沒有提風電相關的議案，現在需要做的是‘數學題’而不再是‘辯論題’。”

而在今年，張雷的議案著重強調中國應抓住碳中和歷史機遇，加快構建零碳新工業體系。他判斷，全球工業體系在未來20-30年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能源生產徹底轉向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而且使用能源的交通、建筑、鋼鐵、化工等產業體系，將在技術路線和生產裝備上發生重大的變革。

“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張雷眼中，零碳工業體系的打造無異于一場新時代的“工業革命”，他希望這樣的工業革命發生在中國，而中國也具備誕生這場革命的土壤。

碳中和轉型不僅考驗著中國的能源結構改革，更是對整個工業體系的挑戰。中國2019年碳排放達到了100億噸，占全球排放的30%。而按照工業門類來看，鋼鐵占據整體碳排放超過14%，轉型的迫切性極高。

目前，對碳排放權進行定價已經成為全球共識，目前歐盟碳排放成本已經達到30歐元/噸二氧化碳，預測到2030年將在60-90歐元之間，當前的歐盟碳排放價格折合煤電的額外碳成本是0.23元/千瓦時。而以鋼鐵行業為例，歐盟折合焦炭制鋼的額外成本是400元/噸。

也是因此，歐盟料將提出碳邊境調節機制，對進口產品征收碳差價稅；美國和英國也正在醞釀類似機制。當碳排放量控制成為雙邊乃至多邊貿易框架下的要求時，再去進行零碳工業體系轉型就為時已晚。

同時，工業體系去碳化帶來的重構，提供了中國高端制造業“換道超車”的機會。在交通領域，中國的動力電池技術正在取代德國擅長的發動機技術；在發電領域，中國的智能風機正在取代美國擅長的燃氣輪機；在材料領域，中國崛起的生物合成技術將超越傳統的化工技術。

因此，零碳新工業體系不僅有利于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取得優勢地位，也將極大促進國內大循環，產生新的發展動能和增長空間。低成本的零碳能源系統將有效降低國民經濟的運行成本，減少對國際化石能源的依賴，保障了能源安全。在此之上的新工業體系也將具備更強抵御風險的能力。中國工業體系將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獨立安全，占據主動。

從現實角度講，中國目前開展零碳工業體系變革并不存在太大的阻礙。

“零碳新工業體系的基礎是可再生能源系統，中國具備了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可以提供數倍于中國經濟之所需。”張雷告訴記者，“三北地區的風電成本和青海等地的光伏成本已在0.2元/千瓦時以下，2023年成本將實現0.1元/千瓦時。”

如果中國充分發展可再生能源，并加快打造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業體系，中國制造的產品不僅將獲得“綠色通行證”，繞開碳關稅，而且還因去碳而成本更低，中國制造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中國將從“人口紅利”轉向“綠能紅利”，成為全球零碳新工業的中心。

“我在未來更關注下游創新”

張雷認為，應給2030年前碳達峰設定峰值，并根據峰值測算出年度的碳排放總量。只有清晰透明的總量目標體系，才有助于按行業逐層分解，才有助于碳配額的確定，才能讓碳交易市場合理運行，為碳排放有效定價。

此外，應該制定零碳新工業體系的頂層設計和中長期規劃。在各行業各領域制定自己的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時間表與路線圖的基礎上，更需要分析該領域碳中和的關鍵技術路線和生產裝備。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壯大綠色能源裝備產業，加快培育零碳能源在關鍵領域的應用技術。”張雷說，“特別是涉及到使用零碳新能源的這些領域的技術路線和生產裝備，他們將會發生一些重要的變革。國家也應該去鼓勵這些技術的推廣。”

同樣是以鋼鐵行業為例，目前我國焦炭煉鋼的成本遠低于綠氫煉鋼，但如果我國的鋼鐵企業沒有低碳轉型的緊迫性，等到歐洲、美國的競爭對手完全掌握這樣的工藝，面對越來越高的碳排放成本，再去轉型很可能將會落后于人。

“而從事這些技術和裝備生產的企業，他們的創新需要被推廣和激勵。”張雷說，“因為能源的生產只是整個零碳工業革命的其中一部分，目前中國的風電光伏和儲能等行業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未來應用新能源的這些先進裝備，也是零碳工業革命的一個推進器，我未來更關注下游應用發生的創新。”

除了裝備、技術的創新，目前我國的體制機制也需要適應新的碳中和目標，以盡快孵化、推進整個中國工業體系的零碳革命。

“中國的發展還沒有與能源消費脫鉤，碳排放與能源消費密切相關，以往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有助于控制碳排放總量，但也會放緩經濟增長。”張雷認為，“單純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尤其會讓中國綠色能源豐富的廣大地區，錯失產業發展的寶貴機會。”

也是因此，他認為在“十四五”期間，中國各級政府應從考核能耗向考核碳耗過渡。鼓勵各地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滿足新增能源需求，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地區可以率先試點，加快建立綠色智慧的能源體系，把當地的綠色能源轉變為產業優勢。

目前，中國非水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地區，也恰恰是傳統化石能源的儲量聚集地。鼓勵這些地方先行嘗試將“碳耗”和“能耗”區分開，不僅可以對這些地區的碳排放進行限制，也有利于他們在綠色低碳的新工業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其低碳能源基地的作用。

“同時，還是要通過市場機制把這個信號傳遞起來。所以碳市場非常關鍵。”張雷認為，“加快電力市場、碳交易市場、綠電交易機制的改革，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配置綠電，使綠電向優勢企業流動。”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綦宇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