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政產學研模式走進“無人區”：探索長三角一體化創新樣本

區域科技與產業創新發展，是提高長三角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率先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近日，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聯合發布《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方案》，提出到2025年，G60科創走廊基本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創走廊。根據2020年底科技部公布的《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下稱“《規劃》”），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共同體。

長三角科技創新符合國家戰略。此前，《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科技強國建設中，大學既要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要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聯結紐帶。

作為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高校是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和技術產業化的重要力量，也發揮著人才培養、科研教育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此前，浙江大學聯手多方力量設立的“繁星科學基金”，支持“計算+”創新實驗室的建設，推動生物、醫療、農業、食品等領域的交叉方向展開基礎研究及前沿探索。

這一舉措，將有力地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實現科技創新的發展目標。

聚焦長三角

不同于以往的基礎研究，有賴于政府資金的投入。而此次擔綱先行者的繁星科學基金則是政府、高校和市場力量合作的產物，是更加緊密的高能級政產學研創新聯合體。捐贈方是浙江大學校友、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發起的繁星公益基金。

“從科技史來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會改變。放眼未來科技創新版圖，世界創新中心除了歐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也將成為一個重要增長極。”吳朝暉指出，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是當前中國創新主要集中的三個區域。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的創新力全球排名為第14位，與2019年持平，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國有17個科技集群進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強，數量僅次于美國，排在世界第2位。

以長三角為例，這里集中了全國近四分之一的“雙一流”高校、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為長三角建設科創共同體提供了基本盤。在區域創新資源的聯動上，長三角三省一市各具特點，譬如上海綜合優勢突出，江蘇制造業發達，浙江數字經濟領先，安徽創新活躍、生態資源良好。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三省一市創新資源的匯聚和連接更加頻繁，能級不斷提升，有能力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在吳朝暉看來，在長三角科創共同體建設中，特別重視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作用。

他談到，浙大正在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生態文明與環保創新、設計育種等多個領域推進“創新2030計劃”，力爭在“從0到1”的基礎研究、“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產生重大原創成果。對此，繁星科學基金首期1億美元捐贈資金，將用于“計算+生物醫療”“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三個創新實驗室的科研項目。

長三角科創新模式

繁星公益基金會和浙江大學高等研究院展開合作，也是迄今為止其最大的一筆捐贈。雙方共同成立了“繁星科學基金”，重點關注點將落腳前沿技術和基礎科研方面的探索。

作為第一期資助，繁星公益基金將在未來3-5年向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捐助1億美元，用于“計算+生物醫療”“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三個創新實驗室的科學研究項目。

從國際上來看，Google、微軟、Intel等科技企業都在推動AI+生命科學的研究工作，并在生物制藥、臨床醫療等多個交叉領域進行探索實踐。對于此次項目的選擇，繁星科學基金方面表示，計算機+是基礎科研平臺，當前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都和算力息息相關，包括生命科學、農業等多個領域都會借助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計算方法的手段進行實驗研究，算力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不難看出，繁星科學基金的成立，改變了以往基礎研究多依賴政府投入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個高校牽頭、政產學研融合的新模式。

“交流、融合、互動”是吳朝暉口中的關鍵詞。這樣的意識，在浙江大學與上海方面的兩個合作項目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和繁星科學基金上，體現得更是尤為明顯。

一方面，市場力量的加入，不僅使基礎研究得到了更加充足的資金支持，也可以將市場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科研的組織管理、經營運作、需求對接等各方面，從而提升研究效率。吳朝暉說明道，“在科技強國建設中，創新型大學既要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要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聯結紐帶。”

另一方面，商業的發展也仰賴于科技的支撐。在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看來，商業只是一個逐漸進階的過程，“必須把前面的東西做好，才會有后面的東西。很多水下的東西外行是看不見的，而正是這些支撐著拼多多不斷往前走。”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企業家都在創業成功后，出于企業社會責任和長期持續發展的雙重訴求，以各種形式投入前沿科技的基礎研究。繁星科學基金，某種程度上正是一次與國際接軌的模式創新。

對此，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長、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兼職教授周如鴻認為，繁星科學基金的設立，是浙大聯合繁星公益基金投身前沿科技創新的實踐，也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背景下守正創新、探索未來的良好示例。

“從國內外的實踐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將目光轉移到科技創新事業，尤其對‘從0到1’的基礎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這種時代趨勢，將加速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與社會創新的聯動，推動創新成果更好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吳朝暉直言道。

四個項目

“希望通過推動計算機+的交叉學科研究，能夠在對應領域早日出現革命性成果，對大眾生活帶來質的改變。”前述繁星基金相關人士表示。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十四五”規劃指出，要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此背景下，“繁星科學基金”也正式響應了戰略方針，成為了政產學研攜手推進高水平科技創新的新思路。

具體來看，繁星科學基金首批項目指向信息技術與生物、醫療、農業、食品等交叉領域的基礎研究及前沿探索，且均由國際一流學者牽頭。這其中，“超大規模實時圖推理機研究”是對大數據產生的第一時間進行精細處理，以尋求最大化發揮數據價值，可應用于金融風控中如何毫秒級判斷信用卡是否被盜刷，城市交通系統如何實時決策紅綠燈策略確保道路暢通等多個場景。對大規模動態時序圖實時處理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推進也是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所需要研究的共性關鍵技術。

“下一代腦機接口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研究”和“腫瘤免疫新抗原設計與應用”立足生命科技領域，為情感障礙類疾病、大腦及脊髓損傷疾病、癌癥免疫治療及其他重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更多可能。

“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究”旨在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通過跨學科合作，融合合成生物學、食品組學、增材制造等技術，形成生物合成魚技術體系，制成初步成型的細胞培養魚肉糜、魚肉塊等產品。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預測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98億，對食品的需求將增加59%~98%，其中動物源食品的需求將增加70%。來自海洋的動物蛋白占人類所需的20%左右，且海洋食品有2000多種獨特結構特性和生理特性的活性物質，是人類不可或缺的食品資源。通過“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究”能夠實現動物源蛋白的規模化生產，以人造肉的形式為更多人提供安全、健康和充足的食物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繁星學術委員會陣容均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諾貝爾獎獲得者等頂級學者參與。理事會理事長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擔任，學術委員會由相關領域國內外權威專家組成，首期學術委員會主任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純教授擔任，專家成員有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寧光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朝暉教授、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Michael Levitt教授、荷蘭瓦赫寧根大學及研究中心董事會戰略顧問Raoul Bino教授。

企業推動科創

實際上，將目光放在星辰大海的未來征途，已經成為越來越多頂尖科技企業掌門人事業乃至人生下半場的關鍵詞。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多年來在超級奶牛、人造肉、循環水、疫苗等多方面有數以億計的科研投入。目前，僅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蓋茨基金會就已承諾投入17.5億美元。馬斯克也正通過其創辦的火箭公司Space X不斷推進太空探索計劃。

毋庸置疑的是，前沿應用研發仍由一線企業在推動。由斯坦福聯合MIT、哈佛、OpenAI等院校和機構發布的《2019年度AI指數報告》指出，在2018年，中國官方研究機構發表的AI論文數量要比企業多近300倍。但是在美國，企業發表的論文數量比政府機構發表的論文數量高出50%以上。在2019年，全球私有部門對AI的投資達到700多億美元，其中對AI創業公司的投資為370億美元，遠遠超過官方投資。

國內企業對此逐漸重視，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提到，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重大創新是無人區的生存法則，沒有理論突破，沒有技術突破，沒有大量的技術積累，是不可能產生爆發性創新的。

黃崢也在辭職信中寫到，過去幾年里拼多多對農業領域的貢獻主要還是在流通領域，未來要通過對農產品種植過程的控制及對食品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確保拼多多10年后的高速高質量發展。

任正非從多年的通信從業經驗中看到了卡脖子的痛點，黃崢也在拼多多發展中看到了生命科學的研究難題，可以看出，企業家站在商業角度能更好地尋找科創突破點。

沈南鵬認為，科學和商業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解決世界的某些問題。真正偉大的企業，其成功之道絕不僅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解決一個身邊的用戶痛點為出發點，為用戶創造更多美好。

吳朝暉表示，從國內外的實踐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將目光轉移到科技創新事業，尤其對“從0到1”的基礎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這種時代趨勢，將加速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與社會創新的聯動，推動創新成果更好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

無論是貝索斯還是黃崢，在公司進入最穩定的階段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對公司的影響可能降到最小。也正如任正非曾經所言，只有重大創新是無人區的生存法則，沒有理論突破，沒有技術突破，沒有大量的技術積累，是不可能產生爆發性創新的。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繁星也能乘風破浪，找到屬于自己的廣袤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