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治奧利：透過針孔看月亮

“治奧利是一個以即時、自然、本能的態度工作的藝術家，他就是他自己的設備。他是一個極好的天然藝術家、一個光的薩滿、一個敏感的人。某種意義上講，他自身就是一種媒介。”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老羅(Rosario Scarpato)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如此評價。

在北京三影堂藝術中心的展廳內，一張奇異的月亮照片引人駐足。

畫面中間的月亮散發出深藍色的詩意幽光，斑駁而純凈。這張奇妙的圖像，是意大利國寶級藝術家保羅·治奧利（Paolo Gioli）“自然”部分的作品之一。技術上他選擇了最直接的表現手段，從鋁板上的針孔觀察月亮。剝離技術特性后，圖像獲得了自然、清晰、原始的，無污染和濾鏡的形象，去除了對光鮮的刻意營造。

“治奧利是一個以即時、自然、本能的態度工作的藝術家，他就是他自己的設備。他是一個極好的天然藝術家、一個光的薩滿、一個敏感的人。某種意義上講，他自身就是一種媒介。”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老羅(Rosario Scarpato)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如此評價。

近日，保羅·治奧利個展——“選集/類比：電影及攝影作品（1969年至2019年）”于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啟幕。展覽由布魯諾·迪·馬里諾教授(Bruno di Marino)和老羅策展，是繼2007年藝術家在意中藝術工作室798空間中國首展后的第二次國內展覽。本次展覽集中呈現了100多件保羅·治奧利的寶麗來攝影作品和電影作品，分為四個板塊：自然、身體、面孔、媒介。

保羅·治奧利1942年10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羅維戈的薩扎諾。1976年，他移居米蘭，并加深了對攝影的興趣。多年以來，他的攝影作品獲得了意大利國立繪圖研究所、巴黎蓬皮杜中心、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等多個重要機構的認可。

“我把他（治奧利）稱為‘360度藝術家’。他的早期創作其實以繪畫為主，在1960年代初他停止了繪畫，逐漸靠近了電影和攝影。我們觀看治奧利的作品時，會發現他在創作中使用了多種媒介，比如他將寶麗來轉印到畫紙等材料上，使得最終的結果非常具有繪畫性。也正因此，治奧利的創作可以被看作是攝影作品和繪畫作品之間的對話。” 策展人、藝術史學家布魯諾·迪·馬里諾說。

日前，作為聯合策展人的老羅(Rosario Scarpato)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也分享了他對于治奧利光影世界的思考。

意大利國寶級藝術家保羅·治奧利（Paolo Gioli）。  圖片來源：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供圖

漂浮的面孔

縱覽治奧利的作品，人體、軀干、靜物（花朵、樹葉）、面孔是常見的主題。

“自然”部分尤其呈現出治奧利的天真感，也是治奧利作品中最“有機”的部分。在這一系列中，他嘗試了一些非常具有實驗性的手法，如接觸印象法，將葉子、花朵直接與底片接觸并成像。

事實上，“面孔”也是治奧利作品中重要的主題。與模仿古典主義的軀干姿勢不同，保羅·治奧利拍攝的陌生人臉孔變成了面具和擬像，被困在幾何圖形疊加的表面，伴隨著亮斑的干擾，最終以痛苦的姿態呈現。

“我美化了這些面孔，讓它們從原始的圖像中顯現，使用射燈照亮他們，突出了對照片的修飾。在定格的動畫中，這些圖像被激活并融合成一個漂浮的臉。”治奧利如此解釋。

其中的“欺壓”系列作品極具代表性，呈現了一系列看起來正在遭受巨大痛苦的面孔。在這里，治奧利也使用了繪畫的手段，在作品中繪制彩色幾何圖形、制作光斑，并通過寶麗來之間的重組、拼接最后形成了藝術家獨一無二的、飽含個人特色的作品。

光影“煉金術”

“真正的主題不是他拍攝的內容，如樹葉、面孔、軀體等，而是他布置場景的方式。”

在策展人看來，治奧利的審美受到19世紀影像先驅作品的兩種媒介影響，當時電影尚未發明。藝術家在靜止和動態影像之間展開對話，將圖像以動態的方式重新放大或組合，這樣的創作手法與傳統的煉金術類似。

在使用寶麗來這種靈活的手段進行攝影研究時，保羅·治奧利打破了攝影的常規范式。治奧利將相機中的部件拆除形成特殊的成像效果，或者將不同大小的底片轉印至畫紙、丙烯、絲綢布等各種材質上，甚至重組設備、改造、移除部件。事實上，寶麗來公司一直對他使用即時成像產品的技術表示懷疑，因為這不符合說明書上的指示使用。通過將材料轉移到非膠片載體上，治奧利將寶麗來提升到了美術的水平。

“治奧利使用寶麗來創作的作品，實際上是一種攝影繪畫或繪畫攝影。他可能是世界上極少數能夠以這種方式創作的人。也許是唯一的一個。”老羅評價道。

《21世紀》：您眼中的治奧利是怎樣的藝術家？他早期的繪畫經歷如何影響了他的攝影表達？

老羅：對我來說，治奧利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藝術家；一個真正的、全方位的藝術家，他使用不同設備不斷進行研究，從不滿足于這些設備所產生的直接效果，而是經常對設備進行革新。這些設備是屬于他自己的詩意表達，是他作品的真正主角。我指的不僅是機器，還有他的過程和技術（從拍攝到沖洗和印刷）。事實上，他在1972-1973年所放棄的繪畫媒介，一直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即以攝影、絲印或石版畫和電影等媒介進行呈現。在他的藝術實踐中，我們可以在他1960年代的抽象油畫中感受到他的繪畫創作手法。然而，治奧利明白，僅僅依靠繪畫這一媒介，他的研究范圍將被嚴重地局限。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通過電影和攝影，通過光、乳劑、照相機的原理，通過印刷技術等其他媒介來進行繪畫創作，依然是可能的。

《21世紀》：治奧利的許多攝影作品，都采用由寶麗來照片轉印到畫圖紙上，結合攝影技術和手藝加工的方式進行創作。和傳統相比，這種創作方式有何不同？

老羅：治奧利發明了幾種創作寶麗來的方法，在那之前，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工作。他借鑒了以前的藝術大師們的作品，但在現實中，他也不斷在改造、增加、創造新的東西。比如L系列（Luminescenti系列）。他首先用一盞能夠釋放光線的強光燈，透過3M公司的特殊材料，進行人體和雕像的拍攝。在這種光線消失之前，他把它轉移到寶麗來相機上。我們可以說，他的美學是關于“轉移”（transfer）的運用，用多種多樣的技術完成的轉移。

《21世紀》：治奧利的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割裂、拼接、碎片化、被遮蔽的斑駁效果。這一特征在面孔系列表現得尤為明顯，人物面孔上常被彩色碎片、如同刀痕的曲線、手或其他面孔所覆蓋，您如何解讀這種表達方式？

老羅：事實上，治奧利的作品可以用一種象征性方式來解讀。這位藝術家回顧了經典的肖像學，他作品中的一些面孔會讓人聯想到宗教圖像。他有一些作品被命名為“面具”，這使人想到遠古時代。在治奧利創作中反復出現的一個符號，是作品中面孔和身體經常是被折磨的、殉道的。實際上，治奧利的作品經常呈現出對圣徒的痛苦的參考。通過打破、中斷和重疊，他試圖構建一種碎片化的美學，類似于電影剪輯中使用的交叉、淡化。他的藝術實踐是多種媒介之間的對話：電影、攝影、繪畫和圖像。

《21世紀》：媒介是藝術家表達自我的方式，但僅此而已。拋開技術手段，您認為治奧利試圖在他的作品中表達什么主題？

老羅：正如我剛提到的，主角是設備。這不是因為技術形式上的精湛，就像說“看看我在發明技術方面有多好！”而是一種詩意的表達。在治奧利身上，出現了一種詩意的裝置，或者說出現了某種音樂性。真正的主題不是他拍攝的主題，而是布置場景的方式。這在他的電影創作中甚至更為明顯。所有重要的實驗電影人都將此作為他們電影的中心，并得以完成一個故事。諸如Ernie Gehr或Michael Snow這樣的電影人，治奧利也遵循了這個傳統。通過他的作品，治奧利其實表現的是他自己。

例如本次展出的模仿巴耶爾（Hippolyte Bayard）行為的肖像，治奧利不僅想表達對巴耶爾的致敬，也想表達自己。因為他是一個殉道者，一個在藝術和攝影界被誤解的人。他沒有太多的怨恨或戲劇性，而是略帶有諷刺意味。我們應該更多地看到這一點，避免只看他不安和痛苦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