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你將何去何從？

　　東莞目前的企業現狀不是用簡單的一句話就能形容的，就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樣，東莞十幾年的發展促成了今天產業現狀，問題多多，機遇卻并不多。對于最近民間傳言東莞的廠家已撤出了幾千家，雖然政府矢口否認，給人一種狡辯式的印象，這確實不夠務實。對于能夠親自接觸加工行業的我已明顯感受到加工訂單的日漸稀缺，不但是從一些廠家的中層管理人員還是一線的操作人員反饋回來的信息都是這樣認為：東莞的經濟開始蕭條。 　　筆者并不想從學術和理論的高度來分析東莞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中央已經在做，包括大規模的中央調研組來東莞調研，連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親自來到東莞的鞋廠電子廠來調研，相信吳老能夠以全球戰略性的眼光來看待東莞問題。而實際上看東莞的問題確實要跳出地球來看待，你不能簡單地拿蘇州模式，順德模式往東莞頭上套，東莞的問題既有本土（成本等等）的問題又有外部環境（歐美消費疲軟等）的問題。 　　首先東莞的廠家為什么會撤走，表面上的理解是生產成本的提高，包括廠房的租金，工人的工資，水電價格，政府政策，繳稅的優惠政策等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若真是這些問題，政府確實沒有必要過多地擔心，實際上你擔心了也是白擔心，因為這么多年的市場經濟，難道政府還不懂得市場會自動調節經濟地運行嗎？雖然有些時候是以極大的浪費為代價的，但是這一特性正是資本經濟自由活動的原動力，中國已經吃過計劃經濟的虧了，如果說政府在對待經濟問題上還要過分的行政干涉就太過荒謬了。實際上中國目前的體制并不能完全適應資本經濟的自由發展，中國的行政權力包容力還很有限，喜歡去干預，去教導，去影響，完全是一種家長制。這些集權體制下的行政，實際上是不利于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的?；剡^頭來看東莞問題，就是政府放任（不作或者是不知道怎么作為，就像伊拉克的石油，拿把鏟子就能挖到油，東莞則是建個廠房就能開工）了多年的自由資本在東莞賺夠了錢，或者說這里的錢已經賺得不夠多不夠快的時候，而產生了一種連帶性和煽動性的集體逃逸。資本市場從來都是殘酷，而在自由經濟的環境下，產業的轉移從來都是毫不留情面的，東莞在分析企業撤走或倒閉的問題上應該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感性。 　　實際上中國的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是很殘酷的，東莞面臨的不單單是來自于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的競爭更正面的對手來自于長三角，甚至可以精確定位為蘇州，前幾年東莞把蘇州叫做追兵，現在估計不會這么叫了，因為人家在依托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的廣闊腹地的基礎上經濟實力早已遠遠超過了你東莞，我覺得東莞還去拿自己某些方面的優勢去和蘇州一爭長短，那就有隱惡揚善之嫌了，筆者認為蘇州的綜合實力其實已經遠超東莞。就算東莞在某些方面還有優勢，也沒有必要夸夸其談，而更多的是要樹立憂患意識。 　　筆者和臺商接觸過多年，東莞的臺商也好臺干（臺資廠的臺灣技術人員、中高層管理人員）也好，都把上海乃至長三角地區定位為臺灣人在中國的一類地區，其次是深圳，東莞已經是頗有流放的感覺，當然這個觀點只是臺灣人的觀點，因為從管理層和技術層面來考量，他們的觀點會帶有片面性，但僅僅從這個層面來看，也可以看出東莞在軟環境上的缺失。在市區附近的臺資廠的老總大多積聚在東城區一帶的富人區，前幾年甚至集體租住金月灣，新世紀，等高檔社區。臺灣人喜歡積聚在一起，包括做生意也是，他們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產業鏈，并且有自己的商會，頗有一些特立獨行的感覺。大家聚在一起說臺語的時候，更讓外人有一種被排斥感。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臺灣人把自己當成外來人，基本上很少有落地生根的想法。說個敏感但又不得不去理解的問題，東莞的第三產業主要是服務業類別的休閑業成為了吸引臺灣人的一大工具，這確實有些讓人哭笑不得，但這就是事實，但盡管是事實，你甚至也爭不過蘇州，因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嘛，這里就不多言了，因為這些潛規則加敏感的問題，政府會回避，但民間卻很好理解。 　　東莞撤廠的原因從外部環境理解大概是可以歸結為國外訂單地縮減，這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戰問題息息相關，打貿易戰的時候，國外的訂單會減少，一些密集型和技術含量低的廠家（比如制鞋、服裝、毛織等）會轉去做內銷單，或者削減員工，半開半停來度過難關，這也是密集型地技術含量低的企業船小好掉頭的原因之一。經過這么多年貿易戰的洗禮，能在東莞存活五年以上的該類企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抵御風險的能力。而這類廠家卻也是政府想“趕走”的主要廠家之一。政府提出產業升級和轉型的構想確實比較天真，東莞的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東莞的產業治理這么多年來你政府行政干預過多少？你就是想干預也干預不了，這不是政府干預了就能做到的問題，地方政府部門主要的精力不應該過多地放在宏觀調控上，那樣只會拔苗助長。東莞的產業本來就是放任自流的形態，而這種放任自流的形態雖然在形態上比較亂，但在產業鏈的構建上卻往往比你政府規劃出來的要完美得多，像南城的諾基亞，多少做零部件的小廠圍著它轉，再比如高埗寶元鞋廠，又有多少鞋廠在做他的外包？東莞的產業鏈能形成不容易，想破壞它卻很簡單，我可以很明確地告訴政府，東莞沒有閑廠更沒有弱廠，能生存下來的都有他們存在的價值，你政府現在要做的是改善內部環境，協調和管理好內部秩序，比如廠家資金的監管問題，一直以來東莞都存在虛假投資，騙取貨款之后逃之夭夭的現象，你政府在收租收稅的同時應該加強對企業抽逃資金的監管問題，只有加強了監管力度和治理好用工環境（資金帳戶監管，勞資糾紛的協調等等）才能真正地將一些不良企業趕出東莞。 　　對于勞資糾紛問題，筆者還是要費些筆墨的。東莞罷工問題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問題，這也是造成企業外遷的原因之一，就好像老板都喜歡用新員工一樣，因為聽話好管理，不會鬧事。但對待這個敏感的問題上，政府的態度確實應該強硬一點，如果廠家不愿意主動協助政府解決勞資糾紛問題，那么你廠家就應該卷鋪蓋走入，而不是遣散工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很長的一段時間，顯然是在本末倒置，沒有良好的用工環境，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廠家做不下去了可以走人，但用工環境惡劣了，將面臨招不到工的問題。東莞現在政府的態度還是一種小農意識，手上有兩個錢，氣就粗了，學澳門搞市民分紅，我不知道是真不知道這筆錢怎么用呢？還是在制造內部矛盾，本地人分到了錢，主要制造財富的外地人卻沒有分到。這還是一個體制問題，政府也知道把錢扔進醫療教育這個披著福利外衣的無底洞里是有去無回的，老師多發獎金，醫生多發補貼，就是老百姓沒得到好處，所以想想還是直接把錢發給老百姓得了，從這個角度分析，確實也可以理解政府的難處。 　　東莞有錢搞基礎建設我不反對，官員們撈點回扣也是小兒科，總體上對東莞的經濟發展還是有益的。但是好鋼還要用在刀刃上，東莞的研發確實還很薄弱，臺灣廠的研發一般都在臺灣本土，東莞只是制造基地而已，你東莞要別人臺資廠把研發設在東莞，估計臺灣也不會干，當年阿扁政府還想在臺灣搞一個密集型產業基地，招收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的工人，結果沒搞成，所以從臺灣政府的態度上來看，別人是不希望肥水流入外人田的。 　　東莞目前的現狀是廠家撤走，政府著急，于是想高調干預，提出產業升級的理論。現在才來提產業升級早干么去了？但亡羊補牢從來都只中國行政的典型特征。也沒有什么好奇怪的。現在有幾條路擺在政府面前，第一繼續穩定密集型產業的形態，優化內部環境，協調和管理好用工秩序和企業生產秩序。在此優勢基礎上與國內研發機構強強聯合。第二條就是目前政府想走的路，就地產業升級，但這個我估計很難，臺灣人包括日本人韓國人會把研發基地放到東莞嗎？有點難以置信。所以政府也意識到了，建立了松山湖產業園，成立了海外人才的研發機構，將東莞理工學院以及一些大學的分校放了過去，有點大學城的味道，大學城這個東西其實并不好，廣州和珠海的試驗就不是很理想，不但教學質量下降，造成連畢業證的含金量也下降了。所以東莞想自己建產學研機構，目前來說是有些好高騖遠，而且又浪費了錢。這不是你想建就能建成的，你培養這種氛圍可以，但是想一日千里也是不可能的。 　　東莞的問題并不簡單，這其中有大環境的問題，有體制制約的問題，有瓶頸問題。企業轉型是要有內部動力和外在條件的，但目前來看，東莞都不具備這些條件，并且還受到了內部矛盾的困擾和外部環境的制約，所以東莞目前并不是一個最好的改革時間，如果有也是前五年的事情，居安思危是任何一個優秀政府所具備的基本條件，面對最好的改革時機，政府已經錯過了，現在遇到問題才來臨時抱佛腳并且還要掩飾確實有些不厚道。就東莞問題提出拐點論也是不謹慎的，東莞的問題不是拐點問題而是衰退問題，就算把問題看得嚴重一點也好過被一些樂觀的觀點所麻痹要好得多，在這個問題上溫家寶總理其實已經作出了表率，敢于承認中國現在是最困難的時期，這就是一種務實作風，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作風確實應該徹底摒棄。日本人就是因為常有憂患意識而國家富強的。東莞政府在面對東莞經濟衰頹的問題上首先就要有一個務實的態度，試圖掩蓋現狀都將麻痹和拖累東莞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