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返鄉打工者調查：年后還回不回來？

　　春運返鄉打工者調查

　　對年輕的外來工來說，“深圳”的光環正在逐漸淡去，“內遷”成為他們的發展趨勢。

　　在深打拼數年的外來工，許多人并沒有愛上這里的霓虹燈，都市里找不到當初夢想。

　　伴隨著鐵軌枕木的鳴響和公路車流的湍行，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離開深圳，踏上返鄉歸途。隨之遠行的不僅是一腔濃得化不開的鄉愁、一疊厚實的積蓄和一肚子的打工故事，還有使這個城市豐盈且充實的勞動力。在這座非戶籍人口遠遠多于戶籍人口的城市，正是這些如候鳥般來去的人們轉動著工廠的機器、維持著商業的秩序、搭建著城市的鋼筋骨骼。

　　當家鄉變得越來越好時，深圳是否依然是外來務工者的選擇，又是否能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鄉?“你過完年還回深圳打工嗎?”近日，記者來到返鄉候車人群的聚集之地，就這一問題采訪了多位外來務工者。除了待遇、工廠效益、親人等傳統的決定性因素外，代際差異亦對深圳外來工影響頗大。

　　對來深打工數年仍未扎根的人而言，深圳令他們留戀卻難以融入。對年輕的外來工來說，“深圳”的光環正在逐漸淡去。一線務工者“老齡化”似成趨勢。

　　“此身安處是吾鄉”

　　少小離家，鄉音無改，漂泊異鄉的他們卻發現，故土變作異鄉，深圳卻顯得熟悉和親近。在接受記者采訪的30位外來務工者中，有8位表示比起家鄉，自己更喜歡在深圳生活，而這8位外來工年齡均在35歲以上。

　　“深圳相當好，是祖國最美的地方”，下午3點，建筑工人閆青坐在火車站廣場的花壇邊，瞇眼望著遠處的高樓。他等候的L134次火車夜里才出發，提起即將到來的28小時車程，他又壓了壓蛇皮袋里的面包。

　　閆青是陜西漢中人，今年54歲，在大鵬新區一家建筑公司打混凝土，每小時工錢10元，一天可以做上12小時。“年輕人想做輕巧的、技術含量高的工作”，他說，身邊工友都是40歲到60歲的人，很能吃苦，拉磚灰砂土、清理建筑垃圾，樣樣都來得，餓了就下碗面或吃個饅頭，“有吃有住就很滿足了”。

　　“我就是流落天涯的人”，他笑著說，來深圳已經十幾年了，有一技之長的人慢慢扎根，而只有初中文化的自己“仍靠力氣吃飯”。欣慰的是，遠在家鄉的兒子很爭氣，念完研究生還娶得佳偶。閆青松了口氣，可他回家沒幾個月就又要來深圳了。“跟他們吃不到一起，說不到一起”，離家太久，兒子一家，連同家鄉漢中，在他眼里竟如此陌生。

　　父子間的拉鋸戰持續多時，閆青希望兒子來深圳發展，兒子的顧慮是深圳人生地不熟，不像在老家有人照應，遂希望他回去養老，可他堅持留下：“我喜歡深圳，打工從謀生變成了興趣”。他相信自己的身體再做三五年都不成問題，“掙錢太難，手腳和腦子健康，就別怕吃苦”，他常這么跟工友說。

　　在閆青看來，身邊的工友“不愿離開深圳的人占了多數”。一則因為家鄉的工作機會更少，特別是對他這樣的大齡工人而言。他所在的縣城，離鄉打工者占了七成。二則因為缺乏其他技能。與他一個工程隊的建筑工人，有許多是已離開田耕多年的農民，在城里無依無靠，只能跟緊一個工地班頭，讓兒女也有機會接自己的班。

　　“想回去的早就回去了，不回去的早就不想回去了”，47歲的重慶籍務工者申先生說，自己做著泥水匠這份散工，但年后仍然會回來，因為深圳有令他留下去的理由。即便自己只是租住在原特區外擁擠的城中村。他向記者描述了他眼中的深圳：“政府比較公開，事情做得比較公平，人也講道理，城中村的物價并不比家鄉高。”

　　年輕人的“內遷”：一線崗位日趨“老齡化”

　　而對于成長環境較為優越的年輕人來說，深圳這塊奮斗之地并不像父輩所說的那么光鮮，從底層開始做起也并不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那個地方的年輕人，十有八九不愿意到深圳來了”，45歲的四川綿陽籍服裝制造工人老陳說，“20多歲的年輕人，父母誰會放心讓他們一個人來?再說，畢業后也能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到工作”，深圳不再是家鄉“80后”、“90后”打工的首選。他所在的工廠，用工缺口有三成左右。

　　“從火車站的人流量就可以看到，這幾年來深圳的人少了很多”，呂健說。他今年25歲，高中畢業后從家鄉湖南衡陽來到廣東，7年間，打工的城市從東莞換到廣州，直至深圳。初到深圳時，火車站外全是人，不像現在可以走來走去。目前在一家化工企業跑一線業務的他，準備年后就回深圳辦離職手續，下一站是省會長沙。前陣子回家與同學相聚后，他感覺“家鄉機會多，同學也多”，“歸根結底，誰都不想離家太遠了”。

　　丁力出生于1991年，籍貫湖北荊州，16歲就來深打工的他已經換了5份工作，如今他在寶安福永的一家電子加工工廠當業務員。還沒到放假的時候，丁力是請假回的家。他用一個詞描述自己的發展趨勢：“內遷”，這次“內遷”將在兩年內完成。

　　“武漢、重慶都可以，那邊的情況我都了解過，收入雖然有懸殊，但是消費也有懸殊嘛”，他坦言自己受不了每天加班，如果能夠進入待遇較好的大工廠，也許不會頻繁跳槽。但無論如何，深圳并不是他的久居之地。

　　對于在寶安一家鞋廠工作的彭敏來說，鞋廠簡直就是“大齡工人的天下”。而裝潢工人尹志亦觀察到，加入裝潢業一線工行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因為這行“太累，工資又低”。身邊的工友們年紀都在30歲以上，而且一大半都是廣東人。

　　去留之間：最痛心“孩子說‘那個好像是爸爸’”

　　深圳在閃耀著打工夢的同時，也載著外來工的鄉愁。是去是留，面對親人的思念，或許已有了最終答案。

　　電子廠工人吳興帶著給兒子的“半個禮物”，坐在輕便的行李箱上。這“半個禮物”，是一個很酷的黑色電腦包。提及等候在四川老家的妻兒，他嘴角漾起微笑：“連續12年沒回家過除夕，兒子也已經12歲了。”

　　去年年初，他們父子有個約定，要是兒子期末考試達到語文90分、數學95分，爸爸就獎勵一個筆記本電腦。幾天前吳興接到兒子電話：“我拿到了成績單，但要等你回家再揭曉秘密。”吳興覺得好笑之余，心里也充滿“做游戲般的慌張”。來火車站前，他買下了這個品牌電腦包，如果回家后看到兒子成績達標，就去老家鎮里的商場“提”一臺電腦送他。

　　與親人一年才相聚一次，他沒有一天不在思念他們，買電腦也難以彌補欠兒子的一份慈愛，“可是我在深圳已經生活習慣了，回家面臨另一種工作能否適應?”吳興坦言心中的矛盾與痛苦。他把電腦包背在身上小心看管，邊說話邊輕輕撣掉包上的飛絮。

　　鐘表廠磨房工人周勇扛著高及腰間的電磁爐，進入火車站候車廳，包裝箱上還捆著一個不銹鋼盆。“盆是買爐的時候送的”，他說，自己對著水管就可以洗臉，還是把盆帶回去給家人用。手邊的一個蛇皮袋拉鏈已經壞掉，用針線縫得密密實實，“里面裝著給小兒子的廣東特產，他今年就高考了”。

　　2000年周勇離開四川老家時，孩子只有4歲。其后他有5年未曾回家，“一個月賺七八百，為了攢錢給兒子讀書，我不回去”。總算盼著能回家了，眉目已經長開的兒子站在門口遠遠望著他，對奶奶說：“那個好像是爸爸。”這一幕至今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回老家去，成為周勇一直在打算的事情，然而與家人團聚并不容易，他得再攢一些錢，“至少得夠兒子讀書”。今年一整年，老板欠了他7000多元的工錢，為了讓他們返工上班，12月的工資也扣著1000元不發。“再忍忍，把工錢討回來”，他說。{page_break}

　　夢想漸逝：“深圳不是我的家”

　　對在深打拼數年的外來工而言，許多人并沒有愛上深圳的霓虹燈。深圳不是他們想象的黃金天堂，都市里沒有當初他們的夢想。

　　“我不回來了，不想在這里打工了。”守著一人高的麻布口袋，泥水工人鄧林去意已定。為了錯開出行高峰，他中午12點就來到車站，等候凌晨3點的L92次列車，返回家鄉重慶忠縣。“我在重慶做過泥水工，工資和深圳差不多”，他決定回家再尋出路。

　　鄧林來深圳的4年間，工資漲了兩次，房租也漲了三次。他以做散工為生，遇上活計多的時候，月收入能達到4000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橫崗一間10平米的房子里，妻子買菜都選特價菜和打折菜，兩三天才有一頓肉菜，一不留神在餐桌上花費過千元，兩口子就心疼不已。起初“試一試、闖一闖”的興頭慢慢淡去。

　　最終讓他返鄉的理由是孩子和母親。他的媽媽已年過八十，山長水遠不便照料。而他的孩子也到了讀小學的年紀，夫婦倆對于把孩子送進深圳公立學校缺乏信心，深圳民辦學校、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也“不如老家”。孩子們“在深圳功課很好，回老家就不行”的情況已被他的同鄉們多次驗證，等孩子讀完幼兒園就舉家返鄉，是許多人選擇的道路。

　　在寶安西鄉一家珠寶首飾盒廠上班的潘鳳英，也許會成為家庭成員中最后一個離開深圳的人。6年前為了掙錢養家，她的家人陸續從湖南株洲來到深圳，包括她的丈夫、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娘家哥哥、嫂子，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在內，如今他們已陸續回家。

　　身邊的親人越來越少，工廠里的工友也越來越少。潘鳳英所在的工廠，高峰時一線流水工人有800多名，但今年吃年夜飯的工人只有200多名，即使算上提前回家的幾十個人，也與昔日盛況相去甚遠。而她所在的生產線，原來有30多個人，現在也只有10來個了。

　　在潘鳳英看來，工廠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老板經常裁掉老員工;與此同時，招新員工卻越來越難。今年回家前，廠里扣了她3000多塊錢——這是她近兩個月的工資——還告訴回家過年的員工，每介紹一個老鄉或朋友來廠里，就能得到幾百元獎勵。

　　潘鳳英的丈夫去年去了江西一家工廠。“那里有車接送上下班，每天只用工作8小時，而且，在深圳能掙3000塊，到那邊能掙4000塊。”而老家湖南株洲也有一批工廠出現，待遇與江西這間工廠類似。

　　家人中在深圳“混”得最好的要屬潘家大哥，已經做到了工廠主管，去年月工資升到了6000元，可他年后也不再回深圳：“老了，不想那么累。”他小有積蓄，前幾天從深圳開車回家，為兒子拉回一車新婚家具——彩電、微波爐、電磁爐……應有盡有。株洲畢竟才是家——說起家鄉正在建的新房，潘鳳英滿臉幸福。“新房建好后，把建房的債還清，我就

　　準備回老家了，做點生意，不用那么辛苦。”

　　延后發放年終獎

　　留不住回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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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關正是零售業的銷售旺季，可是一批一線銷售人員返鄉，也為這一行業帶來不小沖擊。深圳某體育用品公司人力資源部招聘專員張女士告訴記者，該公司的一線銷售人員缺口在150人左右，基本上每個店鋪都會缺一兩個人。零售行業的假期一般按法定節假日3天來計算，遠不夠外來工回家的漫漫長途。因此，離崗返鄉的工人中，“辭職的比請假的多”。

　　為了留住員工，該公司采取年后發放年終獎、準備過年禮物等方式，但對思鄉心切的人來講，這些獎勵并不構成吸引力。張女士介紹，對于利潤微薄的零售行業來說，以提高薪資、發放更多獎金等措施來留人，并不現實。與高校合作，招聘放寒假的深圳籍學生做兼職，成為補缺辦法。由于學生缺乏銷售經驗，往往成為“看場子”的人，他們的薪酬與普通員工的底薪一致。

　　張女士稱，該公司春節后還有一輪“返聘”潮，一些員工從家中歸來，仍想回到公司，公司會以他們之前的表現酌情考慮是否接受。在該公司，隨著工作年限的累加，底薪、福利、休假時間亦會往上累加。

　　記者走訪了深圳服務業和連鎖業的多位人力資源部負責人，他們均表示，延后發放年終獎、提高獎金、隨工作年限而提高待遇，是普遍采取的留人方法，但這些方式并不能挽留流失的員工。因此，比較成熟的做法是與學校合作，招收實習生和兼職學生，或者以訂單方式定向培養學生。

　　深圳某五星級酒店人力資源負責人介紹，目前，他們的一線服務力量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學校。學生被送往酒店實習，期限較為固定，不用擔心辭工等問題。而他們的工資為普通員工的一半到七成。

　　在長期從事農民工權益維護的深圳社工蘇媛看來，一線工作的缺工有可能迫使工廠提高工資和待遇，也有可能讓工廠越來越多地采取靈活用工方式，例如學生實習和勞務派遣。而后一種可能性令蘇媛頗為擔心，“靈活用工可能損害工人的利益”。

　　根據蘇媛的個案服務經驗，年紀較大的工人更有可能選擇比較“好進”、辭工容易、結算工資較為及時的工廠，而勞務派遣公司恰恰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從目前勞務派遣的行業狀況來看，工人進入工廠后待遇往往很糟糕。在現行的勞動合同法中，勞務派遣這種用工形式缺乏更為詳細的規定，對工人維權相當不利。而以實習的方式“半強迫性”要求學生為一線崗位工作，亦存在權益被侵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