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服企業需重心應對新生代農民工

　　以“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為人生目標的傳統職業道路剛剛開始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外出就業的動機明顯帶有年齡階段性特征，他們不再滿足于拿了多少錢，而是對其切身利益的實現進行全面關注。溫州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課題調研組調查顯示，當發生糾紛時，選擇“默默忍受”的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低了3個百分點。

　　80后農民工狀告四服企

　　陶洪榜，這個名字最近屢屢見諸報端。這名80后的湖北小伙，2007年來溫，先后將原創力服飾有限公司、迪奈爾服飾有限公司、憶夢服飾有限公司和萊格有限公司四家服裝企業告上法庭。

　　這個農民工中的“王海”，狀告內容多為勞資問題。據統計，陶洪榜總共向這4家企業提出索賠金額約1500萬元。經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及法院一審、二審判決，目前，陶洪榜獲得的賠償金為7000多元。

　　2008年，陶在溫州原創力服飾有限公司工作了半年后，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為由，向公司索賠500多萬元。最后經過判決，公司給陶及陶的弟弟各支付了工資補償7000多元。

　　2009年，到迪奈爾服飾有限公司工作3個多月后，因勞資問題陶向該公司索賠300多萬元。后來又到憶夢服飾有限公司工作，工作了10多天，被辭退，因公司沒給工資，陶提出懲罰性賠償40多萬元，后經法院判決獲300多元的工資。

　　就在今年9月份，陶洪榜又把萊格服飾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理由是公司未及時足額支付工資及加班費，陶要求支付工資報酬差額6萬多元、補償金10萬多元、賠償金630多萬元。

　　打官司，陶洪榜付出很多，他甚至被列入溫州服裝行業的“黑名單”，警示服企慎用此人。陶洪榜也得到了許多，他從以前不懂法，到現在會寫訴狀，會在法庭上自由答辯。陶洪榜說：“我沒有后悔，我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國家也是維護勞動者權益的。”

　　當記者問他怕不怕以后找不到工作時，陶想了想說：“不怕，怕我的企業是不好的企業，拖欠工資或者工資低，或者企業老板不講理。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是這樣的。”

　　如陶洪榜般的80后農民工還有很多，在市總工會維權幫撫中心負責來訪接待的工作人員林宇說，近年來該中心上訪人員多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比第一代農民工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法律意識有所增強，一旦意識到企業提供的勞動保障違反法律規定，立刻采取法律途徑維權。

　　工資不再是唯一追求

　　不管是第一代還是新生代農民工，勞資問題始終是他們訴求的核心。但近年來，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增多，訴求內容也漸漸呈現多元化。

　　今年4月，溫州市某模具有限公司的12名員工，集體到市總工會上訪。這12名職工在企業工作長達六七年，從事技術工種的崗位，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屬于高級藍領，因企業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而產生勞動爭議。盡管企業已經履行單方面解除合同所支付的相應費用，但是員工仍對該企業在養老保險的繳納上表示不滿意，并提出訴求。

　　無獨有偶，今年1月，年僅21歲的貴州遵義姑娘吳永花，向溫州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內容為其就職的溫州某鞋業有限公司沒有支付其加班費和繳納社會保險費。

　　記者從市職業介紹中心了解到，目前溫州企業每月的平均離職率達到10%。該中心副書記王甌翔稱，這個數據大大超出了往年，主要集中在尚不具規模的中小企業。王甌翔分析離職率高的原因是：農民工訴求相比以往更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開始由過去單一追求提高工資收入轉變為對養老、醫療等關系到自身切身利益的全面實現，社會保險問題已經逐步成為時下的一種普遍現象。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到市總工會反映社會保險的來訪比例從去年的3.16%升至今年的7.42%。市總工會維權幫撫中心主任孫正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社會保險類問題的關注，說明了職工法律意識的提高，也充分顯示了當今農民工對自身利益實現最大化的追求。{page_break}

　　勞保局成維權首選路徑

　　當新生代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時，司法救濟、私力救濟、社會救濟……他們該如何選擇?

　　市總工會權益部律師張崇偉說，發生勞動爭議，農民工可以先和企業進行協商;如果協商不成可向企業、鄉鎮、勞動仲裁委提出調解;再行不通，可申請勞動爭議仲裁;不服仲裁的，可向法院提出訴訟。

　　看似暢通無阻的維權路徑，但在長期研究新生代農民工、溫大甌江學院法學專家劉蕓看來，農民工維權存在勞動爭議處理體制環節過多、維權成本過高等現象。

　　本次課題組調查顯示，當發生勞動糾紛的時候，農民工選擇到勞動保障局維權的比例最高，新老兩代農民工均超過70%;其次是單位工會，超過20%;再次是求助法院、親朋好友、老鄉和區或市工會來解決。其中從“默默忍受”該選項的選答比例看，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農民工低3%，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在提高(如表)。

　　為引導農民工進行自我保護，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建設局今年5月推出“農民工維權告知公示牌”制度，要求建設領域企業“要開工，先立牌”，目前轄區已樹有110塊維權牌，開發區人事勞動局、規劃建設局的維權電話醒目地標在公示牌上。實施該制度以來，已有6起共40余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市總工會有關負責人說，除了加強工會組織的作用外，建議將農民工的權益保護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之中，這樣各部門才會形成合力，切實維護農民工權益不受侵犯。

　　專家視角

　　營造權益保障的法治環境

　　劉蕓浙江省法學會社會法研究會理事，溫州大學甌江學院法學系講師，溫州大學社會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基于目前社會發展進程，新生代農民工權益維護也正是市民化問題的關鍵。由于受到外部環境和新生代農民工內在能力、主觀意愿間的失衡影響，權益維護及市民化問題面臨著發端于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個層面的嚴峻挑戰。

　　新生代農民工仍然遇到工資收入水平較低、教育程度低、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問題。

　　完善新生代農民工權益，應首先從法律保障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操作，嚴格執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等核心勞動法律;重視《反就業歧視法》、《工資支付暫行條例》等配套法律法規的普及與實施;加快制定《集體合同法》，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強化利益維護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司法程序，健全司法制度。現行勞動爭議行政、訴訟程序不利于對勞動者的保護，勞動案件審理周期長、程序多。因此，為方便農民工，對農民工因用人單位拖欠和克扣工資、工傷待遇等問題申訴的仲裁案件要免收受理費，并盡可能減免應由農民工本人負擔的處理費，簡化農民工維權的相關手續和程序，并促成各級司法行政部門積極提供法律援助與法律服務。

　　第三，要營造權益保障的法治環境。最重要的是改革戶籍制度，取消城鄉二元戶籍，把農民工對就業服務、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需求納入城市公共服務范圍，保證農民工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經濟和社會權利。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民政部門、婦聯、工會、居委會、村委會等組織，在維護新生代農民工權益方面也應責無旁貸，盡心盡力，進一步探索新生代農民工維權工作的新機制、新方法，形成社會化的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