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東鞋業四問（三）

　　2011年，由于外部市場低迷，尤其是歐債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給中國制造業尤其是外貿大省廣東帶來巨大沖擊，受沖擊最烈的，則非產業集群莫屬。外向型制造業何去何從?

　　作為產業聚集的產業集群，如何在沖擊中轉型升級?這是一個值得深度思考的問題。新年剛過，記者深入惠東鞋業集群采訪，希望通過這個具體案例，展示并審思外向型制造業面臨的當下性難題。惠東規模以下鞋廠，多數是封閉式家族管理方式，以家庭作坊的形式進行生產，以貼牌為主。他們和鼎鼎大名的富士康一樣，扮演著代工的角色。“亂棍打天下”的經營方式在發展初期是主流的生產方式，曾為促進惠東縣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在還普遍存在于惠東數千家鞋廠中。

　　在全球經濟生態鏈條中，惠東女鞋產業猶如一葉扁舟，早搶的先機卻未能持續發力，即使身為掌舵者的企業主們也無法預料它將駛向何方?

　　三問政府：遺忘還是視而不見?

　　制造業的成功往往不是各級政府的功勞，“企業總是要先于政府一步。”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政府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惠東鞋業30年的進程中，“惠東女鞋”的品牌推廣并不“給力”。

　　“溫州為什么做得這么好，政府會提供一系列的平臺，免費帶你們出去，給你們弄好展位，你們只需要帶產品過去接單就可以，慢慢把整條外貿的鏈條怎么操作都交給你。”陳聲達說。

　　事實上，人們需要質疑的并不局限于此。

　　垃圾“侵”城

　　小車緩緩開過海濱四路，進入黃埠鎮西門工業區。不同于東莞鎮街的工業區，黃埠各工業區與居民區并沒有明顯的區別。

　　李仕萬指著路旁的工業垃圾說道：“如果有3級以上的風，黃埠到處都是灰塵和垃圾在飄。”

　　今年，李仕萬已經在廣東打拼整整20個年頭，2006年在黃埠建立了屬于自己的鞋廠。鞋廠每年能生產近60萬雙女鞋，人民幣升值之后，一雙鞋的利潤已經降到不足1元。

　　“我們做美線，歐洲市場不景氣，以前主攻歐洲市場的也開始接美國的訂單，現在我們訂單還可以，但未來不是很樂觀。”

　　李仕萬對政府并沒有太多的要求：“政府最重要的是搞好治安、衛生以及城鎮形象，小的東西他們也幫不到。”

　　作為惠東縣兩屆政協委員，陳聲達沒少給縣里提意見。有一次，與陳聲達合作的工廠被環衛所查封了電表，原因是企業老板沒錢交垃圾費。

　　陳當即打電話疏通下，“你們是沒有權力封的，讓他先生產，下個星期再讓他交。”幾天之后，惠州市鞋業商會會長謝怡輝帶著商會工作人員下來調研，作為副會長的陳聲達就將這作為一條建議提交上去——“你可以給企業一個期限，期限之外再封。”{page_break}

　　當時惠東縣領導批示，讓物價局來查處收費是否合理。“我說的不是價錢的問題，是執法柔性尺度的問題。鎮長和鎮委書記都打電話給我，說我害死人，我說沒害人，你們這樣做實在不行。”

　　去年，李仕萬交了6000元垃圾費。對于這樣的衛生狀況，他并不滿意，“很多客人都不敢來了。”

　　惠東縣每天產生鞋材垃圾在300噸以上，這些垃圾除了運往附近垃圾填埋場和平山鎮獅朝洞垃圾填埋場填埋之外，很多垃圾被就地焚燒。

　　去年12月，黃埠鎮新寮埔附近150畝垃圾填埋場失火，制鞋廢料足足燒了9天，大半個黃埠鎮都籠罩在濃煙之中，氣味難聞。而政府部門遲遲未能把火撲滅，更讓居民十分不滿。

　　這個垃圾填埋場曾經還是近百頭黃牛的揀食美味的樂園，吃垃圾的牛經屠宰后，牛肉賣往惠州本地及深圳市場。

　　企業的“貢獻”

　　“去年花了兩個月時間去取締那些無牌無照鞋面加工廠，最終給一些部門找到了賺錢的門路，無牌無證是吧?全部辦牌，包辦!兩個證一萬!”陳聲達說。

　　“你完全可以規定，在三個月整頓期間不可以辦證，他們與我們是兩個心思，很難統一。”

　　另外一方面，惠東官商之間有太多扯不斷的關系鏈條，讓外地投資者畏懼。深圳商人陳深鳴就曾為此“放棄惠東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優勢”，選擇將原本落戶惠東的鞋業產業園項目整體搬遷到江西省高安市。

　　2003年，陳深鳴在惠州惠東縣城平山鎮購買了295畝土地。當他規劃用5個億建造亞洲最大鞋業研發中心及總部基地時，平山街道辦竟然將其土地證扣押，并將土地賣給一家公司開發房地產。

　　陳深鳴申訴5年未果后，被迫追加投資上億，將在江西高安建立一個以鞋業產業鏈為主，包括研發、制造、采購交易等服務的鞋業產業園，投資總額34億元。這個項目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被列為省長督辦的重大工程。

　　陳并不是唯一一個在土地問題上栽跟頭的人，同樣來自深圳的鞋業老板梁惠南也因為土地糾葛遠走江西。

　　就在不久前，媒體報道，惠東縣大嶺鎮金和鞋材加工廠老板曾小文春節前“被走佬”，其價值近25萬元的鞋廠遭政府部門插手，以7萬元的價格賤賣。

　　曾小文稱，他2009年租用大嶺鎮過溝仔路的4層廠房開辦鞋廠，今年1月6日開始，由于有3萬元欠款未還，房東周秀昆將他的廠房上了鎖。

　　惠東縣大嶺鎮綜治辦副主任羅燕輝稱，事發當天，工人們情緒激動，所以他就帶領了數名聯防隊員會同大嶺鎮勞動部門前往處置，至于支持賣廠是根據哪個法律條款，他表示這方面沒有過多考慮。該鎮綜治辦在該鎮領導授權的情況下，的確主持拍賣了工廠，是為了防止工人堵路討薪，目的在于維穩。{page_break}

　　“這邊的勞動所巴不得多跑幾個廠，多賺點錢，一跑他們就接手，給工人發工資，誰知道廠里的設備值多少錢?”不少鞋廠老板對勞動管理所的做法存在疑問。

　　這樣的懷疑源自“鎮里頭”不時到鞋廠索要各種“好處”。現在路燈上高掛的紅燈籠對于企業來說并不是免費的。

　　“他們就到廠里面喝下茶說起這事，讓我們意思下，我給了400元，你在這里做生意這點錢還是要給的。”有企業表示。往常區縣的運動會，大一點的企業還要花好幾萬“贊助”兩個鎮的籃球隊或乒乓球隊。

　　陳聲達說：“政府必須牽頭搞培訓機構，這是產業的生命所在，你就沒有。比如搞一個技校，定期對財務、管理人員培訓。” “培訓也有，消防和安全生產培訓，一個企業抽2個人，一個人交800塊，交了錢可以不去。” 對此他頗為憤慨。

　　產業重點轉移

　　“鞋業的稅收，整個縣全年加在一起才2個億左右，我政府也要發展，需要其他產業去配套，不能只是這個。”陳少波說。

　　這句話暗指惠東提出的“大旅游”戰略。此前，時任惠東縣委書記黃樹正就表示，惠東將以巽寮濱海旅游、五星級酒店群為龍頭的濱海旅游產業正成為惠東新的經濟增長點，致力把全縣打造成為珠三角旅游休閑度假基地。

　　一鞋企老板表示：“政府認為鞋創造不了大稅收，出不了政績，而且他們認為制鞋有點污染。”

　　此前有企業向陳少波反映說內地給出的政策十分優惠，想將工廠遷移。陳少波當即回應道：“我說我不擔心你走，你走我也歡送，但是不走我也希望你能體諒惠東，因為我這里有基礎，說時尚女鞋，人家就知道惠東，不會說跑到沈陽、蘇州、湖南。”

　　“我說我這邊什么都給你們打造好了，政府每年出1200多個工人給你們做衛生。‘鞋文化節’搞了5屆，惠東品牌已經起來了，那你缺什么東西啊?”陳少波表示，政府每年都拿出幾百萬去扶植企業參展、培訓、舉辦論壇，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事實上，企業遷移的念頭并非無由而生。與廣東隔海相望的中國鄰居越南與惠東沒有絲毫直接關系，事實上，這個國家早已對惠東的產業命運造成了一定威脅，這種威脅隨著市場經濟的隱形的手逐漸滲入惠東這類的低層次制造業基地。{page_break}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把越南當作除中國以外的第二個低成本生產基地，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能替代中國的低成本生產基地。

　　盡管陳少波并不擔心惠東工廠外移，但各地崛起的鞋業制造基地正是產業轉移的印證。這至少表露出一種明顯的趨勢——鞋業這種低層次的產業隨處都可以復制，惠東并沒有太大的優勢。

　　陳少波眼里惠東發展女鞋的核心優勢是什么?配套。

　　雖然惠東仍然具備許多制鞋企業和其他出口商不愿放棄的優勢——最重要的是該地區一流的基礎設施及其熟練的技術勞動力。

　　不過，惠東畢竟不是廣州、深圳、東莞。也許，陳少波不曾知道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制鞋工業面臨嚴重缺乏勞動力，新臺幣兌美元快速升值，鞋材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等經營困境才逐步將工廠轉移至大陸。

　　陳少波也清楚知道惠東鞋業“產業集群大，品牌小，總量大、產值小，需要提高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品質等”。

　　“惠東縣于2009年規劃建設總投資18億元、面積6000畝的中國女鞋生產基地主題工業園，目前園區基礎設施建設正在進行。”惠東縣縣委書記在一次會議上表示，該工業園作為推動鞋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來建設，承接和引進國內外知名品牌落戶園區，帶動本地鞋業轉型升級。

　　“第二是通過組團，成立集團公司進行研發、設計，打造惠東自己的品牌;第三是建設鞋材生產基地，進入制鞋業上游的原材料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時任惠東縣縣長、現任縣委書記李燦洪還透露，惠東縣力爭今年開始資源整合工作，推動鞋企上市。

　　“年底或者明年初，應該初具規模。”陳少波說，“政府主要是想通過這個園區，整個業界用領導的話說叫引進幾匹狼，讓他們干起來、動起來。”

　　“做品牌，我永遠一句話，品牌不是創出來的，一個人造革的鞋子能打出品牌來嗎?”陳聲達建議，政府先扶持十家左右的大企業進行試點，讓他們轉型嘗試，“做一對鞋子補貼5塊，看能不能培養起來。”

　　顯然，轉型升級的主角是企業，基層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或“戲份很多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