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東鞋業四問

　　2011年，由于外部市場低迷，尤其是歐債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給中國制造業尤其是外貿大省廣東帶來巨大沖擊，受沖擊最烈的，則非產業集群莫屬。外向型制造業何去何從?

　　作為產業聚集的鞋廠中。

　　在全球經濟生態鏈條中，惠東女鞋產業猶如一葉扁舟，早搶的先機卻未能持續發力，即使身為掌舵者的企業主們也無法預料它將駛向何方?

　　一問產業：先發后至癥結何在?

　　1981年，一位香港回鄉創業的惠東人，在黃埠鎮辦起惠東第一家鞋廠，當時鞋廠是簡單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工人大多數都是根，這里也成為全國最早的鞋類生產基地。

　　時至今日，每天都會有200萬雙女鞋從惠東流出，一個月的鞋產量頭尾相連，足夠能繞地球一圈多。

　　靠女鞋迅速暴富的惠東在過往的許多年中屢屢被人提及，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行業之外的人對它知之甚少。低端制造業交出的龐大數字并不能掩蓋惠東女鞋自身的尷尬：這個頭頂“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制造業重鎮在發展近30年的歷程中一直缺乏知名的品牌。

　　2011年12月22日，惠東縣人民政府在向廣東省外經貿廳朱澤南副廳長作的鞋業發展情況匯報中提到：“我縣制鞋業沒有一個“洗腳上岸”的農民。惠東縣皮革行業總會會長陳鏡波就是其中一員。雖然不久之后，鞋廠倒閉，但是制鞋產業卻在惠東落地生根，這里也成為全國最早的鞋類生產基地。

　　時至今日，每天都會有200萬雙女鞋從惠東流出，一個月的鞋產量頭尾相連，足夠能繞地球一圈多。

　　靠女鞋迅速暴富的惠東在過往的許多年中屢屢被人提及，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行業之外的人對它知之甚少。低端制造業交出的龐大數字并不能掩蓋惠東女鞋自身的尷尬：這個頭頂“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制造業重鎮在發展近30年的歷程中一直缺乏知名的品牌。

　　2011年12月22日，惠東縣人民政府在向廣東省外經貿廳朱澤南副廳長作的鞋業發展情況匯報中提到：“我縣制鞋業沒有一個‘中國馳名商標’或‘中國名牌產品’。”

　　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曾經給惠東帶來繁華的女鞋制造業也面臨珠三角其他專業鎮一樣的困境：原材料上漲、資金乏力、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缺乏有品牌知名度的企業、設計水平低下，更為嚴重的是，當地所付出的沉重的環境代價……

　　正如誰也不曾料到惠東鞋業會形成如此龐大產業一樣，可能誰都未曾想過今日惠東鞋業會遭遇如此困境。

　　當人們再次討論惠東女鞋的時候，多少帶有一種細細揣摩的心態：這個有著“中國女鞋生產基地”招牌的制造重鎮的優勢何在，為何先發而后至，或者后至未至?

　　“黃金埠”失色

　　黃埠鎮，中國女鞋生產的重要基地，一個在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地方。它是廣東惠州市惠東縣海邊上的一個小鎮，與著名的大亞灣石化區相鄰。

　　這個位居稔平半島南部的小鎮面積97.7平方公里，海岸線長44.5公里，距離深圳鹽田港不足1小時車程。這里是惠東鞋業的起點，是名副其實的“黃金埠”：總人口約16萬人，其中戶籍人口4萬人，外來人口約12萬人，三倍于本地人。

　　作為珠三角城鎮迅速發育的標本，黃埠吸引了眾多人前來駐足，既有短暫停留，亦有長期扎根。這些涵蓋潮汕人、客家人、香港人、臺灣人、外來打工者以及數不盡的商人見證了這座小鎮從遍地農田到無數工廠的翻天巨變。

　　緊鄰黃埠的吉隆，是惠東另外一個制鞋重鎮，全鎮總面積125.3平方公里，海岸線長16.8公里，總人口約18萬人，其中戶籍人口3.7萬人，外來人口約14萬人。

　　黃埠和吉隆加上后起的平山街道、大嶺鎮構成了惠東龐大的女鞋產業。今天，狹長的稔平半島因為無數的工廠和外來人群熱鬧非凡。

　　一雙惠東女鞋，平均出口價不足5美元，可當它貼上國外頂級品牌的標簽后，身價馬上變成幾百美元，而且許多又賣給了中國消費者。Camel(美國駱駝)、Aana Sui(安娜蘇)、Fendi(芬迪)等60多個國內外知名鞋類品牌選擇惠東鞋廠作為制造商。

　　正如耐克、老人頭、華倫天奴等名牌都定點在廣東加工生產一樣，“西方開發、東方加工”或“省外品牌，省內生產”是惠東鞋業老板們習以為常的生產方式。

　　從地圖上看，佛山、廣州、東莞、惠州惠東縣處于一條直線，鶴山和深圳位于這條直線下端的兩個點，以廣州為中心，連結后就如一個俯視的“K”字形環繞廣州灣。這個俯視的“K”字形，幾乎就是廣東鞋業的直觀分布圖。

　　惠東縣專注于做女鞋，產品與大眾所知的達芙妮女鞋類似，都是PU皮，只不過在知名度上相去甚遠。事實上，達芙妮部分產品也選擇惠東鞋廠代工。

　　雖然號稱有4800多家制鞋工廠，但為外界熟知的卻寥寥無幾。30多年來收獲的只有7個廣東省名牌產品、21個廣東省著名商標以及其他一大堆政府官員感興趣的數據。

　　惠東自譽為與溫州和晉江并駕齊驅的中國鞋都。事實上，公認的中國鞋都只有兩個，溫州和晉江。溫州以生產皮鞋聞名，晉江則占據中國運動鞋市場半壁江山。

　　上世紀80年代初，偏處浙南山區的溫州各地，出現大量家庭作坊和專業化市場，并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被著名學者費孝通稱為“溫州模式”，傳誦至今。

　　在溫州漫長的制鞋歷程中，女鞋并不是其傳統優勢產業。溫州女鞋在生產時間上落后惠東10多年的時間。

　　2001年，溫州拿下“中國鞋都”的金字招牌時，本土鞋企絕大多數還是以產銷男鞋為主。當時，康奈、奧康、紅蜻蜓等以男鞋見長的溫州本土鞋類品牌，早已進入中國鞋類品牌十強行列;溫州鞋已在全國各地開出了超過4萬家專賣店。而以PU革為原材料的溫州女鞋，此時仍勢弱聲微，停留在以代理批發為主的低端銷售模式上。

　　溫州老板最擅長的，就是復制成功的模式。

　　2005年，巨日鞋業公司董事長黃秀曼率先提出銷售模式轉型升級，開始嘗試做專柜、專賣。第二年，該公司讓著名影星蔣勤勤幫忙叫賣“巨日”女鞋。

　　以卓詩尼為代表的一批溫州時尚女鞋發起“品牌化”運動，憑借溫州產業鏈的優勢、溫州地域文化以及市場需求迅速崛起。

　　巨一、名典、卓詩尼、特斯亞、戈美其、珂卡芙、縫葉鳥等近30個品牌在明星代言的驅動下迅速占領市場。

　　2006年以來，溫州女鞋品牌快速崛起，去年300多家女鞋企業年產值超過300億元。溫州女鞋補上了溫州鞋業的“木桶短板”，并已經有能力走得更遠。

　　從本質上來說，以巨一為代表的溫州女鞋與惠東女鞋的發家模式并沒有太大的差別。與惠東鞋企不同的是，溫州鞋企的創品牌意識要強得多，而且舍得花本錢。溫州有些企業為提高企業知名度，每年投入幾百萬甚至千萬元資金做品牌宣傳，在全國各地廣泛建立銷售網絡，通過專賣、連鎖加盟等多種形式把品牌推向市場。

　　作為溫州鞋業代表的巨一鞋業是溫州鞋業走向全球市場的代表。1988年，李愛蓮從親戚手里借錢開辦了一家工廠，用皮革下腳料作為材料制鞋。如今，這家公司由她的兒子打理，目前有3800名員工，每年為包括西班牙Zara在內的客戶生產1000萬雙鞋。

　　李愛蓮的許多鄰里也有著類似的故事，活躍的當地企業家已經把這里變成了中國私營經濟的領頭羊。惠東也涌現出眾多財富故事，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將財富化為更寬廣的市場。

　　當鞋廠大量倒閉、外遷的傳言甚囂塵上之時，溫州再一次被置于風口浪尖上。不過，人們忽略了溫州快速崛起背后蘊含的力量——活躍的民營經濟并不僅僅只會“炒作”，還具有更多的適應形勢變化的能力。

　　或許沒有多少人記得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廣場的一把燒毀了5000多雙溫州劣質皮鞋的大火。但很多溫州制鞋人應該不會忘記。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溫州的皮鞋稱為“禮拜鞋”，用紙糊的，穿一個禮拜就壞或遇水就壞。

　　恰恰在那個靠低價策略急占市場的時代，許多城市商場明示“本店拒售溫州鞋”。溫州“鞋王”余阿壽利用自己在溫州鞋業界的人緣、影響和地位，聯絡同行籌建鞋業協會，在他的努力下，1988年，中國皮鞋第一個行業協會——溫州市鹿城區鞋業協會成立。協會成立當天，余阿壽與370多名鞋廠廠長聯合同行發出倡議：“凡我鞋業同仁，都要以鞋城聲譽為重，講究皮鞋質量，不賺昧心錢。”

　　1993年，溫州市委、市政府的“質量立市”戰略。使溫州主要產品的質量逐步達到全省、全國先進水平和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在國內外挽回溫州產品的質量聲譽。在許多年前，這個戰略增加了自我品牌建設的成分。今天，溫州仍沒有放棄這個戰略。

　　占據先天優勢的惠東呢?

　　先機未成優勢

　　在惠東的臺灣貿易公司的宋先生仍記得2006年之前，惠東鞋廠“掌握”了多數貿易公司手中的訂單。不過，在此之后，溫州女鞋的崛起使得許多貿易公司重心轉移。

　　不變的只有一點：終端渠道仍被臺灣人把持，惠東鞋廠仍在接單生產。而惠東與鞋廠數量相等的鞋材店鋪，其鞋材基本上都由溫州供給。

　　在惠東，你可以看到許多溫州人的貿易公司，以比溫州鞋廠更低廉的價格給惠東鞋廠下訂單，然后再由深圳或溫州送到國外客戶手中。

　　不管承認與否，無論在低端產品還是高端產品的競爭上，惠東女鞋面對溫州女鞋時沒有絲毫優勢可占。

　　“當時黃埠女鞋在商場都開設了專柜，后來國家改革增值稅，商場賣專柜，增加了一項增值稅，黃埠人認為定稅可以少交錢，就將大商場的機會全部放棄了。”遠東鞋業的老總鄒慶嚴介紹，“國家調研增值稅改革，去了溫州，所以溫州人接受了增值稅，從此國內大商場中溫州鞋取代了惠東鞋。”

　　人們總喜歡用“哪兒有市場，哪兒就有浙江人”來形容無處不在的浙江商人。相比溫州人的張揚，惠東人明顯更加“低調”，這種低調來源于廣東人的保守。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對話網友時說，廣東人優點是務實，缺點是太務實。”這種表述印證了廣東人改革開放以來的心態——小富即安。

　　“掙錢太容易，沒有壓力，不用去思考更多創新的想法。”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認為這是阻礙中國企業創新的最大障礙。這句話一樣適用于惠東女鞋產業。

　　不過，這種安逸的局面并不能持久，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惠東鞋廠向高附加值的業務轉型的挑戰是不可回避的。

　　“惠東人、客家人賺錢就是要賺現錢，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沒有一個奮斗的目標。”惠東縣中小企業局局長陳少波表示。

　　在剛結束的惠州市兩會上，惠州市副市長黃樹正說，惠東人有200萬就以為自己是李嘉誠，固步自封。

　　用固步自封來形容惠東企業家或許是以偏概全，至少還有不少企業家在思量如何進一步壯大。

　　2010年6月，惠東七家鞋業企業就進行了嘗試，組成惠東全縣第一家鞋業集團公司——廣東香戀，并在廣州開設數十家專賣店。

　　裕順鞋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李美順先生說：“現在內銷市場，對于革鞋來說，出現一個難得的品牌發展機會，因為現在年輕人，不管是城市的還是農村，他們受現代電視流行文化影響，以及文化素質提高，他們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個性、時尚，而品牌鞋服是對他們個性和時尚的最好表現;同時近兩年真皮品牌女鞋，價格大都提到400塊以上，超過1000元的也不少，這樣在100-400元的階段，給女鞋革鞋運作品牌，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裕順是組成廣東香戀的起家公司之一，公司規模在全縣鞋類企業中屈指可數。

　　再過不久，鄒慶嚴就將赴意大利與鞋類設計師會談，他希望通過建立設計師俱樂部來改變企業產品形象，提升產品檔次。此前，他甚至花費巨資購買了行業內先進的掃描設備，對不同性別人群進行精確的腳部掃描以獲得可以適用于商業的數據。

　　在惠東，很少鞋廠老板愿意作出這樣的舉動，盡管他們并不缺錢。

　　今天我們再來看惠東，所謂的產業集群或者并不存在。惠東顯然還沒有形成高效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只是“產業聚集”而已。

　　“傳統實業也是朝陽產業，就看你怎么做。”此前中國入世談判首席專家龍永圖在溫州演講時的一句話或許用在惠東女鞋制造上更為貼切。不過，說出來容易，要做到卻需要惠東破解諸多難題。

　　諸多問題中，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惠東區域品牌的建設。

　　二問企業：龍頭企業在哪里?

　　惠東仍在上演創富傳奇，無數外來創業者在密集的鞋廠之中經營自己的事業，遷徙而來的打工者夢想有朝一日也能夠成為老板。

　　春節剛過，萊斯特鞋廠旁邊的工廠剛放完開業爆竹，第二天卻悄然歇業。擁有三條生產流水線的萊斯特也因為招工困難而遲遲沒有開工。在惠東，擁有一條生產流水線的企業就算是規模以上企業。

　　不少業內人士憶起2006年前后，惠東縣女鞋產業經歷的輝煌：那時內外需求強勁，訂單接不過來，每個廠加班到凌晨2點，路上的貨車川流不息。

　　如今也難得再見到工廠加工的情形，許多鞋廠直至現在都沒能開工。如果說與溫州的較量失利源于惠東人性格上的保守而坐失良機的話，那么在技術操作層面的保守才是今日惠東陷入困境，失去可以比肩兩大鞋都的重要原因。

　　也許很少有人真正想過，為何數量龐大的鞋業工廠卻無法承擔產業升級的重任?

　　非直接客戶

　　中國人剛剛度過農歷新年，就已經感受到海外市場再度緊張起來的氣氛。歐洲持續的暴雪，讓數千里之外的惠東縣不少企業主的算盤落空，按照往年的行情，開年之后惠東的鞋廠已經開始準備生產夏時熱銷的涼鞋，現在他們都在忙著為歐洲人生產厚厚的靴子。對于這些選擇在元宵節之后開工、又收獲的是額外追加的訂單的作坊主來說，本已緊缺的人手更加捉襟見肘。

　　不過好在，沉寂一個春節假期的生產線終于打破靜默，開始轉動起來。“在廠里的員工提前開工，能做幾雙是幾雙。”汪畇坐在粵東(國際)鞋材市場銷售中心的會客室里向記者談及鞋廠的近況時表示。

　　汪畇是這個數百個店鋪的巨大市場的操盤者，名片上的頭銜是“總經理”。不過，公司最大的老板并不是他，而是遠東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鄒慶嚴及合伙人。

　　年產250萬雙鞋的遠東鞋業雖然還稱不上是惠東縣最大的鞋企，但足以擠進前十。在熟悉鄒慶嚴的人士看來，這是個有想法，并且有魄力將想法付諸實施的人。這與黃埠、吉隆諸多鞋老板形成了鮮明的區別——敢想敢做并不保守。

　　鄒慶嚴的遠東鞋廠已經實現了半自動化生產，這可以適當降低對人工的依賴。鄒慶嚴希望進一步提高鞋廠的自動化程度，這樣“招工荒”或許就不會再困擾遠東。

　　而對于很多工廠來說，更新設備需要巨大的投入，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的風險，他們并不愿意輕易嘗試。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品牌建設和技術投資需要錢，這也是惠東制造業陷入困局，與圍繞廣東乃至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這一最大論戰之間的焦點。

　　事實上，很多企業主與歐洲的聯系都是間接的——他們的工廠生產著供應歐洲或者世界其他地區女鞋制品，卻從未與這些國家的商人打過交道。因此，他們對諸如葡萄牙違約掉期報價再創新高、歐洲正在進行新一輪政策博弈的新聞并不關心。而人工成本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等諸多現實因素猶如南方“回南天”帶來的濕氣一樣，困擾著他們。

　　貿易公司扮演著這場國際交易的橋梁角色。如同許多年之前，香港、臺灣制造業開始向大陸前段的廣東轉移時一樣，今天，惠東的產業仍保留著當時鮮明的時代特點。而臺灣商人仍占領著行業的命脈——終端渠道的貿易公司。

　　“現在黃埠真正會操作一般貿易的企業不超過20家。”此前在黃埠鎮經營鞋廠的陳聲達直言惠東鞋企掌握不了自身的命運。

　　2003年組建了萬達實業有限公司的陳聲達就下了血本專做鞋類貿易，“8年間，投入超過2000萬元，還是一點成績都沒有。”

　　幾年之前，遠東鞋業在美國成立了個貿易公司，想把自己的品牌“牧羊女”打入美國市場。這對于惠東鞋業界來說，是一次具有意義的嘗試。可惜這次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牧羊女可以說是惠東縣鞋業界第一個在國內商場開連鎖店的品牌，2008年時卻悄然退出市場。

　　“好多生意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市場就是有分工，人家貿易公司有它存在的理由。”汪畇感慨，溫州人似乎更適應國際貿易的叢林法則。

　　“為了解決貿易公司拖欠貨款，去年開始轉變方式，貿易公司去買材料，工廠來加工，只收加工費。”汪畇表示，寧愿少做，也要做一雙賺一雙的錢。

　　雖然他表示這樣的做法已經成為行業共識，不過，從目前企業反饋信息來看，很多企業仍是各自為政。

　　壞死的生態鏈條

　　而陳聲達則清點了工廠設備，與伴隨著他24年的萬達鞋廠說聲再見。從16歲開始做鞋，他在這個行業里混跡27年，幾乎與惠東制鞋業同時起步。萬達鞋廠的謝幕似乎預示著惠東賴以為生的傳統制鞋業日益式微。

　　2010年，陳聲達的一場官司還引起了業界的關注。

　　這年5月，陳聲達和另外3名廣東女鞋企業主一起，在美國聯邦法院起訴美國一家鞋類產品進口企業老板RAY CAI(中文名蔡志平，華裔美國人，祖籍廣東梅州，原深圳五洲電路集團高層管理)拖欠貨款的官司中勝訴，并成功阻止拖欠300萬美元的被告申請破產。

　　從2006年7月起，他多次前往美國加州，口頭要求CITICROSS公司償還貨款，但一直遭對方拒絕。 在國外討貨款，陳聲達介紹，他們經歷了孤軍作戰、語言不通、不懂法律等難關。

　　由于被欠100萬美元貨款，一同起訴的惠東縣伊丹姍鞋業公司總經理李乃忠將自己在惠東縣黃埠鎮一個700人的工廠解散。

　　“官司一打贏，馬上開新聞發布會，把這個消息告訴全球的人，希望別人不要走我們的后路。”陳聲達說，被欠50萬美元貨款并不足以讓萬達鞋廠關門，卻足以成為事件發生的導火索。

　　和中國制造業的痛楚一樣，萬達鞋廠倒閉原因不外乎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匯率上升、人工成本上升、歐洲市場不景氣等因素，除此之外，惠東女鞋產業過度膨脹

　　之后的盲目生產導致的供過于求直接壓低了鞋廠利潤。

　　就在幾天前，陳聲達還在微博上秀自己從英國搜羅回來的幾雙制作精良的女鞋。陳聲達在上寫道：“雖然鞋廠沒做，畢竟經營了20多年，有著深厚的情感，愛我的鞋寶，會一直珍藏。”

　　在現實生活中，別人都稱陳聲達為傲三哥，這也正是他的微博名。在微博上，他這樣介紹自己：萬達實業(深圳)有限公司總經理，法國巴菲爾酒莊合伙人、中國(深圳)葡萄酒進口商聯盟副理事長陳聲達，喜愛旅行攝影、品酒論酒，愛管閑事。

　　不過，陳聲達心底仍放不下惠東的鞋業，還時不時透過朋友和萬達實業的同事打聽情況。采訪當天，陳聲達推掉了來深圳做客的酒商朋友的宴會。他在微博中寫道：“為了鞋業的發展，沒辦法陪你們吃飯了，我現在趕回惠東接受省里來的采訪，早上回來。”

　　“惠東鞋業從一開始就沒有體系。在惠東縣很多鞋廠，一張傳真的訂貨單就代替合同了，非常不規范。”陳聲達說。

　　惠東企業因此蒙受的損失無人統計。陳聲達曾估計，僅黃埠鎮企業主每年就會因此損失1000萬元以上。

　　陳聲達的教訓在于過分相信了美國公司的信譽，未要求對方提供銀行信用證，而是采用到貨后現金支付的方式。這也是行業的通病，“一整車鞋子，就一張紙條，公章都沒有，就是業務員簽個名字。你要問我合同，我讓別人做”。

　　由于生產規模小，惠東許多鞋廠老板不愿投入資金搞產品的研究與開發，更沒有自主產品，一旦發現市場某一產品較暢銷，立刻一窩蜂跟風生產;同時，盜版、競相壓價、搶客等無序競爭現象時有發生。

　　事實上，惠東鞋業隱藏著更深的危機。

　　陳聲達舉了個例子：“你這個工廠今年欠人200萬，虧了50萬，就欠人250萬，再做一年又虧50萬，有的材料商跟你做了一年的生意，雖然你欠了別人錢，但是還是能從中獲得一定的收益，就繼續供給。就算欠到500萬，還是有供給，大不了材料比人家貴一點點。”

　　陳聲達估計這樣的企業占惠東鞋業的比例超過60%。

　　這個數字也無法證實。

　　不過，各大銀行放貸越來越有選擇性——傾向于向有政府背景的企業發放高額長期貸款。許多無款可貸中小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一些企業被迫求助于地下錢莊——據稱利息可能高達70%至80%。

　　在惠東做生意喜歡“賒數”的方式，無疑為惠東的制鞋產業埋下了另一顆定時炸彈。龍年除夕前，還在做鞋廠的朋友告訴陳聲達，有很多工廠老板走掉，明年不會開。

　　“這兩天，我去深圳的光明布吉的工廠轉，人家工資沒我們高，招工也沒我們困難。惠東受區域限制，環境配套也不行。”陳聲達直言，政府不加大“馬力”，惠東鞋業就可能完蛋。

　　陳聲達在2010年兩會時曾提出“惠東本地人在鞋業上的生命力只有2-3年，整個惠東鞋業只有8-10 年的生命力”的觀點。

　　他表示，現實情況正在逐步印證他的看法。“謝逸跟別人合伙搞了一個工廠，專門收‘跳樓鞋’，生意非常好，他們生意好，你可想而知整個行業的情況有多糟糕。多少收跳樓鞋的企業?過百家!”

　　跳樓鞋，也就是一些商人以低于成本價收購給經營不善的鞋廠下單生產的外貿鞋。

　　而在官方的說法中，惠東鞋業一切正常，正在走向理想狀態。

　　步入吉隆鎮，在條帶狀的人民路以及其支路上，遍布上千家鞋材商鋪，集鞋材批發零售、儲運、鞋機展銷為一體的鞋市綿延數公里。繁忙的公路、攢動的工人、興奮又慌張的心情也許恰恰是這個夢想之地的現實寫照。

　　“這里全是草根經濟，這里做鞋廠的就兩類：第一洗腳上岸， 第二收網上岸的，沒有第三種轉型的可能性。像其他地方，臺灣香港來投資的，拍拍屁股可以走，這里你跑不掉。”汪畇介紹，越來越多外來人來惠東創業，而越來越多本地人移民國外。

　　三問政府：遺忘還是視而不見?

　　制造業的成功往往不是各級政府的功勞，“企業總是要先于政府一步。”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政府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惠東鞋業30年的進程中，“惠東女鞋”的品牌推廣并不“給力”。

　　“溫州為什么做得這么好，政府會提供一系列的平臺，免費帶你們出去，給你們弄好展位，你們只需要帶產品過去接單就可以，慢慢把整條外貿的鏈條怎么操作都交給你。”陳聲達說。

　　事實上，人們需要質疑的并不局限于此。

　　垃圾“侵”城

　　小車緩緩開過海濱四路，進入黃埠鎮西門工業區。不同于東莞鎮街的工業區，黃埠各工業區與居民區并沒有明顯的區別。

　　李仕萬指著路旁的工業垃圾說道：“如果有3級以上的風，黃埠到處都是灰塵和垃圾在飄。”

　　今年，李仕萬已經在廣東打拼整整20個年頭，2006年在黃埠建立了屬于自己的鞋廠。鞋廠每年能生產近60萬雙女鞋，人民幣升值之后，一雙鞋的利潤已經降到不足1元。

　　“我們做美線，歐洲市場不景氣，以前主攻歐洲市場的也開始接美國的訂單，現在我們訂單還可以，但未來不是很樂觀。”

　　李仕萬對政府并沒有太多的要求：“政府最重要的是搞好治安、衛生以及城鎮形象，小的東西他們也幫不到。”

　　作為惠東縣兩屆政協委員，陳聲達沒少給縣里提意見。有一次，與陳聲達合作的工廠被環衛所查封了電表，原因是企業老板沒錢交垃圾費。

　　陳當即打電話疏通下，“你們是沒有權力封的，讓他先生產，下個星期再讓他交。”幾天之后，惠州市鞋業商會會長謝怡輝帶著商會工作人員下來調研，作為副會長的陳聲達就將這作為一條建議提交上去——“你可以給企業一個期限，期限之外再封。”

　　當時惠東縣領導批示，讓物價局來查處收費是否合理。“我說的不是價錢的問題，是執法柔性尺度的問題。鎮長和鎮委書記都打電話給我，說我害死人，我說沒害人，你們這樣做實在不行。”

　　去年，李仕萬交了6000元垃圾費。對于這樣的衛生狀況，他并不滿意，“很多客人都不敢來了。”

　　惠東縣每天產生鞋材垃圾在300噸以上，這些垃圾除了運往附近垃圾填埋場和平山鎮獅朝洞垃圾填埋場填埋之外，很多垃圾被就地焚燒。

　　去年12月，黃埠鎮新寮埔附近150畝垃圾填埋場失火，制鞋廢料足足燒了9天，大半個黃埠鎮都籠罩在濃煙之中，氣味難聞。而政府部門遲遲未能把火撲滅，更讓居民十分不滿。

　　這個垃圾填埋場曾經還是近百頭黃牛的揀食美味的樂園，吃垃圾的牛經屠宰后，牛肉賣往惠州本地及深圳市場。

　　企業的“貢獻”

　　“去年花了兩個月時間去取締那些無牌無照鞋面加工廠，最終給一些部門找到了賺錢的門路，無牌無證是吧?全部辦牌，包辦!兩個證一萬!”陳聲達說。

　　“你完全可以規定，在三個月整頓期間不可以辦證，他們與我們是兩個心思，很難統一。”

　　另外一方面，惠東官商之間有太多扯不斷的關系鏈條，讓外地投資者畏懼。深圳商人陳深鳴就曾為此“放棄惠東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優勢”，選擇將原本落戶惠東的鞋業產業園項目整體搬遷到江西省高安市。

　　2003年，陳深鳴在惠州惠東縣城平山鎮購買了295畝土地。當他規劃用5個億建造亞洲最大鞋業研發中心及總部基地時，平山街道辦竟然將其土地證扣押，并將土地賣給一家公司開發房地產。

　　陳深鳴申訴5年未果后，被迫追加投資上億，將在江西高安建立一個以鞋業產業鏈為主，包括研發、制造、采購交易等服務的鞋業產業園，投資總額34億元。這個項目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被列為省長督辦的重大工程。

　　陳并不是唯一一個在土地問題上栽跟頭的人，同樣來自深圳的鞋業老板梁惠南也因為土地糾葛遠走江西。

　　就在不久前，媒體報道，惠東縣大嶺鎮金和鞋材加工廠老板曾小文春節前“被走佬”，其價值近25萬元的鞋廠遭政府部門插手，以7萬元的價格賤賣。

　　曾小文稱，他2009年租用大嶺鎮過溝仔路的4層廠房開辦鞋廠，今年1月6日開始，由于有3萬元欠款未還，房東周秀昆將他的廠房上了鎖。

　　惠東縣大嶺鎮綜治辦副主任羅燕輝稱，事發當天，工人們情緒激動，所以他就帶領了數名聯防隊員會同大嶺鎮勞動部門前往處置，至于支持賣廠是根據哪個法律條款，他表示這方面沒有過多考慮。該鎮綜治辦在該鎮領導授權的情況下，的確主持拍賣了工廠，是為了防止工人堵路討薪，目的在于維穩。

　　“這邊的勞動所巴不得多跑幾個廠，多賺點錢，一跑他們就接手，給工人發工資，誰知道廠里的設備值多少錢?”不少鞋廠老板對勞動管理所的做法存在疑問。

　　這樣的懷疑源自“鎮里頭”不時到鞋廠索要各種“好處”。現在路燈上高掛的紅燈籠對于企業來說并不是免費的。

　　“他們就到廠里面喝下茶說起這事，讓我們意思下，我給了400元，你在這里做生意這點錢還是要給的。”有企業表示。往常區縣的運動會，大一點的企業還要花好幾萬“贊助”兩個鎮的籃球隊或乒乓球隊。

　　陳聲達說：“政府必須牽頭搞培訓機構，這是產業的生命所在，你就沒有。比如搞一個技校，定期對財務、管理人員培訓。” “培訓也有，消防和安全生產培訓，一個企業抽2個人，一個人交800塊，交了錢可以不去。” 對此他頗為憤慨。

　　產業重點轉移

　　“鞋業的稅收，整個縣全年加在一起才2個億左右，我政府也要發展，需要其他產業去配套，不能只是這個。”陳少波說。

　　這句話暗指惠東提出的“大旅游”戰略。此前，時任惠東縣委書記黃樹正就表示，惠東將以巽寮濱海旅游、五星級酒店群為龍頭的濱海旅游產業正成為惠東新的經濟增長點，致力把全縣打造成為珠三角旅游休閑度假基地。

　　一鞋企老板表示：“政府認為鞋創造不了大稅收，出不了政績，而且他們認為制鞋有點污染。”

　　此前有企業向陳少波反映說內地給出的政策十分優惠，想將工廠遷移。陳少波當即回應道：“我說我不擔心你走，你走我也歡送，但是不走我也希望你能體諒惠東，因為我這里有基礎，說時尚女鞋，人家就知道惠東，不會說跑到沈陽、蘇州、湖南。”

　　“我說我這邊什么都給你們打造好了，政府每年出1200多個工人給你們做衛生。‘鞋文化節’搞了5屆，惠東品牌已經起來了，那你缺什么東西啊?”陳少波表示，政府每年都拿出幾百萬去扶植企業參展、培訓、舉辦論壇，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事實上，企業遷移的念頭并非無由而生。與廣東隔海相望的中國鄰居越南與惠東沒有絲毫直接關系，事實上，這個國家早已對惠東的產業命運造成了一定威脅，這種威脅隨著市場經濟的隱形的手逐漸滲入惠東這類的低層次制造業基地。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把越南當作除中國以外的第二個低成本生產基地，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能替代中國的低成本生產基地。

　　盡管陳少波并不擔心惠東工廠外移，但各地崛起的鞋業制造基地正是產業轉移的印證。這至少表露出一種明顯的趨勢——鞋業這種低層次的產業隨處都可以復制，惠東并沒有太大的優勢。

　　陳少波眼里惠東發展女鞋的核心優勢是什么?配套。

　　雖然惠東仍然具備許多制鞋企業和其他出口商不愿放棄的優勢——最重要的是該地區一流的基礎設施及其熟練的技術勞動力。

　　不過，惠東畢竟不是廣州、深圳、東莞。也許，陳少波不曾知道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制鞋工業面臨嚴重缺乏勞動力，新臺幣兌美元快速升值，鞋材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等經營困境才逐步將工廠轉移至大陸。

　　陳少波也清楚知道惠東鞋業“產業集群大，品牌小，總量大、產值小，需要提高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品質等”。

　　“惠東縣于2009年規劃建設總投資18億元、面積6000畝的中國女鞋生產基地主題工業園，目前園區基礎設施建設正在進行。”惠東縣縣委書記在一次會議上表示，該工業園作為推動鞋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來建設，承接和引進國內外知名品牌落戶園區，帶動本地鞋業轉型升級。

　　“第二是通過組團，成立集團公司進行研發、設計，打造惠東自己的品牌;第三是建設鞋材生產基地，進入制鞋業上游的原材料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時任惠東縣縣長、現任縣委書記李燦洪還透露，惠東縣力爭今年開始資源整合工作，推動鞋企上市。

　　“年底或者明年初，應該初具規模。”陳少波說，“政府主要是想通過這個園區，整個業界用領導的話說叫引進幾匹狼，讓他們干起來、動起來。”

　　“做品牌，我永遠一句話，品牌不是創出來的，一個人造革的鞋子能打出品牌來嗎?”陳聲達建議，政府先扶持十家左右的大企業進行試點，讓他們轉型嘗試，“做一對鞋子補貼5塊，看能不能培養起來。”

　　顯然，轉型升級的主角是企業，基層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或“戲份很多的配角”。

　　四問商會：利益之戰何時休?

　　2011年7月13日，惠東縣鞋革行業總會舉行成立大會。這是兩年內惠東成立的第二個行業商會。2009年10月28日，惠東鞋業商會成立。更早之前，還有惠州市鞋業商會以及吉隆、黃埠鞋業商會。

　　雖然在7月既已掛牌，并選舉產生了以惠州市人大代表、惠州市偉明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鏡波為會長的首屆理事會，不過，直到這年10月，理事會才舉行就職典禮。

　　“7月成立大會那天，現場異常冷清，所謂的會員一個都不參加。”知情者透露，當時時任惠東縣某領導都親自給下面企業一個個打電話，要他們支持工作。為此，就職典禮曾數次推遲。

　　涉嫌違規?

　　“惠東鞋革行業內有幾個商會，但誰也代表不了惠東鞋業。那么必須成立一個涵蓋鞋業和制革鞋材貿易的與鞋業相關的行業企業組成的鞋革行業總會。”惠東縣鞋革行業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秦飛帆表示，總會是唯一代表惠東鞋革行業對外交流形象的組織。

　　這樣的地位源于“各級領導非常重視這個行業，要把這個組織成立起來” 。

　　秦飛帆并沒有解釋商會成立的政府背景，“講到政府層面就不好回答了，背景就不要說了。”不過在談及總會的優勢時，秦飛帆強調，“我們的優勢在于在政策傾斜和政府資源。”

　　秦飛帆的另一個身份是惠東縣中小企業局改革發展股股長。鞋革總會與中小企業局合署辦公，會長辦公室距離秦飛帆辦公室直線距離不足10米。

　　不過，國務院2007年制定的《關于加快推進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行業協會要嚴格依照法律法規和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切實解決行政化傾向嚴重以及依賴政府等問題。

　　其中就規定：“目前尚合署辦公的要限期分開，現職公務員不得在行業協會兼任領導職務。”

　　2011年11月22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大力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加大政府職能轉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于讓社會組織“接力”。他說，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給他們。

　　根據1998 年國務院頒發的《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會團體沒有必要成立的，登記管理機構不予籌備。

　　秦飛帆不會不知。在問及總會跟其他幾個商會有沒有隸屬與被隸屬的關系時，秦飛帆就表示：“按照國務院頒布的社團管理條例，達到了成立社團組織的條件，就可以注冊成立，我們沒有隸屬關系。”

　　事實上，總會第一次并沒有得到民政部門的通過，最終勉強通過審批。

　　“因為商會是民間自愿成立的，但政府會主導這個總會，秘書長是政府派遣的，便于跟政府溝通，便于跟國內國外的領導、商會、協會等溝通，代表惠東的企業形象，要不然像以前有五個商會，上面來人了，不知道叫哪個商會代表惠東去接待!”陳少波在談及眾多商會之前關系時表示。

　　雖然只有300個會員，但秦飛帆并不在意會員數量多少。“總會副會長以上的企業單位它的總產值、納稅額達占全縣一半以上，就是說大企業都是我們的副會長以上的單位。”

　　根據惠東縣內部交流刊物《中國女鞋產業基地》關于鞋革行業總會成立的介紹，記者粗略統計了一下，總會共有1位會長、11位常務副會長、3位永久名譽會長、38位副會長以及4位理事長。

　　利益之爭?

　　記者足足等了一個鐘，惠東縣鞋業商會會長林偉金才現身。

　　林偉金穿著得體的襯衫和休閑西服緩緩走來，隨手將路易威登經典款手拿包放在露臺休閑亭的木桌上。這是林偉金在惠東的一處辦公樓，向南方望去，不足5分鐘的車程就是林偉金金烽鞋業有限公司所在地。

　　就在2009年，林偉金被推選出來做惠東鞋業商會會長，林偉金的上任讓協會在成立一年后發展到500多個會員。

　　雖然沒有政府性質，但惠東鞋業商會還是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成立時惠東縣委縣政府領導都有出席，給外界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支持這個商會。而無論是赴京出席中國皮革協會的活動，還是赴各地開展活動都會帶著商會前往。

　　此時，官方欽點的惠州市鞋業商會早已不受官方重視。

　　“惠州市鞋業商會是惠東縣倡議成立的，市委書記來了知道后，說干脆掛惠州市的牌。我看它們的運作情況好像不太好。”陳少波介紹。

　　知情人士表示：“惠州市鞋業商會是代表政府，但政府內部人士認為不聽招呼，林偉金會長這個協會就是取代市里的商會。”

　　林偉金并不在意鞋革總會的成立，表示會做好惠東鞋業商會的工作，服務好會員。

　　現實情況可能并不會如他所愿：“政府對外介紹時表示，今后總會就代表惠東鞋業，別的商會都不能代表。”

　　現在惠東縣鞋革總會已經成為中國皮革協會的常務理事單位。而在最初，惠東縣政府曾找到省一級協會，希望省級協會以鞋業分會的形式將惠東縣鞋業商會和惠州市鞋業商會兼并。

　　省一級協會認為，“你們沒有必要又成立一個商會，惠東商會已經夠多了”，所以并沒有答應。

　　“惠東鞋業商會里面的企業說，你覺得這屆的會長不作為，可以換，沒必要重新組織一個商會。” 知情人士對鞋革總會成立的做法表示難以理解。

　　有人猜測，惠東縣急于推出鞋革總會的力量源泉來自于惠東縣鞋業商會年終總結會上提到的每年的300萬元會費，不過這樣的說法無從考證。

　　陳聲達說：“商會越多就越混亂，本來這個事情是我們黃埠商會來管，可是這個企業又屬于市里或者縣里商會，他們也要管，所以出了事就由自己解決。”

　　商會何為?

　　總會工作人員并不多，加上公務員身份的秦飛帆也才6個人。

　　“我們的經營模式不一樣。比如我們要成立一個時尚女鞋研發設計和流行趨勢發布中心，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構，這一個部門里面都要30人左右。總會的職責就是整合資源、搭建平臺。”秦飛帆會不時重復，他們與其他商會不一樣的地方 ——政策傾斜和政府資源。

　　事實上，2008年是惠東鞋業的分水嶺，除了外部因素作用外，還有內部生態鏈條的弊端的影響。

　　當地業內人士認為鞋革總會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不過目前這種可預期的效果還沒有顯現。

　　在陳鏡波對2011年總會工作進行的總結中，他點出了四個存在的問題，除了為會員服務方式不多，作用發揮不明顯，以及機構設置不夠健全，監督力度不夠完善之外，還提到了秘書處人手的問題。

　　在這份工作總結中，最后提到的一點問題是“理事會個別成員組織紀律性不夠強，參與行業活動熱情不高，還有相當部分成員沒有主動交會員費”。

　　“協會要存在，不能只是一塊牌子，要實質性的存在。” 當地業內人士認為協會要做到“不是我找你來加入，而是你主動加入”才算成功。 “像溫州的那個協會很到位，會員有什么矛盾，有專門的律師團幫你解決問題，哪怕是到國外打官司。” 陳聲達說。

　　“幫不上什么忙，認識幾個朋友，聚一聚可以。”李仕萬結拜兄弟代國四對商會的認識或許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企業的心聲。

　　“我們的重要性在于企業當前需要的一些東西，如人力資源、人才培訓，這是企業目前非常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就是融資;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鞋業是一個時尚的行業，我們必須成立屬于自己的一個鞋類研發和流行趨勢發布中心;還有我們要成立一個在國際上通行的鞋類檢測機構。”秦飛帆表示，“我們該做的事情這么多，這些事情做出來的話對我們的行業、會員單位是對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