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絲綢織品的發展

　　全新世遺址的一次考古中，發現了距今約5500年的絲綢碎片。另一種說法是在河姆渡遺址中人們已發現了紡織工具，借此可以推斷絲綢的使用至少不遲于良渚文化(衛斯，《中國絲織技術起始時代初探》)。不過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說法，是中國科學家在1958年考古發現的，距今公元前3700～前3100年(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絲綢織品。

　　絲綢織品技術曾被中國壟斷數百年，由于其編制技術在當時是一種復雜的工藝，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澤備受人們的關注。因而絲織品成為工業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國際貿易物資。最早絲綢織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絲綢業的快速發展令絲綢文化不斷的從地理上、社會上滲透進入中華文化。并成為中國商人對外貿易中一項必不可少的高級物品。

　　起初中國嚴密控制著絲綢織造業和養蠶業的技術流傳，并禁止其流向外國。但韓國則在中國移民的協助下，與公元前200年成功實現養蠶技術的突破。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與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實現養蠶。不過羅馬帝國則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蠶種并發展養蠶技術的：傳說幾位為東羅馬帝國皇帝工作的僧侶將蠶種放在中空的手杖中，私自從中國帶出，并輾轉到達君士坦丁堡。雖然這個傳說的可信度并不高，但隨后的拜占庭人確實發展了絲綢編制技術，在皇宮庭院內設立蠶室和繅絲機，為皇帝服務。當時拜占庭所有的土產絲綢大多被皇室成員享用，剩余的材料也能以一個高昂的價格賣到市場上。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了養蠶、取絲、織綢了。到了商代，絲綢生產已經初具規模，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有了復雜的織機和織造手藝。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和繅絲織綢的國家，中華民族的祖先不但發明了絲綢，而且昌明絲綢、利用絲綢，使其在服飾上、經濟上、藝術上及文化上均散發出燦爛光藝，進而使絲綢衣披天下。被稱為三大名錦的古代四川蜀錦、蘇州宋錦、南京云錦是絲織品中的優秀代表，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很高聲譽。因此，絲綢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中國悠久燦爛的文化。

　　隨著戰國、秦、漢時代經濟大發展，絲綢生產達到了一個高峰。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產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為絹、綺、錦三大類。錦的出現是中國絲綢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蠶絲優秀性能和美術結合起來，絲綢不僅是高貴的衣料，而且是藝術品，大大提高了絲綢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影響是很深遠的。到了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了大發展，而且隨著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貿易的推動使得中原和邊疆、中國和東西鄰邦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路從古長安出發，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公元前126年，在漢武帝的西進政策下，大量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向西運輸。經過魏晉北朝發展到唐代，中國絲綢發生了很大變化，它一方面條貫、折衷傳統遺產，另一方面又兼容了外來技術、紋樣的優點。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戰亂，造成對黃河流域經濟的嚴重破壞，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

　　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模較前代大大擴充了。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元時期，隨著蠶桑技術的進步，中國絲綢有過短暫的輝煌。不但絲綢的花色品種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出現了宋錦、絲和飾金織物三種有特色的新品種，而且對蠶桑生產技術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明清兩代，由于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絲綢的生產與貿易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絲綢生產的商品化趨勢日漸明顯，絲綢的海外貿易發展迅速。但是，封建制度對生產力的阻礙也十分突出，中國絲綢業在苛捐雜稅和洋稠傾銷的雙重打擊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絲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間，中國生絲產量從3.6萬噸上升到5.7萬噸，增長了1.58倍;絲織物的產量增長了2倍多;絲織品消費量也從4億米增長到了12.2億米，增長了約3倍;出口的生絲占世界生絲貿易量的80%以上，綢緞也要占50%上下。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又爭得了在世界絲綢市場上的主導地位，絲綢業成為國家的創匯支柱產業。我國絲綢更得到了迅速發展，建成較完整的絲綢業體系，絲綢產品已行銷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古老的絲綢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正煥發出新的青春，走向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