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教授講服飾文化的古往今來

　　演講者:華梅

　　簡 介: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師大華梅服飾文化學研究所所長，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她出版《人類服飾文化學》、《服飾與中國文化》等著作56部。

　　閱讀提示:

　　■ 只有新是不夠的，新穎性要伴隨著科學性，同時要具有確定性和邏輯性，盲目追求新還不能達到學術創新的水平與目的。

　　■ 當人要進入社會生活時，其社會角色形象，是穿上衣服的人——著裝者或服飾形象。

　　■ 難以想象的是，季齋燕居也有專服，說明人們對完美生活的渴望。

　　服飾是什么?這個詞等同于服裝。即包括衣服、佩飾、化妝、隨件。衣服是具有遮覆性的，如遮覆軀干的主服，加上首服、足服;佩飾則是以裝飾性為主，如頭花、簪釵、手鐲、腰鏈等;化妝可溯至遠古，以顏料涂抹皮膚，或是針刺、燙痕、割痕;隨件即是各種包、佩刀、佩劍甚至手絹、雨傘……

　　由此來看，人類是須臾不可與服飾分離的。即使以裸體為清白的部族，依然有頸間的獸牙鏈、頭上的羽毛飾。它上可至關乎政治統治的服飾制度，中國“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中，有十部史書設“輿服志”。下可至民眾生活，我們每一天都不能沒有服飾。因為什么?我們是社會人。也許自然屬性決定人需要空氣、水和食物，但社會屬性決定“衣”為先。

　　那么，如何研究服飾呢，真正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就服飾談服飾的層面上，也不能只涉及服飾的物質功能。于是，我在1995年提出“人類服飾文化學”這一理論研究體系，以人類服飾史、服飾社會學、服飾生理學、服飾心理學、服飾民俗學和服飾藝術學六部分構成，結果當年就得到社會各界認可。至今可以驕傲地說，這種體系建構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它不同于泛泛地談論服飾文化，也避免了人們只過多地關注它的時尚性。

　　服飾文化的學術創新

　　一、服飾文化研究要敢于更新知識體系

　　無論人們如何評論當今與以往，時代都必然地前進，人類歷史總會打開新的一頁。因而，學術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微至服飾文化，都必須不斷地更新社會意識與觀察視角。以21世紀為例，微電子學、光電子學、計算機科學等使人們進入了信息與智能時代，自然科學已經從分子水平、基因角度和復雜系統去著手研究了，在這種大形勢下的文化研究還延續過去的模式能行嗎?這里不是說研究的對象與內容，史實當然不能變，傳統的精華更需格外珍惜，變的應該是當今社科工作者的研究理念。

　　從20世紀30年代起，歐美人類學者開始研究服飾，至70年代基本形成服裝史的格局與樣貌。隨之，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服裝發展史頻頻出現，并被人們認為是標準模式。歐美學者推出分量很重的世界服裝史類書籍，多是以西方德、法、意、英為主，上溯至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80年代開始，中國服裝史類書籍相繼出版，一般都是從原始社會、夏商周至清代、民國為章節排列。也就是說，在這幾十年中，發行了多種服裝史書，人們已經習慣了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朝代與事件來劃分。如中國的唐宋元明清，西方的維多利亞時代，日本的桃山時代等等。

　　在《人類服飾文化學》中提出人類服飾史的概念，從草裙時代，獸皮披時代、織物裝時代、服飾成形時代、服飾定制時代、服飾互進時代、服飾更新時代、服飾風格化時代、服飾完善化時代到服飾國際化時代。這就等于從概念上打破了慣用的線性思維模式，整體地反映了人類所走過的服飾之路。為什么要這樣分?一是地球村、世界人的時代已不能滿足于原有的本國看本國或一國看他國的單純視角，全人類的文化行為與藝術規律需要我們以整合的高度去加以審視。二是社會科學在新技術革新浪潮的沖擊下，正在由常規層向宏觀、宇觀層拓展，向微觀層深化。

　　當代新學科研究權威金哲先生說，從靜態型科研轉為動態型科研，從常規型科研變為創造型科研，從封閉型科研轉向開拓型科研，由一般意義上的借鑒移植轉向內在聯系上的交叉滲透，把經驗總結、歷史反思與追蹤求索、超前意識緊密結合起來是當務之急。在天津師范大學召開了“服飾文化學發展戰略與前景展望”研討會，金哲先生和90多位海峽兩岸各界別各年齡段的學者們應邀前來。金哲先生認為，《人類服飾文化學》著作對這個新的理論來說，“是標志性的巨著”。“在這里首次將服飾文化這個既老又新的課題，升華為學科的高度，探索人類服飾文化規律，揭示人類服飾文化的奧秘，開辟新領域、確立新體系，構筑新學科，提法獨到，在服飾文化上取得新突破。”新，證明了健旺的生命力。只有創新，才可能使學術研究為文化事業做出貢獻。{page_break}

　　二、服飾文化要從板塊理論向交融理論推進

　　一般而言，板塊理論是由于歷史積淀從而形成固有研究模式的，在這一個基本穩定的領域或說范疇之中，有無數人或幾代人在數十、數百年間探尋著，及至成熟期獲得一致的認可。這在當代往往被稱為學科，如美學、社會學等等。

　　學術創新的初衷，包括了從板塊理論向交融理論的推進，因為研究向廣向深拓展，常常需要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彼此融合與相互作用。

　　多少年來，人們認為服飾隸屬于藝術，進入現當代以后，總愛將服裝設計歸為藝術設計。實際上，服飾品是物質，其創作過程好像是藝術的成分多一些，而當服飾品被穿戴在著裝者身上，與人構成一個完整的服飾形象又進入社會生活時，就不是單純的藝術品了。因為人創造了服飾，服飾的材質、色彩、紋樣以及款式的形式與采用都不是偶然的，既直接反映了人類的生產力水平，又真切地反映了人類的審美心理和藝術天賦，尤其反映了時代的不同和社會規制的差異。總之，服飾的制作乃至穿著過程是人類文化行為的綜合結果。如此說來，怎么能就服飾本身來論述服飾呢?這不是一個由物質到物質的過程，而是由精神至物質然后返回為精神的過程。服飾之精髓恰恰是人類文化精神的交叉與整合體。

　　在研究中發現，一個嬰兒呱呱落地是赤條條的，給嬰兒穿上小襖或圍上袍被是人被服飾文化包裹的最初樣式。服飾品是藝術的，至于包上什么以遮體，這要因時代因地區因民族或微至村落所決定，顯然涉及了民俗。小兜兜要蓋上肚臍，以免著涼，這是關于生理的。長輩要以手工或禮品形式體現對新生兒的祝福，這是心理的。中國《詩經》中有“乃生男子，在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也就是說，男孩生下來要放在床上，給他穿上象征禮服的衣裳，并給他玉器(寓意禮器)把玩，而女孩生下來要圍上被子，放在地上給她陶制紡輪玩……這顯然是以社會思想為依據的，帶著深深的儒家思想印跡，不同于民族與藝術。服飾文化學為了解決這一類事象的正確運用。是需要“結構性跨學科”的。三、服飾文化研究要允許多維型思維的動態發展。

　　毋庸置疑，現代科學技術已形成高度綜合與高度分化的態勢，縱向深入與橫向深入，漸變與突變乃至反彈，鞏固傳統陣地與開拓新領域彼此交替，同在共存或齊頭并進。

　　與自然科學同處一個時代的社會科學，必須解放思想，確立新的認識系統和知識理論。因為只有新是不夠的，新穎性要伴隨著科學性，同時要具有確定性和邏輯性，盲目追求新還不能達到學術創新的水平與目的。巴普洛夫說:“科學是隨著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成就前進的。研究方法前進一步，我們就更提高一步，隨之在我們面前也就開拓了一個充滿著種種新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

　　具備多維型思維是學術創新的一個基本條件，正因為多維，也正因為新，使如今的社科研究已明顯地出現“科學文化”色彩。我從2005年開始組織撰寫八部為一體的著作，即《服飾政治學》、《服飾文藝學》、《服飾科技學》、《服飾經濟學》、《服飾教育學》、《服飾軍事學》、《服飾考古學》、《服飾民族學》，雖然已歷時六年，但還有三部不太成熟。寫作過程中，體會多維型思維既然新，就必須允許其在研究上的動態發展，探索、前進，必然有幼稚階段。永不滿足、永不懈怠，才是保證服飾文化研究不斷創新的一個總體精神。

　　服飾文化的普及

　　如果從服飾文化的普及來說，也可以有多個熱點供我們思考:剛剛進入21世紀時，國際學術界曾有一種斷言:21世紀最有發展優勢的學科，需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全人類的，二是跨學科的，三是貼近民眾生活的。當時我搞服飾文化教學研究已近三十年，于是想到，服飾文化就恰恰具備這三點。

　　首先說，它是全人類的。至少在這個星球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服飾。前面已經涉及，服飾絕不是單一存在的，服飾文化一直都是以跨學科的形式出現，無論怎樣也不能只把它歸結到某一學科中。在當今時代，我們更應該讓全民都提升對服飾文化的認識，因為服飾是貼近民眾生活的。

　　就這一點來說服飾文化，簡直順理成章，得心應手，因為別管古今中外，老百姓總是離不開衣服的。古時帝王穿，如今元首穿，但始終平民也在穿，而且每天都必須穿。即使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是開門之前呢，恐怕先要穿好衣服。這一點，在我研究的過程中，感受頗深。打個比方，筆、墨、紙、硯，被稱之為“文房四寶”，就不一定每個平民離不開，或說，沒有這四樣照常生活。文房四寶是高端階層的，和琴、棋、書、畫差不多，雖說老百姓也能畫幾筆，民間也有不少藝人，但是沒有琴、棋、書、畫的日子還是過得的。衣服卻不同，衣服絕對是貼近民眾生活的。

　　服飾還有一點，與其他藝術也不一樣，例如繪畫、書法、雕塑，即使酒文化、食文化，也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分出主客體。在繪畫作品前，人是審美主體，作品是客體，人可以去欣賞，去評價，審美結束之后，人還是人，畫還是畫。酒文化，食文化也是這樣，都是人在欣賞，人在品嘗，客體無論如何也轉化不成主體。服飾卻不然，人創造了服飾，這是可以分出主客體的。但是當人要進入社會生活時，其社會角色形象，是穿上衣服的人——著裝者或服飾形象。這是分不開的。

　　為什么從服飾上能夠區分出等級呢?不要說古時帝王裝，諸侯、大夫、士各有著裝規定，衣服的式樣、顏色、花紋及佩飾，清清楚楚地標明了身份、級別。就是如今，軍銜、警銜這些屬于衣服佩飾的顯示功能，還是明確地標明著裝者的身份和地位。即使式樣不變，高層人士西裝和普通著裝者的西服一樣嗎?其面料、做工，微至紐扣，都會顯示出差異，顯示出尊卑。因而可以說，皇帝穿衣，乞丐也穿衣，不能不說服飾既是全人類的，同時又是貼近民眾生活的，只是社會各階層、各職業的服飾形象有區別，這里有政治因素，還有經濟原因。

　　為什么從年節婚喪服飾能區分出時代、民族和地區呢，這是服飾文化使然。喜事穿紅、喪事穿白，這突出表現在中國中原地區的漢族人生活中，西方就不是。歐洲人新婚穿潔白的婚紗以表示純潔，而吊唁穿黑色的禮服以表示悲哀，誰能說到底為什么。我們可以舉出中國近兩萬年前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的涂了赤鐵礦粉的獸牙、礫石、貝殼穿成的項鏈，可以聯系民間招魂所用的紅布條，甚至可以說“月下老人”是用紅布條拴住一對夫妻的腳，借以說明紅色被視為辟邪、吉慶。我們也可以舉出歐洲出于宗教教義，認為潔白的婚紗更高尚，更神圣，更純潔，更美麗。說不清的，實際上是民俗意識，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也有一方的文化講究，正因如此，才構成了璀璨艷麗多彩的文化，才構成了人類史，小到服裝史。沒有這些會怎樣，會蒼白無力。{page_break}

　　我研究服飾文化學已經三十年，我深切地感到，服飾文化可高深、可普及。

　　輿服的文化魅力

　　輿服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包括了車馬儀仗與服飾。史書中《輿服志》行文和規定還清楚地顯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次內涵。這些內涵有些是不分階層的，且具有普遍性，如敬畏天地萬物(自然崇拜)、期盼祖先護佑(祖先崇拜)。有些則是從皇權的視角出發詮釋何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輿服志》中還體現出對運用武力和藉田親蠶的重視。而明世宗從“雖燕居，宜辨等威”的思路出發制定燕居服，則體現了對于完美生活的渴望。

　　如祭天祀地，這是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歷代《輿服志》中蘊含的第一重文化內涵就是統治者首先重視祭天祀地。眾所周知，人，從原始社會階段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懷抱里，感受著自然界的美好與惡劣，恩賜與懲罰。人們不知大自然如何形成，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頭上的天和腳下的地。

　　后來，這些用作祭祀的禮器如璧、環、璜等都成為人身上佩掛的飾件，人們希望通過服飾來祈求上天的護佑。

　　再如拜陵謁廟，這是人們對祖先的期盼。縱覽世界文明史，在人類主要生產方式發生轉變的地區，原始宗教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自然與農業帶來的穩定的定居生活，以及充足食物供應導致的人口增加有關，因而也進一步產生了更為龐大的人類群體和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就像美國學者拉爾夫等人闡述的:“由游蕩無定的群體向村落乃至城市之社會組織方面的進步，就其本質而言是在功能上由采集食物向生產食物乃至從事以穩定的食物供應為先決條件的各種活動的進步。”在這些擴大了的群體中，對偶家庭逐漸成形，人們開始可以確定自己的生身父親，父系氏族社會登上歷史舞臺。根據親緣關系在該社會內的重要性不同，產生了“對自己祖先宗教式的信仰和膜拜”，即祖先崇拜。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旺森曾經對宗教信仰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作過深入探討，他強調:“祖先崇拜是與擴大家庭占重要地位的社會結構相聯系的，這種社會往往以定居農業作為基礎。”

　　在周以后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祖先崇拜在宗教體系中占據重要角色，西漢末年的建武十三年，以高祖配天的祖配禮最早成為國家祭祀活動。此后自東漢始，歷代王朝統治者的祖先配祭活動，都帶有證明其繼統合理性的意圖，對東漢國家的現實政治也有積極作用。在這種祭祀祖先的拜陵謁廟活動中，對于朝拜者和隨從的服飾都有詳細的規定，以顯示鄭重和嚴肅，如《后漢書·輿服志》所記:“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不難看出，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拜陵謁廟儀禮，都是不敢有絲毫疏忽的，唯恐因一點失禮而影響了社稷，其中服飾規定是顯而易見的，這里有著相當重要的標志政治秩序的因素。

　　還有搜狩遣將，這是政權對武力的倚重。對一個國家和政權來說，武裝力量的調動和軍事行動的決策都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在傳統政治體制中，皇帝就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如何通過服飾表示對軍事行動的重視，在歷代《輿服志》中有明確的表述，尤其是武弁的穿戴。

　　另外不可疏忽的有藉田親蠶，這里表現出人們對衣食的依賴。中國在傳統上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糧食和副食的生產具有戰略價值，而養蠶業則是中國人有代表性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獨享的衣服面料——絲綢的主要來源，兩者幾千年來一直支撐著歷代王朝的財政運行。因此皇權如何體現自身對兩者的重視，就需要一些特定的、具有象征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還要有與之相配的特定服飾。《后漢書·禮儀志》中注曰:“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終之。’在中國古禮中，每年三月，王后要出面主持祭蠶桑禮，以禱告桑事豐收。在《周禮·天官·內司服》中，專寫有“鞠衣”。漢鄭玄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像桑葉始生。”《呂氏春秋·季春紀》中寫道:“是月也，天子乃薦鞠于先帝。”漢高誘注:“《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后漢書·輿服志》專門記載太皇、太后、皇太后都有蠶服，青上縹下，深衣制……直至《唐六典》中，說到皇后必備的儀仗服飾，第二類就是鞠衣，用于“親蠶則服之”。明代時改為紅色，前后織金之龍紋，繡或鋪翠圈金，并飾以珠。明代以后，親蠶制度才消失。

　　難以想象的是，季齋燕居也有專服，說明人們對完美生活的渴望。中國古代服裝制度中，專有一種職官、命婦家居時的常服，謂之“燕服”或“宴服”，形制較朝祭之服要簡便。文武百官可穿著這種衣服相互禮見、拜會，但不得用于祭祀及重大朝會。最早見于《詩經》中，有“私服”之說，后來歷代《輿服志》中幾乎都有記載。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書中也提到“燕服”。

　　嘉靖年間，明世宗為了達到在家“雖燕居，宜辨等威”的目的，接受閣臣張璁建議，采用《禮記》“玄端深衣”的記載，斟酌古代樣式，在嘉靖七年以“燕弁”為名，寓“深宮獨處，以燕安為戒”之意，推出了燕弁服作為皇帝的常服。在《明史·輿服志》中是這樣記載的:“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尚沿習俗，諭張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注以進。帝為參定其制，諭璁詳議。璁言:‘古者冕服之外，玄端深衣，其用最廣。玄端自天子達于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于庶人，圣賢之法服也。今以玄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離中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帝因諭禮部曰:‘古玄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雖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更名曰‘燕弁’，寓深宮獨處、以燕安為戒之意。”

　　以“燕弁”為代表的皇帝燕居服飾，雖然燕居時才穿，但形制、紋飾依然彰顯著皇室權威，尤其形制上采用的是傳統玄端深衣的服制。這里原因在于，中國人認為雖然在家，也不能沒有規矩，儒家必須隨時隨地講究禮儀。用深衣形制就是在強調遵循古制。至清代時福格在《聽雨叢談》卷六中還寫道:“軍機坎，……數十年來，士農工商皆效其制，以為燕服。”燕居還有專服，說明中國古人對完美生活的渴望與追求是永不停息的。

　　▲明代文一品燕弁服仙鶴補

　　▲憑借了服飾的魅力，展現出洛神之美。

　　▲華梅著作《中國服裝史》

　　▲明朝永樂皇帝冕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