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市場“逆勢上揚”背后的強勁購買力
富人階層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有關專家認為，這一“怪事”凸顯了當前暢通和拓寬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對國內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富人階層雖然人數較少，卻在中國快速崛起。容易引發社會關注的，不僅是他們的創富路徑，也包括他們的消費方式。
“胡潤百富”董事長胡潤介紹，他喜歡用“中國新貴族”一詞來稱呼一些億萬富豪。
在他眼中，北京的一個億萬富豪之家往往包括三套自住房產，一幢北京郊區別墅、一套市區高級公寓和一套四合院。他的住宅也許是以著名畫家馬蒂斯的《
“胡潤百富”調查認為，北京新貴族一年消費688萬元，男主人戴的手表往往是百達翡麗，穿的服裝品牌是喬治阿瑪尼，最喜歡的超級豪華商務車是勞斯萊斯幻影，而女主人則喜歡戴著寶格麗白金鑲鉆腕表，開著寶馬敞篷跑車，約上三五好友齊聚北京蘭會所，還不時出國游玩。此外，每年他們還要采購大量的奢侈品牌萬寶龍、卡地亞、LV、杰尼亞等用于送禮，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富人階層的
中國富人的強勁購買力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際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代表處CEO歐陽坤認為，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疲軟的大背景下，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消費的熱情不減，而且奢侈品消費在中國呈現不斷更新換代的趨勢。預計未來5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將會達到146億美元，占據全球奢侈品消費額的頂峰。
奢侈品旺銷源于富人階層的崛起。歐陽坤認為，這十年中國內地出現了一批頂級富豪，奢侈品升溫佐證了新興富人階層的崛起。胡潤研究院一份針對中國千萬富豪的報告顯示，受訪富豪中有25%每年花費在100萬元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費在100萬～300萬元之間，達300萬元以上的富豪占18%。受訪富豪最大的消費是奢侈品，這直接導致了國內奢侈品消費市場的火爆。
以豪華汽車為例。據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市場營銷部部長徐迪介紹，在業界，豪華車的概念是單價超過200萬元人民幣的車型和品牌，常見的包括賓利、法拉利、勞斯萊斯、蘭博基尼等七大品牌。金融危機前，豪華車在國內增長幅度很快，幾乎翻三番地增長，危機后銷量受到一定影響。2009年1～10月累計銷售1000輛，上車牌的750輛，比上年同期下降20%左右。在國外，豪華車的消費者一般年齡都超過50歲，而國內購買者主要是“富二代”和私營業主，普遍年齡偏低。他們付款通常采取一次性劃卡消費，車輛最低價格200多萬元，最高超千萬元。
在奢侈品云集的杭州市杭州大廈，奢侈品的銷售業績近年來都是兩位數的增長，2009年達38億元，奢侈品品牌專區5萬平方米，但只要“擠”進來的品牌，在這里開一個火一個。
據杭州大廈常務副總經理童民強介紹，目前全球80%的奢侈品品牌都進駐這里，100平方米的“杰尼亞”品牌店面，一年銷售額超過7000萬元;OMEGA手表，一年的銷售額1個億左右;100多萬元的手表，剛擺上柜臺就賣完了，更貴一點的珠寶也紛紛被搶購。杭州大廈LV柜臺的銷售業績在全世界LV單店中排名第一，杭州已成為全國奢侈品銷售量的第三大城市。
“國內外奢侈品的購買者有著較大的不同，國外購買者大多是演藝界等社會名流，而國內則是大量民眾來購買的多。”童民強介紹說。
“我們賣別墅就像賣白菜一樣”
江西一位做實業起家的富商最喜歡抽的香煙是“熊貓”。不過他的抽煙習慣很特別，每根煙只抽六七口就掐滅，接著重新點燃一根繼續抽，如此周而復始。在與本刊記者聊天的一個小時內，桌上的幾包煙很快就消失了。這位富商說，他抽的不是煙，是感覺。
一位廣州的富商這樣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這輩子都嘗過了，現在就專挑新鮮稀罕的吃。”對于這些富人而言，一頓飯花上幾萬元是尋常事，這一頓飯的花費相當于一個公務員一年的工資。
國內餐飲行業還為富人群體專門打造了高檔的餐飲會所，實行會員制，光是進入這種私密場合就餐，每年就得交上幾萬元的入會費。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檔消費場所，一張會員卡1萬～10萬元，不限次數，花光再續。在廣州，有的高檔會所一桌席最低起價5萬元。
在東莞正好碰到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萬元，共請了100桌，這場婚禮僅酒席就“吃”掉380萬元。
湖南女孩江晴今年30歲，因為嫁給了一個臺灣富商，由一個打工妹搖身一變為富婆。她對世界名牌如數家珍，“每年花在著裝上的費用一般在一二百萬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萬元。”這一件上萬元的衣服相當于在廣州做司機三個月的收入。
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購一臺豪車，已成為一些富人尋常的消費習慣。購來的豪車有的并非是代步駕駛使用，有的只是為了收藏陳列，或僅是偶爾的場合才使用一下。深圳有一個“富二代”，父母是長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莊發的家。他平時基本不工作，一擲千金購豪車成了他的一大愛好。為此，他在豪華別墅前專門修建了一個較大的私家停車場，停放了20多輛世界名車，其中不乏價值一兩千萬元的頂級豪車，多為收藏觀賞使用。
在東莞松山湖園區，一個高檔樓盤里打著“營造南中國富人高尚居住區”的廣告。這里售賣的別墅動輒每平方米5萬～7萬元，物業管理費每平方米為4.98元，最貴的一套別墅為850平方米加上1000平方米的大花園，總價值3400萬元。如此昂貴的別墅，一開盤就被搶購一空，有的買家還一口氣購入幾套。
售樓小姐說：“我們賣別墅就像賣白菜一樣。”但這些別墅大多處于閑置狀態，被富人們自嘲為“買別墅養草”。對此一些富人解釋說，反正錢放著也是放著，不如置點業留著。
在上海，則有“天價豪宅”，每平方米20萬元，“天價別墅”，一億元一棟。在廣州南湖等高檔住宅區，有的別墅奢華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些頂級別墅賣到了1.6億元，配上直升機和名車賣。在深圳小梅沙山頂的一處富翁別墅里，一個馬桶就值20萬元，家中有8個衛生間，這套別墅里僅馬桶費用就達160萬元。
在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滾”的融資公司副總經理說，北京富人們還流行養馬。富人們花費幾十萬元在英國或澳大利亞買來純種馬，放在北京順義區的馬場里雇用專人飼養，周末帶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騎馬，其中僅馬飼料的費用一個月就得一萬元左右。有的富人則喜好登山探險，如攀登喜馬拉雅山一次，各種裝備、后勤保障和陪同人員費用總額達50萬元人民幣。
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
富人階層為何如此熱衷奢侈品?復旦-意大利博科尼時尚與奢侈品管理項目中方主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營銷系助理教授盧曉博士認為，選擇最強勢的奢侈品牌除了改善生活質量以外，也是中國實業家向外界證明自己實力和能力的一種工具，因為他們從發展的第一天起就承受著社會的很多懷疑。另外，用奢侈品送禮和應酬，對社會交往、促進生意有很大幫助。
寧波一位38歲的富人說：“很多時候我們必須用最好的品牌，要不然外界就會對我們的實力產生懷疑。我們不是國有企業，也不是外資。要讓合作伙伴和周圍的人看到我們的實力，我們必須開奔馳600去談事情。”
當地另一位45歲的富人說：“我買國際奢侈品牌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主要是送給我生意上的伙伴們，像絲巾、皮帶、手表、手提包、錢包，這些小件的國際名牌，就買最知名的，而且價格上的標簽一定要保留。”
盧曉認為，對富人來說，目前全社會對他們的社會貢獻給予價值認定的渠道并不多，他們也急于表現出一種有別于常人的社會形象，這是奢侈品成為身份象征的社會基礎。有鑒于此，政府應引導富人履行好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公益事業，為富人獲得社會認同多提供平臺。同時，要引導全社會進行理性的物質消費，倡導健康的消費文化。
富人階層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有關專家認為，這一“怪事”凸顯了當前暢通和拓寬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對國內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前，應進一步放開一些行業的準入，降低門檻，吸引民資進入。
溫州是中國內地民間資本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統計，目前溫州地區活躍的民間流動資本規模達到了7500億元左右，但是絕大部分還停留在銀行領域。目前，溫州地區的銀行存款余額超過5000億，而在2008年底，這一數據還只有3000多億元，顯示出在金融危機后，溫州的大量民間資本回流，但是眾多企業主仍處于觀望的狀態。{page_break}
周德文分析，目前資金的觀望主要是由于前景不明朗，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包括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在內的較多企業面臨產業升級轉型的任務，但大多數企業仍對升級轉型沒有明確的方向，加上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盡管外需有所好轉，但各行業的利潤已被大幅壓縮，一些行業的利潤率已降到2%～3%的低點，企業主繼續投入的信心不足。
2009年陽光私募基金第一名、廣東新價值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總監羅偉廣，結合資本市場近期的表現指出，1月份銀行開始控制信貸，股市投資者擔心流動性下降，導致股市連續下挫，但國債和企業債指數均大幅回升，表明銀行間市場資金充裕，大量資金仍停留在銀行間市場而難以找到投資渠道。
當前民間資本投資的一大新動向，就是傾向棄實業賺快錢。周德文說，值得注意的是，從溫州資本的流向看，盡管近年來投資于新興農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也逐漸成為溫州民間資本投資的重點，但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前景的不可控性，民間資本更熱衷于投資金融領域，隨著近年的經濟發展，原本屬于壟斷性較高、利潤亦較高的金融行業逐步開放，包括本地銀行的改制、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以及小額貸款公司的設立為民間資本流向提供了新的渠道。
據周德文的估計，目前溫州地區資本投資于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等金融行業的總量至少達到1000億元。
東莞易事特大型電源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思模說，在他的10位企業家朋友中，目前已經有4人移民出國，3人退出實業轉投資本市場，只有3人還在繼續做制造業。
民間資本傾向投入的另一領域是樓市。上海湖州商會秘書長周迪宇告訴本刊記者，由于主業形勢不好，2009年到上海炒地、炒樓的浙江民企老板增加，炒房者以使用自有資金居多，也有部分人采用民間借貸的方式集資用于首付，但均利用銀行的高杠桿率來實現“四兩撥千斤”。他介紹，很多民企老板認為，人民幣對外要升值，對內是通脹，企業的經濟效益一時也不會有明顯改善，現在一線城市賣房套現后的資金向內地的房地產市場轉移，尤其是江西、廣西、四川等地的三線城市流入更多。{page_break}
周迪宇說，經過2009年這一波投資熱潮，很多民企老板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做實業太辛苦，炒地產來錢快”。他擔心，流入樓市的錢一時很難再流回實業，短期內房地產的“吸金效應”難以改變。
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在中國內地，富人投身社會慈善的氛圍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三大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另一方面，富人階層每年對慈善事業的捐贈比較有限。這一巨大反差凸顯社會財富的流向難以消弭貧富差距。
不同人士反映，近年來，中國財富群體從事慈善活動有所增多，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也在增強，但整體上還是偏弱。
胡潤研究院去年發布的《2009胡潤慈善榜》中，中國共有100位富豪上榜，五年累計捐贈近157億元。其中有78名富豪入選過《2008胡潤百富榜》。這100位富豪平均捐贈額達1.6億元，占《2008胡潤百富榜》富豪平均財富的4%。
胡潤說：“汶川大地震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慈善進程，中國企業家的慈善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集體提升。但是與《2008胡潤百富榜》富豪平均財富相比，民營企業家們發展慈善事業的潛力還很大。”
溫州多位企業家稱，許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公德意識。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饋社會，卻感覺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徐永光認為，民間捐贈的使用往往與政府的財政資源混在一起，這種混同導致政府在慈善事業中的功能過強，慈善捐贈最終無法體現民間公益的地位和作用。這既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大勢不符，也抑制了民間慈善力量的生長發育，消減了公益慈善行業的生產力。
盧曉等人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在792位個人資產千萬元以上的民營企業家中，對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滿意的達到64.2%，有9%的受訪者很少捐助。
《福布斯》中文版總編周健工認為，中國企業家們的捐贈變得越來越理性，他們積極探索和發起非公募基金會，更慎重地考慮是否將善款零散地、隨意地捐給其他公益組織。
“取有余補不足”
2009年，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在浙江省進行了一項“社會關系與社會穩定”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社會穩定的三大因素中，“貧富差距”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腐敗”，領先于“社會治安”。課題負責人楊建華告訴本刊記者，1156份有效問卷的統計顯示，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達7.5，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達6.9，都在擴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在0.42左右。“全國保守估計在0.46，有的學者估計在0.49，”楊建華說。
一般認為，總體基尼系數值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3～0.5之間表示差距較大，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相當懸殊。
在上述調查中，包括公務員、企業主、高管、公司職員、農民工、學生在內的八成受訪對象認為貧富差距在繼續拉大。
收入和財富占有狀況高度分化，在社會中形成了非常明顯的高、低收入階層或者說富有與貧困階層。
目前，國內的收入差距懸殊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和階層之間。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過小，資本收益占比過大。有關專家反映，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的交替加速，造成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勞資矛盾加深。其中稅收調節不力，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集中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現行的稅制結構不盡合理，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不夠。稅制體系在結構上的突出特點是：流轉稅重、所得稅輕、財產稅相對缺失。
有學者研究指出，2007年全國流轉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0.8%左右，所得稅占比為26.2%。直接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種比較少，除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和車船稅外，沒有形成一個科學的個人收入調節體系。這種稅制格局雖有利于取得財政收入，但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相對較小。
另外，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稅種設置不科學，調節手段單一。目前，對個人收入的調節主要依靠個人所得稅，其他對調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響的稅種嚴重缺位，特別是對居民個人所擁有的動產、不動產缺乏系統的稅收調節手段。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有限，高收入者少繳稅的現象十分突出。同時，消費稅也不完善，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
受訪專家指出，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多稅種協調配合、覆蓋個人收入運行全過程的稅收調控體系。比如在取得收入時征收一道個人所得稅，在消費環節征收一道消費稅，對個人擁有的財產征收財產稅，最后在遺產環節征收遺產稅，就可以形成一個對收入分配完整的調控體系。近期，需完善個人所得稅、調整消費稅稅目，開征資本利得稅。
接受采訪的多位工薪人士認為，個人所得稅的完善關鍵在體現公平，過節費、飯貼、交通補貼之類的體現人文關懷的“小錢”，不要納入個稅稅基。“這種稅給人的感覺是，總是從小老百姓頭上刮錢。高收入者對征這點稅是不在乎的，我們這些靠工資養家糊口的，生活成本本來就很高，再拿走哪怕幾十塊、百把塊錢，就意味著要少消費這么多。”上海工薪收入者王有德說。
專家建議，消費稅稅目可以考慮將一些高檔滋補品和保健藥品、高檔桑拿美容、高爾夫球、卡拉OK等高檔娛樂活動納入征收范圍，消費稅稅率的結構也應該進一步深化，考慮把煙酒產品、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重新分類，對其中的一級高檔品提高稅率。
開征資本利得稅是最近民間非常強烈的呼聲。廈門大學客座教授余云輝博士說，今年1月份稅務總局已經明確對限售股轉讓所得征繳個人所得稅，可以在此基礎上擴大一步，對投資證券市場、房地產所得征稅。“財富群體的巨額財富來源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樓市和股市，這一趨勢非常明顯。很多人打著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幌子，其實，股市中散戶很少能盈利，大部分錢是被大投資者拿走的，應該征收這些人的所得稅。樓市如果開征高額利得稅，對遏制炒房會立竿見影。”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中長期可考慮推出物業稅、遺產與贈與稅。物業稅在我國已醞釀多時，從世界經驗看，推出這一稅種只是時間問題。政府不可能一直靠賣地來獲取收入，新的拆遷條例執行后，城市動遷將越來越難，成本會迅速增高。征收物業稅是必然選擇，關鍵是如何操作好，可考慮漸進推行，稅率從低開始，隨著時機成熟慢慢上調。
贈與稅和遺產稅是緊密相關的兩個稅種，贈與是生前轉移財產，遺贈是死后轉移財產，都是財產轉移稅，可實行統一的遺產與贈與稅，其稅率應該是累進稅率，而且其累進級次和最高邊際稅率應該高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級次和最高邊際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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