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諾貝爾獎獲得者莫言領獎服之談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公眾為他操碎了心。現在，他即將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領獎，公眾更是放心不下：他該穿什么衣服領獎呢?這是一個問題。

　　按照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慣例，領獎者須得穿上西式禮服，也就是所謂“燕尾服”。燕尾服，名稱雖好聽，但穿出來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倘若一位身材頎長的年輕人穿，確有風度翩翩之效果。但獲諾獎的人士，要么是七老八十的學究，要么是因缺少運動而體態臃腫的中年人。像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加繆那種年輕而又外表俊朗、氣質非凡的，可謂鳳毛麟角。

　　所以，從實際效果上看，身穿燕尾服，大多不僅毫無燕子一般的輕盈瀟灑，相反，看上去更像是一只笨手笨腳的企鵝。而像1964年的獲獎者、法國哲學家薩特這種外表令人難以恭維的得主，干脆就拒絕去領獎。莫言老兄此時恐怕正很后悔自己年輕當兵時太愛吃肉，而且又疏于運動和減肥。據稱，頒獎儀式之后，還有晚宴和舞會，莫言還得來一段華爾茲、恰恰什么的。

　　又有人獻計稱，應穿上漢服，不必迎合西方人的習慣和口味，以尊重民族傳統，且可以昭彰華夏民族文化之風光，揚我國威，云云。聽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什么才是“漢服”呢?現代中式服裝根本就沒有正式的統一禮服。長衫馬褂?那是辜鴻銘。明式的儒生長袍?那是許仙。土布背心外加白羊肚手巾?那是民歌手阿寶或陳永貴同志。或者干脆穿藍色中山裝。穿成企鵝固然不好看，但穿成土財主或鄉鎮干部似的，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可是，這一切又有什么關系呢?威廉·福克納是194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這位美國南部農民出身的作家，對大老遠去瑞典參加頒獎典禮興趣缺缺。在眾親友和政府官員的規勸下，他終于決定前往，但他覺得沒有必要專門為此定制一套禮服，于是，他委托他人代為租借了一套禮服。確實，對于福克納來說，家里一頭母牛產崽比跑到老遠去聚會更重要。他需要的是平靜如常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慶典。禮服是節慶儀式的服裝，在平常的日子里，它毫無用處，簡直就是累贅。

　　身體形象展示和視覺消費，是娛樂化文化的本質性內容。但無論是文學還是社交儀式，都不是文藝演出，不是為了扮相好看而舉行的。好看不好看，不是問題的根本。

　　文學寫作是一樁極其個人化的事情，文學獎所獎勵的是這種孤獨個人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一個華人獲獎，固然可以視為一種集體性的榮耀，但從根本上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作家個人的獎勵，跟他所屬的族群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們這些跟他操同一種語言的人群，無非是因為作家獲獎而沾點光而已。

　　服裝也是一樁極其個人化的事情，這一點，跟文學一樣。正如作家以自己特定的修辭風格來顯示其寫作個性一樣，一個人往往也以自己的著裝風格來顯示其個性。因此，莫言選擇穿何種服裝赴會，完全是他個人的事情。他既可以選擇穿西式燕尾服，以表示對東道主的習俗的尊重，這跟所謂“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文化順從問題毫不相干;他也可以選擇穿中式服裝，以強調自己的種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但這與后殖民理論強調的所謂“文化抵抗”姿態毫不相干，否則，不如干脆拒絕這個獎項。

　　在我看來，一種禮儀場合下的服飾選擇倘若被過分意識形態化，就成了一種象征性的表演。這種刻意的表演，未免過于矯情和虛偽。這跟莫言一貫的作風不相符，也跟文學的本意背道而馳。

　　不過，服裝的社會性更強，在公共領域里，更要求穿著符合公共習俗，尤其是在社交場合，更注重禮儀性。禮儀文化跟語言和其他文化習俗一樣，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特征。或者說，它是一種游戲規則，而不是一種強制性規定。

　　但無論選擇哪一種服裝，首要的是尊崇禮儀性的要求。尊重這種普遍性的游戲規則，是一種有教養的表現。我相信莫言會嚴肅對待這件事情。以他為人處世的原則，他從來不愿意得罪任何一個人，不愿意讓旁人感到難堪，何況是邀請他領獎的遙遠的東道主。

　　面對一場文學的盛宴，作為莫言的同胞，我對他肯定是支持的。在我看來，公眾應該去好好閱讀他的作品。公眾當然有權對他作品的好壞、意義和價值說三道四，贊賞或批評，但對他個人的著裝指手畫腳，未免太多管閑事了。

　　在今天這樣一個過度娛樂化的消費時代，莫言已被公眾納入消費的對象。此前，人們已經將他家里的胡蘿卜和樹葉“消費”一空了，現在則想著將其身體形象轉化為娛樂化的消費品。但說實在的，在這方面，莫言的“可消費性”實在有限，他非但比不上奧斯卡慶典上的影視明星，連跟本土的諸如“超級女聲”或“中國好聲音”等草根娛樂達人都無法相提并論。愛看熱鬧的公眾恐怕要大大掃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