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Adrian Joffe：他和川久保玲是彼此的化身

　　Adrian Joffe對體重很敏感：“我在過去五年漲了10斤，不過我用了6個月把它們減掉了。在我這個年紀保持體形不是件容易事兒。”的確，1953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經邁入了花甲之年——盡管從外形來看，Adrian Joffe比實際年齡看起來要顯得年輕得多。

　　關于如何保持體形，Adrian Joffe的方法很傳統，他練習拳擊，盡可能地選擇走路的出行方式，同時這也是他調節心理狀態的途徑，但作為COMME des GAR?ONS(以下簡稱CDG)與精品買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以下簡稱DSM)的總裁，想要獲得這樣的機會卻不是十分容易：“我很努力地工作，但有時候忙到沒時間去鍛煉，時間久了我的情緒會變得很差，開始在公司罵人”。

　　從其Instagram上看，Adrian Joffe最近的行程非常緊密，從巴黎、倫敦，紐約到首爾，現在借著CDG香水在中國首發，來到了北京，且馬不停蹄地接受一連串的媒體采訪，緊接著又要進行巡店和業務考察;另外，他還非常注意飲食：“對，我節食，但我不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只是吃的量很小。”關于Adrian Joffe的食量，著名時裝評論人Vanessa Friedman在2014年為英國Financial Times撰寫的《與FT午餐：Adrian Joffe》一文中有具體描述：Adrian Joffe當時點了三個迷你意大利方形餃組成的主菜，當他看到Vanessa Friedman的鮭魚拼盤上桌時，打趣地講到：“你瞧，你的前菜比我的主菜分量還要大。”

　　除了從身體層面去預防心理問題，Adrian Joffe還嘗試用佛教禪宗、冥想的方式獲取精神上的平和：“我不能說自己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但我很認同其中的哲理，比如因果關系。”年輕時，他曾求學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修東方及西藏文化。但很可惜，還沒等學業結束，學院便決定停止授課，因為他是唯一的學生。

　　Adrian Joffe隨后來到東京，開始幫姐姐Rose Joffe的針織服裝公司打理品牌授權事宜。1987年，他結識了已經聲名顯赫的川久保玲，隨后成為品牌的商業總監。1993年，又晉升為總裁。與此同時，Adrian Joffe和川久保玲在1992年正式結婚，但倆人始終保持異地婚姻關系：他在巴黎，她在東京。和其他時裝界的夫婦有所不同，他們極少共同曝光、不會和明星名流吃飯，甚至也不熱衷收藏藝術品：“欣賞或者喜歡藝術不代表占有，如果我們想看藝術展，外面有美術館”。

　　在大多數描寫Adrian Joffe的文章里，他總是被形容成CDG、DSM的商業主腦，川久保玲背后的男人——在其帶領下，品牌創造了一系列商業創意佳作。但Adrian Joffe只是一個生意人嗎?或者僅僅是那個為不善言辭、鮮少接受采訪的設計是妻子充當翻譯、發言人的丈夫嗎?但恐怕沒人會把他當做一個純粹的生意人，就像曾與CDG聯袂推出“Girl”香水的Pharrell Williams所言：“錢財生不出好創意，但好創意能生出錢財”，Adrian Joffe和川久保玲或許就是彼此在世的相互化身，魚水之聯不可分。

　　記者：紐約、倫敦和東京的Dover Street Market都是獨立運營的，但當2010年進入中國時，為什么會選擇和I.T合作，并且更名為I.T Beijing Market?

　　Adrian Joffe：1982年，COMME des GAR?ONS和香港的Joyce精品店開始合作，Joyce Ma(Joyce Boutique創始人)是中國第一個買我們貨的人，我們的合作關系也維持了很多年，但她一直不想做和我們做獨立的CDG專賣店。后來I.T聯系到我們，說他們現在也開設了買手店，并且很喜愛CDG，可我一直拒絕他們，因為我們和Joyce合作是獨家的，但I.T的沈嘉偉堅持每一季都來找我們，我也堅持和他說不，結果這一磨就是六、七年，我都開始可憐他們了——這是玩笑，我被他們的堅持打動了，而且他們愿意合作開設CDG的專賣店，也就導致有了后來在香港安蘭街的那家店(于2007年3月開幕，是CDG全球第四家專賣店)，后來這家店又搬到了中環雪廠街。幾年后，我和I.T說想在中國內地開Dover Street Market，他們說那就開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會先去上海，我說不，要開在北京，結果我說服了他們，他們又找到了合適的地方(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區)。

　　不過在中國內地，直接開Dover Street Market會有些困難，特別是對于那些不熟悉我們的人來說，可能會造成一些認知上的問題，所以我們想把名稱轉換成I.T Beijing Market會好很多。同時，我們堅持對其創意上的把控、設計了整個店鋪，而I.T也很尊重我們的原則，此外他們也具備一流的人力資源和服務水平。這家店的情況在前兩年很艱巨，不過現在已經好轉許多了。

　　記者：COMME des GAR?ONS除了時裝系列以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有香水產品，而且擁有數十款分支、合作系列，但我聽說川久保玲女士其實一開始是很厭惡設計師品牌推出同名香水系列這種做法的，您當時是如何說服她的?

　　Adrian Joffe：很簡單，我告訴她你不需要了解香水，不需要了解前香、中香的講頭，大部分日本人對此都不了解——你可以把這部分問題留給我，你去設計香水瓶和包裝盒就好了，并且不必參考傳統意義上的香水外觀設計，你大可以毫不留情、自由自在地設計你想要的樣子。她答應了，但只跟我強調一點，她不想讓香水聞起來很平庸，她想要與眾不同的味道，所以我就在巴黎開始著手香調，她負責包裝設計。推出香水是因為我想讓人們了解COMME des GAR?ONS不光是時裝，她還有許多途徑去表達。

　　記者：您是做品牌授權事宜起家，您將COMME des GAR?ONS香水授權給了PUIG這個西班牙時裝、香水生產及渠道分銷商，可同時CDG自己也保有香水的設計生產銷售權，請問您當時是如何設想這樣的一種合作關系的(Partial License，即“部分授權”)?

　　Adrian Joffe：他們找到我，說很喜歡COMME des GAR?ONS的香水，覺得很有創意，想要得到品牌授權。我一開始是很猶豫的，一方面你知道這種授權的確有助于產品的大面積銷售，但同時意味著我們失去了控制權，甚至會造成品牌形象的消亡。可另一方面，我的確對他們的龐大的銷售渠道感興趣，所以我提出這樣一種合作方式，我把COMME des GAR?ONS Parfum的商標權給PUIG，我們自己再做一個叫做COMME des GAR?ONS Parfum Parfum的產品線，繼續秉承之前的“反香水”策略——你走你的渠道，我賣我的創意，彼此互補又不干擾。

　　記者：除了川久保玲女士自己設計的香水包裝外，還找過Marc Atlan、Petronio Associates這樣的平面設計師或團隊設計香水包裝吧!?

　　Adrian Joffe：我記得差不多得20年前，Marc Atlan幫我們設計了一兩款香水產品的外包裝;Petronio Associates負責過“71”那款。但川久保玲設計的占絕大多數。

　　記者：相較于其他品牌，無論是出于公司規模，還是策略上的計劃，CDG和DSM一直都保持著較為謹慎的市場動作(至今其日本公司及國際分司仍為私有企業)，您自己也希望品牌保持一種“Poor Luxury”的狀態，那您如何看待過去幾年內其他品牌在中國內地密集開店的做法?如今隨著銷售的放緩，又有一些店鋪宣布關閉。

　　Adrian Joffe：的確，我們沒有高額的廣告費用，也不想通過大面積宣傳誘導消費者買我們的東西，我們希望顧客能自主去選擇;我們沒有股東，更達不到那些大集團每年10%，20%式的利潤增長率。但我不覺得這是好事，他們過去的欲壑難填正在讓他們自食苦果——估計很多人不會同意我這種說法。這些公司可能也覺得無所謂，今天開幾十家，明天關十幾家，他們和我們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的，COMME des GAR?ONS選擇更有機的方式，也不設立什么五年發展計劃，我們甚至連五個月內的計劃都沒有。

　　記者：即便這樣的短期發展計劃也不做嗎?

　　Adrian Joffe：可能有時候會按季度走，或者最多就會想想未來一年后的預期。我們做策略性的計劃，但不會做市場調查，我相信I.T也不做，時裝界的事情變化如此之快很難預測，但有些企業卻總是忽略這點，導致他們如今每況愈下。不過無所謂了，這跟我們關系不大——你覺得大規模地開店，如今又關店是不是也對整個行業系統有不良影響?起碼在中國可能對就業也有點影響吧!

COMME des GAR?ONS Play系列T恤衫

　　記者：我覺得大量的商業款(Commercial Pieces)對品牌造成的不良影響會更多，在某些時期它們會帶來了巨大利潤，但同時這些產品會對辛苦鑄造的品牌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不過說到這里，以“非時裝”(Non-Fashion)概念推出的COMME des GAR?ONS Play系列在中國賣得很好，并且被視為品牌盈利的關鍵產品線之一，可很多消費者把那些印著“Play”字樣、桃心圖案的T恤衫和主線系列混為一談，甚至誤認為Play系列代表了CDG的全部，作為構想并推出這個系列的負責人，您對此有何想法?

　　Adrian Joffe：的確，我們對此有些擔心。COMME des GAR?ONS是一個強調變化的品牌，我們每一季的設計都全然不同，但同時想試試讓某個系列持續不變，也就是“沒有設計的設計”這樣一種做法，Play正是因此而生。Play現在這么受歡迎，很多人是通過它才了解到COMME des GAR?ONS，我們有點擔心這些顧客是否會更進一步的了解品牌的核心價值觀。

　　其實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在中國，在韓國，Play系列也是極度受歡迎，我們在那里的合作伙伴希望盡可能地多開Play店鋪，并且以三個月一家的速度增長，如今韓國已經有12家Play店鋪了——這有點瘋狂，可能會給人造成“Play等于COMME des GAR?ONS全部”的錯誤印象，所以我們決定如果對方還想繼續開Play店鋪，就必須同時把品牌的其他產品線一并銷售，比如Play搭上COMME des GAR?ONS COMME des GAR?ONS(女裝副線)，或者COMME des GAR?ONS Shirts(以襯衣為主打的分支)/Girls(主打年輕女性顧客)，如今在韓國我們有三家這樣的店鋪，在香港的銅鑼灣也有一家同時賣COMME des GAR?ONS COMME des GAR?ONS的Pocket店鋪(售賣Play、Wallet、香水等“口袋大小“單品的店鋪，同時也有專門系列)。對了，Play系列在曼谷也是超級超級受歡迎，我們最近在Siam Discovery購物中心開了COMME des GAR?ONS COMME des GAR?ONS加Play系列的專賣店——一開始，我們擔心Play系列會占據80%以上的銷售，但結果首爾、曼谷的這幾家店的數據顯示，平均65%的銷售來自時裝系列，35%來自Play系列——香港那家店我不清楚。

　　2005年，CDG在德國科隆開設的游擊店"CDG +49221"，這家店的前身是肉食店，由德國平面設計工作室Chewing The Sun負責改造

　　記者：從COMME des GAR?ONS的一系列Guerrilla游擊店鋪(以限制顧客每日消費額、非常規地段選址，僅開設一年等做法聞名)、香水系列的部分分銷權到Dover Street Market，您將此歸結為“Creative Business Idea”這個概念。

　　Adrian Joffe：2004年，CDG第一家Guerrilla(游擊店)開在德國柏林，那時候時裝業也面臨低谷，比如Gap、UNIQLO這樣的品牌開始大規模流行，人們覺得天啊時裝業末日要來了，所以我想可以讓那些非時裝行業的人參與到游擊店中，因為不同的視角能帶來不同的反應。我們把貨品放在那些插畫師、建筑師的店鋪里，看看能呈現出什么效果。過去七、八年內，我們大約開了37家游擊店，有些反響很好，有些就不怎么樣——開冰島那家游擊店時，我們和四位藝術家合作，可結果沒什么人搭理，最后他們把賣不出去的貨退還給我們時，基本和我們送過去時的數量一樣。但那家店很漂亮，也算是很好的一次形象宣傳了。有意思的是，當我們決定開設Dover Street Market的時候，有人以為這也是游擊店，還跑來問我這家店你們怎么開了一年還沒關啊!我花了好多年告訴他們這不是游擊店，做這家店花的錢太多了，不能一年就關。

　　記者：據我所知，川久保玲女士對公司的策略有一定的掌控，比如說她會指定Dover Street Market線上銷售的品牌(盡管是在一個網站架構下，但不同地區的線上店鋪銷售不同品牌，中國地區目前尚未開設線上銷售服務)，那面對意見產生分歧時，你們會怎么辦?

　　Adrian Joffe：我倆天天有爭執，不過她現在基本快放棄和我爭了，因為爭不過我。關于COMME des GAR?ONS，她有絕對的話語權，但至于其他品牌，她會留給我去做決定，她自己很忙，不可能全盤皆顧，如果碰上她不喜歡的事情，比如我選擇和什么品牌合作，我要在網絡上放些什么之類，她可能不會公開說什么，但會指責我，而我選擇不理她——這是唯一平衡我倆關系的辦法，哈哈。不過玩笑歸玩笑，一旦涉及到視覺等問題，我一定會征詢她的意見。

　　記者：那像扶持Gosha Rubchinskiy這樣的年輕設計師也是您的建議嗎?

　　Adrian Joffe：對。她一開始不明白為什么我要和Gosha合作，為什么要幫他在俄羅斯制作成衣，她不認為Gosha的作品很有創意，畢竟我們的視角不同，所以我要說服她，告訴她扶持這樣的設計師品牌對Dover Street Market有益、要從時裝業的整體格局出發、我自己也去了莫斯科見到了Gosha，了解了他的背景等等。Rei不是個有耐心的人，如果你講的東西在五分鐘內沒能讓她明白個之乎所以然，她就聽不進去了。和Gosha的合作，她是用了三年時間才意識到我的決定是正確的。不過有些事情她目前還沒允許我做，比如我很想把Play放到日本網站上去賣，把Black系列放到網上去賣等等——但在內容和電商這一塊，她是我絕對的領導。

　　記者：Gosha Rubchinskiy的哪點打動您了?

　　Adrian Joffe：我先留意到了他的攝影作品，因為我自己對后蘇維埃時期這段歷史很感興趣。我在莫斯科的一個派對上認識了他，他當時正和一群滑板青年混在一起，我問他是做什么的，他說做滑板，也做一些T恤衫，我說我們在倫敦有家店，或許以后可以進你的T恤衫賣。那次我們聊得很愉快，他給我看了他做的T恤，還有他拍的照片，我很喜歡。后來，原先為他制作T恤的俄國制衣廠倒閉了，我們就開始成為他的制造商，再接著他又說想做場時裝秀，我發現他很會講故事，也能透過這些故事表現他自己的東西。

　　記者：您又如何看待如今由Vetements、Gosha Rubchinskiy等掀起的青年文化、亞文化熱潮，或者說媒體解讀后的熱潮?對此，現在有很多聲音說亞文化已經被過度消費了，變得沒那么有趣了。

　　Adrian Joffe：這很危險，不光是亞文化，媒體會把所有東西變得乏味。現在的年輕人不怎么讀書了。特別是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很容易被媒體誤導。我們應該重新看待教育問題，就像希拉里克林頓說的，教育至關重要。

　　記者：但學而不思則罔，很多人擁有高學歷，但仍然不善于思考。

　　Adrian Joffe：是，和我共事的一些人，他們的視覺作品做得不錯，也有很多獲取信息的渠道，但就我的觀察來看，他們缺乏真正的創造力，或者說洞察力——我都開始為我的外甥們擔心了，他們要面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啊!?當然，現在的社會還是有很多機會和潛力，但同時也有點嚇人。

　　記者：聽說Supreme的創始人James Jebbia曾經非常生氣他為DSM紐約店設計的Supreme零售空間和Prada的陳列裝置擺放在一起。

　　Adrian Joffe：他是個特別強硬的人，很難搞，不過我也很敬重他，他是有主見的。那次差點把我氣哭了，他跟我喋喋不休為什么Prada的陳列裝置要和Supreme的放在一起，我跟他說這就是Dover Street Market的原則呀，我們不會告訴品牌誰會挨著誰。James Jebbia覺得我們這樣做很不公平，因為我們要求別的品牌的零售空間背板不能和天花板同高，但卻允許Prada那么做了，可那是因為Prada的空間靠近電梯，我們覺得這種特殊情況下可以讓他們破例;結果James沒完沒了地和我說要從Dover Street Market撤走，我說那你就走吧——結果三天后，他跑來告訴我其實也挺好，因為發現好多顧客都會逛完Prada的位置后去Supreme的位置，這幫他們增多了不少客流量。但之前那兩天他折騰得我夠嗆，關于這個，他后來什么都沒說，他欠我個道歉。

　　記者：前一陣子英國宣布脫離歐盟，我在相關報道中看到您對此大為不滿，甚至說出了“去他媽的民主”這樣的話，那您是如何看待如今時裝界的民主主義的?畢竟，時裝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由少數人引領多數人的，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KOL的興起，這一切都變了。

　　Adrian Joffe：不好意思我用臟字了，當時他們宣布這消息時，我都氣炸了。民主主義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你看看現在的英國，看看美國——Donald Trump有可能勝出，也就俄國人喜歡他，普京喜歡他。如果換到中國呢，你們想讓他當選嗎?這對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來說不是件好事。

　　在時裝界也是一樣，如今這種全民參與的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它的確幫助那些有才華的人脫穎而出，比如Susie Bubble，Bryanboy等，你在社交網絡上發一些照片，做出一些有意思的評論，你就有機會獲得認可你。就像Andy Warhol以前說的，每個人在未來都有五分鐘成名的時間……但與此同時，又有一群幾乎文盲式的人在上面大放厥詞——我似乎感覺有公司專門雇這對白癡說那些毫無營養的話，我覺得我們對此需要有控制了。不過這也是一種過程，改變的過程中總是會有失控的時候，但避免不了。

2008年，COMME des GAR?ONS和H&M合作推出男女裝系列

　　記者：說到改變，現在很多品牌、設計師都抱怨快時尚對時裝業的毀滅性大于貢獻，但在您過往的采訪中，我看到您好像并不是特別反感快時尚。

　　Adrian Joffe：不，我們一點也不喜歡快時尚。

　　記者：但COMME des GAR?ONS在2008年和H&M推出過合作系列。

　　Adrian Joffe：因為我們也要從實際考慮。但相比現在他們鼓吹的那套即秀即買模式，我寧可要快時尚——See Now，Buy Now——說起來真繞嘴，聽著有點像Red Lorry Yellow Lorry(英國后搖樂隊)。

　　記者：為什么那么反感即秀即買?

　　Adrian Joffe：這是個根本無法忍受的模式，要按這個模式做，以后都不需要有時裝評論人或媒體了，買手和店鋪經理的意見也不重要了，全都交給某個公司里的某個白癡去決定好了。就像我不贊成極端民主主義一樣，這種另一個極端的獨裁我也不同意。對比起來，快時尚無非就是我們做了粉色短裙，他們跟著就去粉色短裙，但一季接著一季，總是向前走的，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太多影響。

　　記者：A.P.C的Jean Touitou也不認同即秀即買，他說這是品牌給媒體的把戲而已。

　　Adrian Joffe：我愛Jean，他總能看到事物的本質。或許有些公司覺得他們能通過市場調研發現哪些產品會受歡迎，可以提前上架，但眾口難調，另外這么做下去，時裝本身強調的特殊性怎么辦啊?

　　記者：您也很不喜歡早秋、度假這些秀前系列(Pre-Collections)。COMME des GAR?ONS從來不做秀前系列，但Dover Street Market售賣的部分品牌會做。

　　Adrian Joffe：那玩意糟透了。反正COMME des GAR?ONS不做。

　　記者：成衣流行時，有人曾說高級定制時裝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如今這些秀前系列又成了主力軍，但這似乎讓主線的成衣系列淪為了新一代的高級定制。

　　Adrian Joffe：沒錯。現在他們花大價錢做早秋、度假系列的時裝秀，70%的預算都用來訂秀前系列，我覺得這簡直就是垃圾。

　　記者：當下，Vetements幾乎是最火爆的時裝品牌，Demna Gvasalia為Balenciaga設計的首個男女裝系列也問世了，您覺得他和過去的改革者，比如Martin Margiela、Helmut Lang有何相似之處?或者說您覺得他能成為這個時代的領導者嗎?

　　Adrian Joffe：他過去為Margiela工作過嘛，自然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我聽到的八卦沒錯，Margiela本人也覺得Vetements的東西很像自己做的。Vetements是個不錯的品牌，有許多年輕設計師，和大量品牌合作，同時也沒有那種過分的野心。它的出現，進一步撼動了時裝原有的界限。Demna Gvasalia為Balenciaga設計的系列很好，Gucci的Alessandro也很優秀——沒錯，Demna Gvasalia借鑒了很多，但現在誰關心這個呢?或許這個時代已經不存在真正的創意了，有好的造型師就足夠了。你覺得誰能接任川久保玲嗎?

　　記者：恐怕我想不出有誰。過去的成就可能很難逾越了，所以現在不少時裝人開始收集往年的經典作品。比如在墨爾本，有一家叫dot COMME、專賣COMME des GAR?ONS、Junya Watanabe等品牌過往作品的店鋪和網站(他們甚至有1997春夏的Lump & Bump系列);另外在專注小眾、前衛設計師品牌二手交易網站Grailed上，COMME des GAR?ONS也是那些硬核時裝愛好者熱衷的品牌。

　　Adrian Joffe：我不知道你說的和我之前聽到的是不是一家，我挺想見見他們的。在墨爾本是嗎，我明天就讓那邊的同事找找看。謝謝。

　　記者：那您有沒有考慮推出COMME des GAR?ONS的官方檔案復刻系列?比方說LN-CC曾經和Raf Simons等人和作出過復刻系列。

　　Adrian Joffe：不，那樣太耗費精力了。開柏林那家游擊店時，我們放了一些檔案款過去，但太麻煩了，做一次就夠了。再說外面不是有人自發地去做這些事了嗎，不管是收集還是轉賣。

　　記者：您和川久保玲女士的婚姻關系比較特殊，一直處于分居狀態，另外我也聽說你們不喜歡收集藝術品，但這似乎是很多時裝人的愛好，另外COMME des GAR?ONS和Dover Street Market向來喜歡和藝術家合作。

　　Adrian Joffe：我喜歡在實際場景中去欣賞藝術作品，欣賞或喜愛不意味著占有。物質有時候像個枷鎖讓人止步不前，我在巴黎有住的地方，她(川久保玲)在東京也有房子，足夠了。我們不想搞得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房產。你擁有的物質越多，你的負擔就越重。如果我們想看藝術展，就去博物館、藝術中心好了。另外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日本人，我也不覺得我真正屬于某種文化，可能對于我們這類“無根“的人來講，不需要通過所謂的共通點去相處，比如收集藝術品、買豪車，買游艇。

　　記者：但我們都身處一個物質世界，尤其是現在的時裝界，噱頭(hype)占據的比例幾乎達到巔峰狀態，那您覺得禪宗、佛教學習和您所處的工作世界有矛盾嗎?

　　Adrian Joffe：我在日本時，進一步了解并學習到了禪宗和佛教的意義，她幫我保持清醒，讓我能分辨出真實和虛妄。有那么三年的時間，我每天用冥想的方式獲得平靜，特別是當我覺得自己要發飆發狂的時候，很有效果。我不敢說自己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但認同其中很多哲理。

　　記者：比如在中國有句俗話，想出世先入世，就是說如果你想得到升華，必須先經歷浮華，以及世人不能避免的生老死別愛恨情仇這樣的紅塵俗事。

　　Adrian Joffe：我百分百同意。

　　記者：但你們很喜歡旅行。

　　Adrian Joffe：對，我們喜歡到不同的地方，認識、體驗不同的人和事，買好玩的東西……旅行能讓我們從那種安于現狀的狀態(Comfort Zone)中釋放出來。

　　記者：那有沒有想好接下來的旅行計劃?

　　Adrian Joffe：就現在而言，我只想待在家里，我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