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初次分配不能只靠用人單位

　　為了切實維護中低收入群體的福利待遇，有關部門正在收緊對用人單位履行社保繳納義務的監管。對于繳費不足的違規單位，一方面社保行政部門可直接通知相關金融機構予以劃撥;另一方面則推出自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0.5‰滯納金懲戒機制。

　　不可否認，嚴格行政監管的確有利于倡導合規用工的良好氛圍，但員工待遇水平最終取決于勞資雙方的博弈。若用人單位盈利能力羸弱，用工成本與企業生存間已形成“零和游戲”，那么加強外部監管的邊際效應則會大打折扣。

　　事實上，對于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經營困難與稅費社保負擔之間已互為因果、惡性循環。在許多城市，養老、醫療、失業等社保繳費一般占到基本工資的40%到50%甚至更高。以北京地區為例，即便按照最低的繳費基數來算，企業每月給一位員工繳納社保所付出的費用也達千元左右，高額的社保繳費負擔讓企業難以對其保持足夠熱情。有關部門在強調依法繳納稅費的同時，更應當積極著手推出“放水養魚”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上海調整了社會保險繳費比例，總體費率下調2.5個百分點，而各項社保待遇不變。雖然這一下調幅度不算大，但足以彰顯行政部門為企業減負的政策意向。推而廣之，隨著資源稅從價征收、營改增等稅收體制改革的推進，企業稅負水平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然而，各種行政性攤派、罰款、有償服務收費政出多門，這些隱形收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稅改成果，成為降低企業風險抵御能力、阻滯技術創新動能的羈絆，亟待厘清。

　　除了既有稅負松綁，廣大中小企業還期盼主管部門能在宏觀產業布局中給自己多留“一杯羹”。當前包括石化、電力等上游部門均由國有企業強勢壟斷，民營企業入圍“玻璃門”尚未消融。這一局面不僅提高了中下游部門的運作成本，更是讓中小企業無緣在這些領域公平掘金。

　　總之，只有打開用工單位的成長空間，才可能為基層員工待遇提高奠定基礎。其間，必然要涉及政府工作模式優化轉型與大型國有企業利益輸出，需要通過改革攻堅予以實現。但無論如何，都不可將提高中低收入者待遇的義務簡單交由用工企業背負，否則難以獲得預期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