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服裝業轉型升級是出路嗎?

　　 

　　在當下國內的經濟領域里，“轉型升級”成了一句很時髦的口號。作為產業長尾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成為主要的出路，以至于在一個場合，有一名企業管理者問作者的提問是：“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應該向哪里去?”

　　必須承認的是，作者被這個問題問得啞口無言。怎么回答呢?關鍵是，如果在某些領域是所謂的朝陽產業，中小企業有能力去實現嗎?而如果很多企業都向這個領域轉進，那里豈不是又成了產能過剩的“紅海”。比如說太陽能發電領域，不就是如此嗎?

　　事實上，作為一個長期的產業觀察者，我從來認為，轉型與升級，絕不是一回事。轉型，就是放棄目前從事的產業，向另一個領域前進;而升級，則是在本產業內建立獨特的競爭優勢，鞏固自己的產業地位，做到長期生存。

　　之所以“轉型升級”被放在一塊兒成為一個口號，可能是因為作為中小企業都有生存焦慮的原因。隨便舉幾個行業的例子，在國內，白酒業有一萬三千家企業，飼料業有一萬一千家企業，通訊業有三千家企業，最為古老的需求——服裝業的門檻最低，達到規模的就有五萬家企業。大量的同行聚集在一塊兒，自然免不了有生存的焦慮，集體的殺價和大量的上游需求造成的原料漲價，使得作為產業長尾的中小企業都有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困惑。就像被捆在了一輛汽車上，明明這車沖向的是墻壁，但誰都下不來。怎么辦呢?解決這種焦慮的簡單辦法是給一個口號，因此“轉型升級”就應景而生。

　　為什么國內各行各業都會有那么多中小企業?這與改革開放的歷史有關，總體來說，我們得承認的是國內的很多產業歷史就是一部“仿制”史。所謂的后發優勢，有一些就是在不尊重知識產權的基礎上，把國外的技術成批地引進，形成產品。在這樣的產業前提之上，你仿我也仿，大家都利用改革開放起點上的遺物——低工資和大量的廉價資產，包括計價不充分的土地、廠房，還有一部分國有企業的設備來形成產品，以規模來降成本，拼宣傳立足，才造成今天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有企業抓住了很多機會做大，形成了自己的優勢。而大部分的企業停留于簡單重復，在供應越來越充分的當下，大量存在的企業組成的供應方，生存成了問題。

　　難以打破的怪圈

　　理論上說，解決這種現狀的根本是淘汰，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到了決出勝負的時候，在產業競爭中失敗的企業，現在就應該關門破產。在產能過剩壓力減輕之后，中國制造才有可能變成中國創造。大量低質低價產品的存在，對國內市場經濟的競爭是不利的。在服裝業有管理者說過這樣的案例，在出口上，紡織服裝是傳統中國的優勢產業，但由于大量的小型企業存在，采購者的要價變得無休無止。在廣交會上采購商在優勢企業問個價，轉身就去了小型企業，再問一個價來與優勢企業還價。很清楚，優勢企業不按采購者的出價做，采購者還有大把選擇對象——只要他們把品質要求稍稍入低一點點。這就是國內經濟的最大怪圈。

　　維持這種怪圈的主角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對GDP的狂熱追求正在妨礙這種淘汰，或者說地方政府的利益沖動在妨礙產業的進化。一方面，數字出官，官員的升遷與本地的經濟高度相關。一方面政府體系內龐大的開支，剛性的人頭費和柔性的政績工程開支，都推動著政府需要更多的企業，更好的經營效益，因為這就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所以國內的中小企業只要上了規模(這個規模的標準也越來越低)，就很難按自然規律死去。因為政府會有各種各樣名目的支持。

　　一天不走出這種怪圈，國內的經濟就一天不會進入良性循環。后發優勢的持續應用，會變成后發劣勢。

　　中國產業合縱連橫

　　在這種歷史性的時刻，人類的本能就是回過頭去看看有沒有先例。在這方面，與中國同樣運用后發優勢作為起點的日本和韓國就分別走出了兩條不同的道路。日本式道路是產業上的管理革命，以精細化的管理，在產業上日本走出了一條新路。雖然對日本我們總是抱有復雜的情感，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日本的精細化管理幫助日本產品在海外市場上成為了勝者。與中國產品不同的是，日本產品不是以低價取勝，而是以品質取勝。

　　而如果我們反觀韓國，在同樣的趕超之后，產業界的整體選擇是什么呢?從韓國的路徑看，大規模工業企業的路徑出現了大量的政商勾結的案例，政治上的連續丑聞表明大企業運用的競爭優勢是個體化取得政府資源，除了造成一連串兒的政治丑聞和連續的政府倒臺之外，這條路徑最后以連續的企業倒閉作為結束。大型企業的破產意味著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韓國路徑以極大的社會資源不當浪費而告終。

　　當下之國內工商業界，其形態大約正處于對日韓路徑的選擇過程之中。在空前激烈、近乎零利潤的競爭之中，有相當一批當紅的業者選擇了與政府聯手獲得個別的支持，從而壯大自己。選擇這條容易的路徑可以得到的是大批的貸款支持、比較優惠的稅率和更高的媒體曝光度，但破壞的是社會的普遍規則。國內政府一直以來是經濟活動中最強有力的參與者，手中掌握有大量的社會資源。可以輕而易舉地扶植起一個甚至一批所謂的明星企業。但通常情況下，得到扶植的企業并不會有什么好的下場，在強力的政府扶植下，業者失去的是資源約束控制和通常情況下的審慎心態。往往容易出現最后大規模企業的破產。而其時，作為公共資源的政府扶植，則會被拷問其道義的正當性。

　　選擇更為艱難道路的企業多少有些像日本企業當年選擇管理革命一樣在產業的深處耕耘，但道路更為艱難。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像中糧集團、東方希望、萬科集團等一批企業，選擇了所謂產業鏈競爭的道路。他們共同的路徑是打通產業鏈，在全產業鏈上都布置自己的企業。以國內較低的勞動要素和更為嚴格的品質控制，博取在長期之內的品牌顯現，以避開全球化環境中特有的越來越頻繁的經濟波動，還以更高一些的利潤水平和全產業鏈的自由度，去支持科學技術在本企業內的運用。

　　很明顯能夠看出來的是，相較于前一條道路，后一條道路是明顯可以走通的中國式企業道路。在吸收了各國工業發展道路的精華之后，超越式的中國工商業發展已經行至十字路口，或者出現一次自有的突破，為世界經濟發展留出一筆自己的貢獻;或者在殘酷的競爭面前紛紛倒下，國內經濟出現一次比較大的倒退。

　　在通常意義上說，經濟危機就是對長期積累的過剩產能的一次清算，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很多中小型企業的產能被淘汰。與國內媒體上所說的“國退民進”的抱怨不同的是，我們認為，這是經濟活動的一個正常結果。而所謂的轉型升級，對于大部分企業而言不是一條出路。相較于大型企業的獨自打通產業鏈，中小型企業形成產業鏈聯盟也不失為一條可能走通的道路。在這個方面，浙江的民營企業可能已經為國內大批的中小企業找到了一條比較好的出路。

　　浙江經濟從來不令人眼熱，國內著名的經濟學者鐘朋榮把這個地方的中小企業比作“小狗經濟”。在一語道破其中的活力之外，也多少有一些輕視之意。但令人驚訝的是，小狗們現在活得很好，在經濟的波動中，小狗們好像不怕天災，反而長得更為健康了。

　　事實上，籠統地說浙江是小狗經濟并不完全準確，在一個鎮、一個鄉范圍內形成的由中小企業群落組成的產業集群，實際上是國內經濟在相對高稅制和產業落后于西方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種自然生態。這種自然生態的內在機理是，由于物理距離相近、最終產品劃一旦分工程度更細，內在競爭更為殘酷，導引存活下來的企業生存能力就會更強。進而使得企業集群形成的產品因為有更強的成本優勢而在價格上更富彈性，從而使得這些集群變成打不死的對象，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形成了一道別樣的風景。

　　不可否認，不尊重知識產權、在相當程度上有避稅嫌疑，是浙江這些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一個核心問題。但是從競爭的角度看，產業集群的發展，主導優勢至少并不僅在這兩個方面，而在國內中小企業大量存在的現實情況下，要維持其未來的生存空間，浙江經濟和產業集群的內在機制，至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