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評論員是否不再鐵面無私？

　　據世界服裝鞋帽網了解，時裝周，是一項將散落在時裝年份日程的小碎片黏合起來，并延伸的專用儀式，好讓時尚專業人士來證明其價值所在。正如奢侈時尚界的奧運會：設計師炫耀其捕捉時代精神并引領時代航向的能力，造型師炫耀其打造造型的技巧，撰稿人與評論員則炫耀其能使普羅大眾理解異彩紛呈的時裝的機智(盡管他們提供的實際信息，無異于皇帝身上的新衣)。

　　就這層意義而言，寫作者是整個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充斥著自我麻痹與小圈子的各類時尚活動中，閱讀時裝發布會的評論，實際上意味著讀者將能收獲一段愉悅時光。早晨，在開始新一天的外出行動前，我們滿懷期待欣喜，閱讀Suzy Menkes、Cathy Horyn、Vanessa Friedman、Sarah Mower、Tim Blanks、Godfrey Deeney等人針對前日時裝發布會發表的評論，他們之所以能憑一支筆桿登頂行業金字塔尖，是因為他們見地犀利——更大原因則在于其所屬媒體在業內的重量級地位與龐大的發行量。

　　閱讀評論，或許是真正了解那些高度概念化的設計師所想傳達訊息的方式之一，比如你或許更容易理解Comme des Gar?ons的設計師川久保玲(Rei Kawakubo);或許也更容易理解Miuccia Prada肆意又晦澀的靈感參照。

　　當業內人士深入鉆研這些每日遍地可得的產品，就會發現一切都經過了仔細審查：從指定設計師獲得了多少段落長度，到無數的模棱兩可語匯，讀者則被逼得要自己去猜：作者到底認為某場發布會是好還是壞?

　　雖然有時會很有意思，但品讀作者的言外之意是一項危險動作。我們去斟酌每個逗號的位置并分解每個形容詞，就像這些倉促寫就的報道是古代預言家全能無上的話語似的。為什么這么做?很簡單：我們所有人，不管是普通讀者還是專業人士，都渴求客觀公正的評論，因為我們再清楚不過：有很多障礙在阻擋這個烏托邦似的理想變為現實。

　　時裝屋以及多數情況下——擁有這些時裝屋的企業和集團，近年來掌握了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不亞于新聞傳媒。這些光芒耀眼的巨人喜歡時不時炫耀自己強有力的肌肉，而我們的出版人、編輯以及越來越統領這場游戲的各類公關與“行業守護者”，也時時刻刻提醒我們這一點。

　　作為產業的時尚要依靠商業存活，而商業則是一系列媒體精心策劃的結果：任何造成妨礙的東西基本等于危險，而且要不惜任何代價消滅這些威脅——真正的評論則首當其沖。最好的例子就是，坦率開放(甚至勤勉謹慎)的發布會后臺對談，與實際經過層層過濾、最終出版的書面報道之間的差別。時裝記者已經越來越擅長含蓄批評并迂回奉承、有話少說或輕描淡寫、撰寫委婉批評，而這些通常只是稍縱即逝的微小顫栗，成為那些深諳意見專欄存在價值的企業設置的背景音。

　　與我不少同儕一樣，我是一名自由職業者。我永遠不會把可以選擇與誰共事的權利，拿去交換一份全職工作;但作為自由職業者，我的收入也完全取決于撰寫的文章。換句話講，我要依賴關系謀生。這意味著我的全部資本要建立在與時裝公司建立關系之上。

　　這些關系往往基于相互關心與彼此坦誠，對話記錄有時記錄在案，有時則不作公開——但這不能與“友誼”混淆，就算我們不斷意識到極有可能混淆。在這個模糊的框架內，保持自己的批判性聲音變得越來越難，但有所見地實際又帶來他人的尊敬，這份尊敬甚至來自你的仇敵。

　　然而，時尚行業迫使我們將自己的評論筆力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內。在這一程度之外，便是一片令人不知所措的荒原：如果我選擇寫一些可能會讓某時裝屋不開心的東西，那么就會影響我與其建立的友好關系，可能會失去參加品牌發布會或是與其設計師訪談的機會，那么我做好本職工作的能力就打了折扣。

　　時裝界的政治可歸結為一系列幽微的潛規則：作者要學會怎么用溫和的方式表達尖銳的意見，設計師要學會接受將批評視為鞭策，而不是“背后放暗箭”。但在職業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設計師公開自愿地接受“差評”，同樣我也碰到很多大咖將“好評”視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一概而論是沒意義的。

　　但真正的問題不在這里。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我每天都在見證一種商業利益與言論自由的詭異交織，而這就是當代時尚界的真正毒藥。時尚屋與編輯、作者、造型師之間發生著持續不斷的交流與滲透，可能變成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知名媒體有時會敞開大門，讓樣貌詭異但付費頗高的企業通稿混進來，或者被委托為本應撰寫時裝評論的發布會，寫出一份新聞通稿，這就意味著職業道德的邊界出現了危險地模糊。牙尖嘴利并享有盛譽的時裝記者也可能被品牌聘為公關傳訊顧問，在職業道德層面上就更為棘手了。

　　類似地，受聘于雜志的造型師常以半公開的方式為時裝屋提供造型咨詢服務，而編輯們也很明白什么時候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獨立雜志經常類似公關傳訊公司，用其出版物作為良好品味的證明，以此來獲取“關系”，其編輯已經無法用批判的態度去審查業務。

　　飛抵遙遠異國參加品牌早春早秋系列發布會，或其它特別活動，這趟奢華旅行費用由品牌全包，又是工作中另一個“紅包”來源。盡管品牌不會明確表達期望，但很有可能最終刊出的評論稿上這些福利也能得到體現。商務艙機票、五星酒店住宿、允諾發放時裝界最緊密的圈子入場券，某種程度上會保證我們寫出的是溫和優雅的評論。時尚本身即是危險的誘惑：時尚保證每一位頂級業內人士享受五星級奢華的生活方式，就算他們日常生活還得靠政府救濟。

　　時尚，是我們全部人共同參與的游戲。就連你正閱讀的這篇文章，文章刊載的這間媒體，也是這場游戲的一部分。無論這是一位編輯借助我的聲音表達沮喪心情，還是給我提供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自我表達出口。我們都想要曝光，以及伴隨曝光率而來的權力，以及順路獲得的從免費贈品到入場券到著名設計師至圣私人領地的獎勵。但是，時裝屋或設計師對你越友好，你就越難寫出一份誠實的評論。

　　今天，時裝新聞正轉變為——充其量是為滿足需求而源源不斷生產的裝飾性花邊新聞——最糟糕的情況是成為了最為精準的產品植入。雜志不再依賴報刊亭發行量，而是依賴廣告頁面獲得收入，支付生產費用與員工薪水。

　　此外，奢侈品行業如今還是不少報刊雜志的金主，但其員工與主編常?？吹蜁r尚，僅將其作為輔助的次等內容。很多記者將其時間與才智投身于時尚，他們因此產生挫敗感是很好理解的，但這份挫敗感又蔓生了進一步對執業準則的妥協，似乎這也能好好討論一番。

　　比如，在秀場外無處不在的街拍攝影師，正將原本居于幕后的專業人士，打造成受到小眾追捧的造型明星。我的同行中亦不乏精明人士，利用Instagram等其它社交媒體渠道，打出隱形廣告牌。作為回報，他們收到來自品牌最新時裝作為親切的感謝禮。此舉乍看似乎無害，但任由原本應為自由思想執筆者的記者，從時尚品牌領取時裝作為報酬，這種業內無處不在的陰影不但侵蝕了讀者對我們的信任，也破壞了行業的進步與發展。

　　另一點值得指出的是，作為評論員的我們，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我們不是機器人，會有時我們——在專業上——深愛某位設計師。在我們的讀者眼中，過度褒揚或被解讀為道德缺失，而事實上我們也是偶爾犯了個錯。但在時尚行業整體被視為“不透明”的情況下，簡單的錯誤也會讓我們全體人擔當罪責。

　　當代時尚體系并不鼓勵所有類型的評論，我們面前呈現的文化荒原將其變得如此公開直白，實在令人痛苦。當今的時尚主要與公關傳訊有關，除了設計創新，我們剩下的只有：對舊想法無休止地進行后現代掠奪，出于新產品需要新營銷而胡亂將舊想法重組。

　　真正的時裝評論與進步并行，因為只有質疑與辯論才能創造新解決方案與新場景，點燃進步的運動。但這種持續進行的危險一直被噤聲：有時來自單方面獨裁之舉(最公然直接之舉就是撤除該出版物的廣告頁面)，有時通過更微妙的施壓，例如剝奪時裝記者進入時裝發布會或設計師向品牌借衣服進行拍攝的機會。

　　所以，別忘記評論對任何行業來講都是必不可缺的存在，也是自我質疑的機會。在城墻坍塌時依舊盲目樂觀，只會幫助加速帝國的衰落——盡管其衰落或是我們重新開始的前提。如果我們在評論里撰寫的某些關點，能引發一場顛覆和重啟，那么我們就開了個好頭。

　　Vestoj是一個對時尚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多重媒體平臺。截至目前位置，其旗下包括一本年刊、一間在線網站以及常規舉辦的Vestoj沙龍，其圍繞時尚展開探討的主題涵蓋“物質記憶”、“羞恥”、“權力”、“時間”、“失敗”等，其最新的一期主題為“男子氣概”。每一個Vestoj項目都反映并闡述了當代性思維對時尚理念及其對社會的貢獻的反思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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