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匯改簡直是“美國隊”自擺的“烏龍球”
隨著時間的推移,央行決定終止人民幣與美元匯率事實上掛鉤的做法,注重參考一籃子貨幣,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一方面人民幣匯率近期內不可能出現顯著變動,因此不會對企業利潤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另一方面,即便人民幣升值,那它對中國龐大的出口制造業的影響視行業及具體公司也有很大不同,絕對不可一概而論。”中國國際期貨研究員首席策略分析師付鵬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如是分析。
他甚至認為,大多數行業將會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這也讓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一些境外分析人士看來,中國匯改簡直是“美國隊”自擺的“烏龍球”。
出口行業未必受損
一提到人民幣升值,人們首先認為出口行業將首當其沖遭遇不利,但在中金公司看來,人民幣升值對某一行業的總體益處(或產生的成本)取決于兩個因素:出口依存度(出口在總產出中的占比)和國內成本在總成本中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和國內成本較高的行業(如紡織服裝制造業)可能由于人民幣升值而蒙受更多損失,而出口依存度較低、原材料進口依賴性更強的行業(例如大宗商品加工行業)將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更多。
由此可見,把爭論焦點主要放在了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行業成本的影響上,而淡化了對進口行業的潛在益處,是不夠全面的。
此外,從成本/收入角度來看,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以美元計算的成本上升,從而對企業出口產生負面影響,但其同時亦有助于國內市場的銷售,因為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原材料的進口成本。對成本/收入進行全面衡量需要綜合考慮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和國內銷售的影響。
綜合對出口和國內銷售的影響,中金公司模擬了人民幣升值5%情況下各行業利潤將會發生的變化,得出若干結論:人民幣升值的贏家是依賴大宗商品進口的重工業。人民幣升值5%將使石油加工和天然氣生產行業、金屬加工行業、交通運輸設備和金屬采礦行業的成本分別降低2%、1.3%和1%。
不過,辦公設備行業和紡織服裝行業將受損。如果人民幣升值5%,將使辦公設備行業和紡織服裝行業的成本分別上升1%和0.8%,這主要是由于這些行業更依賴于出口或其供應鏈主要在國內。
令人驚訝的是,對出口依存度較高的電子產品制造業、電氣設備行業和通用、特種設備行業小幅受益于人民幣升值,這是由于它們使用的原材料中較大部分來自進口,因此國內銷售受益程度大于出口受損程度。“雖然中國是個人電腦和電子產品的出口大國,但大部分都屬于加工貿易,即將進口的部件進行組裝,然后再將成品運往國外。這意味著對許多科技產品制造商和從中國獲取供貨來源的賣家來說,人民幣走強是件各有利弊的事,甚至更傾向利大于弊。”中信證券肖姓分析師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近日表示,盡管中國的電腦及電子產品生產商是最依賴出口的行業之一,但它們有近60%的成本來自于進口。
此外,在中國國際期貨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師付鵬看來,中國出口行業對外是沒有競爭對手的,所謂對手也都是來自于國“加工行業盡管表面上看沒科技含量,但其對物流、港口、技工成熟度的要求實際上是很高的,這幾點因素綜合起來不是非洲、越南等國說能趕超就能趕超的。”他說。
付鵬對中國商報記者舉例,“同樣購買一雙鞋,從中國進口的價格雖然比非洲、越南略高,但質量和制作工藝的差距可能又會遠遠高于價格差,因此綜合來看,中國的產品還是性價比最高的。”
就職于美國一家NGO組織的MAX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坦言,“美國人對中國產品的依存度很高,在一些中小型超市或連鎖店里,隨處可見中國產品,有的甚至占到了80%以上,消費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已經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并不是短期內隨著價格的微小變動就能輕易改變的。”很顯然,MAX不認為美國人可以迅速找到另一個國家的產品來替代。
付鵬同時斷言,人民幣升值對某些出口型企業非但沒有任何傷害,反而使得企業的價值全面升值了,在這個過程中,員工的收入也會水漲船高,企業利潤率也會有所上升,從而加速內部產業升級。
野村證券策略師戴仕文還對中國商報記者分析,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受益對象更是不容忽視,他們都是國內的“巨頭”,這其中就包括煉油廠(例如中石化)、航空公司(例如東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大宗商品進口商(例如紙張和金屬制造商)。
在野村證券看來,在香港上市的中國收費公路股最能夠從這一主題中獲利。這些收費公路股和人民幣債券類似,提供高派息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股息收益率和100%的人民幣現金流。
就業所受波及有限
在外界紛紛討論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型企業就業的消極影響時,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事實上,過去的人民幣升值并沒有損害中國的出口和就業。人民幣自2005年7月與美元脫鉤后對美元升值了17.5%,但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仍持續擴大,甚至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仍是如此。
中金公司分析指出,中國的出口并未受人民幣匯率的顯著影響,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出口中包含了較大部分的進口中間商品。而目前市場擔心,即使人民幣只是漸進升值,中國一些低利潤率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也會垮掉,從而造成大批工人失業。但中國服裝和鞋類出口企業最近的經歷表明這些擔憂是沒有道理的。中國服裝和鞋類出口企業在美國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來自墨西哥。2009年中國在美國服裝和鞋類市場的份額是46%,而墨西哥是37%。雖然人民幣對墨西哥比索自2000年以來一路升值,中國在美國紡織服裝市場的份額卻從2000年的21%升至2009年的48%。
金融危機爆發后,從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人民幣對墨西哥比索升值了39%,導致中國出口企業的成本相對于其競爭對手大幅上升。中國出口企業在美國服裝和鞋類市場的份額的確從46%下降至42%,但隨著人民幣對墨西哥比索匯率穩定下來之后,中國出口企業的市場份額即迅速反彈,甚至高于人民幣大幅升值之前的水平。
這意味著,即便突然發生巨大的匯率沖擊,對中國出口市場份額也只有暫時的影響。一旦中國出口企業一段時間后適應了這種沖擊,它們將能夠重拾競爭力。換言之,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低利潤率并不意味著它們缺乏應對人民幣升值的能力。
工廠“西遷潮”或將到來
由于人民幣的升值不同程度擠壓了東南沿海出口型企業的利潤率,那么如何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減弱的形勢下保持甚至提高利潤,是每一個出口公司面臨的難題。在付鵬看來,“工廠西遷”恰好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將生產產品的工廠轉移到西部原料基地去,既可以在原料采購上節省成本,同時,西部地區很多閑置勞動力也可以有效利用起來。
根據中國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東南沿海地區一名成熟技工的月薪是2000元到3000元左右,而公司遷移到西部,隨著生活、住房等成本的大幅降低,工資成本將降到1500元以內。
例如風靡全球的佛山陶瓷,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企業轉型,他們將工廠由廣東遷到了山東,而現在又將工廠遷到了鄂爾多斯一帶,這樣的遷移雖然繁瑣,但是內部人士對中國商報記者透露,工廠遷移每年能幫助他們節省2400萬元的開支,這也形成了他們自己獨特的競爭優勢。
付鵬對中國商報記者指出,為了給沿海企業西遷創造有利條件,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在西部地區修路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當這些基礎設施完備的時候,大量的公司及優秀人才就愿意流入西部地區,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積極性,當然與之相對應的是,醫療與教育則會是未來西部發展的熱點。
隨著人民幣匯改的不斷深入,東西部產業轉型是國家不惜任何代價也會完成的重要使命,甚至可能意味著一定程度犧牲GDP。
因為對于我國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促進企業轉型,東部地區轉型為提供服務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它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出口、貿易、金融、展銷等。而產品本身則在西部地區進行加工、轉運,等到西部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甚至可以把國內的產品銷往中東和中亞,通過貿易滲透到他們的核心地區,這也將為外交打下深厚的基礎。
付鵬預計,通過匯改帶動的這輪西部經濟發展完全成型大概還需要將近30年的時間。不過,國家對于發展西部的決心是不會減弱的。胡錦濤主席在一年內多次去新疆、內蒙古考察,資金投入也已經累計高達6820億元。在很多人眼里,這也立刻成為了“新刺激政策”。預計10年之內,西部地區將成為整個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我們不難想像,這次“東西部經濟接力”將成為震驚世界的一次華麗演出。只要東、西部經濟最終實現協調發展,形成完整的“太極”之勢,再伴隨著不斷深入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中國經濟必然會躋身于世界之巔。
回顧{page_break}
回顧歷次匯率改革我們不難發現,每一次匯改都在引領中國經濟不斷走上光明之路,當然在這其中,貿易行業非但不可能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更是其中最直接的受益者,出口也逐漸成為拉動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中,跑得最快的一輛。
1949年1月19日,新中國人民幣對西方國家貨幣的第一個匯率在天津口岸產生,之后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長期高估。
而人民幣從1949年到1952年用浮動匯率制度。從1953年到1973年,以計劃經濟制度,人民幣與美金有正式的掛鉤,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換2.46元人民幣的水平上。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國內地的外國貿易很少,所以人民幣匯率意義不是很大。
到了1973年,由于石油危機,世界物價水平上漲,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頻繁。為了適應國際匯率制度的這種轉變與現實中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根據有利于推行人民幣計價結算、便于貿易、為國外貿易所接受的原則,人民幣匯率參照西方國家貨幣匯率浮動狀況,采用“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方法進行調整。為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73年的l美元兌換2.46元逐步調至1980年的1.50元。
從1980年到1994年,中國內地實行雙重匯率制度。1981年至1984年,初步實行雙重匯率制度——除官方匯率外,另行規定一種適用進出口貿易結算和外貿單位經濟效益核算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該價格根據當時的出口換匯成本確定,固定在2.80元的水平。
而從1994年匯率市場化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1994年,人民幣匯率實現并軌,并軌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逐漸上升。經過2年時間的運行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始企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在8.30元左右,上下最大波動范圍不超過0.4元。
第二階段,2005年7月,中國宣布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保持了單邊升值的趨勢。
第三階段,從2008年7月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6.82元至6.86元,特別是在6.82元至6.84元區間窄幅波動。我國適當收窄了人民幣波動幅度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這符合我國經濟的自身利益,有助于我國經濟較快地實現穩定和復蘇,事實說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
第四階段,即本次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而事實上,這次改革不應看做是一次新的改革,而是被危機打斷的匯改進程的延續。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人民幣匯改啟動。伴隨著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上證指數一路從998點漲到了2007年10月的6124點。雖說這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中,有股改因素,也有實體經濟愈發繁榮等的影響,但不可否認,匯改是啟動上一輪牛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現在的市場環境與5年前有些許相似。”中國國際期貨研究員首席策略分析師付鵬對中國商報記者大膽預測,預計接下來的5年之內或許會重現2005年到2007年的瘋狂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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