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資本下一步:“新36條”如何不遇“玻璃門”
5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被稱為“非公經濟新36條”。
與“老36條”比較,“新36條”展現出更多的可執行和可操作的特性,甚至已經細化到二級科目領域,包括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等6大領域16個方面。
“這次‘新36條’傳達的信息就是,要進一步鼓勵和支持非公經濟的發展,這次的重點就是市場準入,就是要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說。
雖然很多分析家與成思危一樣,認為“新36條”對民營資本來說將是一個重要拐點,但另一些人,如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研究員歐陽君山,則對民營資本此次是否真的能進入某些領域感到憂慮。
“‘新36條’極有可能像5年前的‘老36條’一樣,口惠而實不至,最后也流于以文件落實文件。很簡單,基本面的力量支撐不足。”歐陽君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除非國有資本能適時退出,或者非經濟因素更少地干預市場”,民營資本才會真正迎來希望。
一場遭遇戰不可避免。對于經驗老道的民營資本操盤手而言,這場資本仗不好打,“玻璃門”“彈簧門”的陰影揮之不去。
在浙江,數萬億的民間資本(僅溫州人手中就約擁有6000億元)多年來東奔西突,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領域斬獲著勝利的果實。
在過去,民營資本曾經試圖參與到鐵路、煤炭、石油、電信等行業,但一路走來很不平坦。尤其是發生在去年的“國進民退”,讓很多民營資本感到陣陣寒意。
現在,非公經濟的號角再次吹響,浙江民資大鱷們的下一步,會在哪里?
“新36條”如何不再遭遇“玻璃門”?
5月20日上午,北京金寶街的一家酒店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工商聯合會研究室主任陳永杰正在參加民營企業家族傳承和教育委員會的成立典禮,但是與會的記者,卻更愿意和他談論有關“新36條”的話題。
多年來,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藍皮書的主要撰稿人,陳永杰對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發展狀況頗有研究。在“新36條”三易其稿征求意見的過程中,陳永杰所在的全國工商聯,曾經提出了一些推動民間投資行業準入和打破壟斷的具體化的政策建議。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陳永杰說,他對今后一段時間里民間資本的走勢持謹慎而樂觀的態度。
而在此前一天的5月19日,在中央統戰部禮堂舉行的一場關于“新36條”的座談會上,與會者的一些民營企業家和資本操盤手,則顯得比陳永杰的態度遠為激烈。
新華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傅軍在這天的會議上,一吐心中不快。他說,自己的公司曾想搞國土整理一級開發,卻被一些省份的城市告知,非國有資本不得參與。而后,他又試圖代理公司在小額貸款領域有所突破,也遭遇到類似條文限制。最后,當他們公司計劃做點油氣開發項目投資時,厄運再次降臨。
傅軍的遭遇顯然并非個案。他的一席話立即得到與會其他民營企業家的贊同。許多企業家抱怨,在戰略性的新興產業,比如風能、太陽能發電等原先由民間投資占主導的競爭性領域,也出現了國資快速進入,進而擠出民間投資的情況。
這些長久以來在資本一線操盤的人,都不能忘記“老36條”出臺后的“玻璃門”“彈簧門”的陰影,他們希望“新36條”實施細則能快些出臺,如此一來,他們才能真的放心去投資,去和國有資本充分博弈。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說,國務院應有一個部門和一個領導專門負責牽頭制定“新36條”實施細則,而國資委,應該出臺一個放開壟斷行業、吸引民間投資的政策意見。
這個提議得到了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王曉濤的認同。王曉濤回答說,細則很快就會出臺,這個工作將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完成,屆時會匯總各地的企業的建議,保證細則條文能真正促進民間資本的發展。
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過去的糟糕經歷,讓很多浙江民企老板和手握資金的操盤手心身膽怯,“一是礦產資源型的投資不能做了,像對煤礦的鼓勵投資都可以這樣任意將其剝奪,那投資金礦、內蒙新疆的油田等也是一樣的,國家想收回隨時都可以收回,那大家誰還敢去投資。第二就是房地產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這方面(交通)也不能投資。”
這些發言背后,還有一個來自于全國工商聯問卷調查結果的映照,在回答這些問卷時,那些手握重資的民企老板,站在“4萬億”的另一邊,隔岸觀火,他們看到的是,地方政府與國有資本的觥籌交錯,相談甚歡。
民資就這樣被排擠出局。這也是傅軍們特別不愿看到的。他們說,但愿“新36條”能在今后的日子終結這個局面。
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更是說得直接,民資新政,“不能不了了之”。
陳永杰認為,要想執行不走樣,即將出臺的實施細則很關鍵,必須在各方的充分博弈下,才能最終定稿。
而中華工商聯合會副主席莊聰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民資近年來不斷受到重視,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講話中就提到,希望民企有更大的作為,相信“新36條”不會再讓民資看到陰影。
壟斷依然堅強
要想放松,“還遠著呢”。
“新36條”公布之初,恒信鉆石機構創始人、董事長李厚霖便在自己的微博上發了條簡訊。
簡訊很快招致評論者眾。不少博友表示祝賀,認為這實在是個利好消息,李厚霖可以上演自己的春天的故事,“可以投資石油,又不會像煤礦那么危險”。
李厚霖沒有對此作出回應。另一些網友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說:“還遠著呢”。
雖然沒有煤炭領域那樣波詭云譎的“國進民退”浪潮,但看似平靜的中國石油市場格局,卻依舊堅如磐石。
2005年6月29日,被譽為“中國第四大石油公司”的中國第一家民營石油聯合公司——長聯石油在北京宣告成立。遺憾的是,由于遲遲辦不下四大經營資質批文,這家公司無法開展相關業務。發改委也曾要求中石油、中石化給予市場空間方面的讓渡,但兩大巨頭堅辭不許,最后“長聯石油公司”不了了之。
同樣是壟斷行業的鐵路領域,從2005年7月開始,鐵道部就頒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參與鐵路建設經營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要按照“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在鐵路建設、鐵路客貨運輸等領域對社會資本開放。
一年后,鐵道部聯合建設部再次發布《關于繼續開放鐵路建設市場的通知》,在“鐵路建設市場的設計、施工、監理業務范圍”繼續釋放開發信號。
到了2007年,民營資本開始參與投資建設鐵路。當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第一條民資參建的鐵路——浙江衢常鐵路正式通車。
根據鐵道部的統計,截至2008年底,全國共有合資鐵路公司102家,新建的合資鐵路里程達3萬公里,投資規模達2萬億元。但一個事實是,這些合資鐵路,民營資本所占比重很小。比如那條衢常鐵路有限公司,民營企業常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占股32.5%。另外兩個股東分別是常山市政府和鐵道部,兩者相加,近70%股權,處于絕對控制地位。
有分析人士認為,一個根本的原因是,鐵路是鐵道部統管,民營企業進去只能占很小的股份,不管多大的資本家,都不可能取得經營權,而且,“鐵道部也不會給經營權”。尤其是與民營鐵路投資回報密切相關的收入清算規則,只能由鐵道部獨家制定。很多大型民營企業進去之后又出來了,“鐵路要是實現專線專營獨立核算的話,就能夠吸引到民間投資”。
2006年8月,衢常鐵路進行了一次股權變更。2007年,民營背景的股東光宇集團徹底退出。
中國投資協會副會長張漢亞認為,目前中國的壟斷行業中,民營資本進入的比重不超過20%。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種,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種,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種。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廣東省生產力促進中心副經理胡峻曾公開表示,“民間資本在石油、電信等領域都‘落荒而逃’,原因便是這些領域已被過度壟斷。”
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研究員歐陽君山坦言,當下,不利于“新36條”的力量和因素可以說很大。其中一個就是“利益集團作梗,有意無意地抵制中南海政令”。
轉戰金融?
“敵我力量懸殊,死磕不是個辦法,要采取運動戰,麻雀戰,靈活戰斗。”這句抗戰影視劇中的經典臺詞,成為眼下民營資本認可的戰術之道。更多的民營資本另尋出路。
在5月13日頒布的“新36條”中,“支持民間資本以入股方式參與商業銀行的增資擴股,參與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放寬村鎮銀行或社區銀行中法人銀行最低出資比例的限制。”
5月16日,在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會上,溫州風險投資研究院院長陳工孟說,溫州民資出現了最新動向:進入金融股權投資。
溫州統計局4月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市證券總交易額達2598.4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44.29億元,同比增長40.1%。
溫州已經成為我國民間資本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浙江日報》公布的數據顯示,溫州目前以各種形式投入到股權投資領域的資金不下200億元,今后可能會逐年增多。
但溫州風險投資研究院調查發現,盡管溫州已有很多資金涌入股權投資市場,但真正規范化運作的團隊不多。
“要把溫州數千億民間資本轉向股權投資領域,困難是很多的,但這些困難不是不能克服。”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大大小小的所謂從事股權投資的企業不下100家,但真正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不會超過3家。”如果許多股權投資機構真正做到很規范,并且確實能給溫州資本帶來穩定且可觀的收益,那大批溫州民間資本涌入股權投資市場是必然的,目前已有這種勢頭。
一個利好消息是,今年2月,溫州市政府牽頭成立了溫州風險投資研究院,它將為溫州在股權投資領域的民營資本提供智力支持。這也是溫州拓寬民間投資發展新渠道的一個具體舉措。
一個被廣泛報道的最新個案是,6月份,溫州人將帶上50億資金,組團去臺灣,洽談參股臺灣銀行一事。
在溫州,投資者為少量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名額爭搶的事情經常發生。“這幾年溫州民間資本一直在嘗試往金融業發展,不過由于一些政策的限制,效果不是很好。這次如果能成功參股臺灣銀行,再進入大陸金融市場的話,也是一種比較好的嘗試。”溫州本土知名經濟學者馬津龍說。
這次參與其中的22位民資老板,最終的期待,是能在本地村鎮銀行中將來有所作為,遠赴臺灣,只不過是一種曲線救國之舉。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則說:“鼓勵民間資本發起和參與設立村鎮銀行,實質上也為小額貸款公司變身村鎮銀行開了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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