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部門應更快速應對“3Q”之爭

　　執法部門應更快速應對“3Q”之爭

　　與會專家幾乎一致表示，此次“3Q”之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以致危及數億用戶，與《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執法部門“反應緩慢”有很大關系。

　　陳盨表示，“3Q”之爭是對競爭法的執法部門能否積極行使職責，維護網絡市場秩序，并恢復市場信心的一次考驗，執法部門本應更迅捷地作出反應。

　　“但是，我國相關執法部門的這份答卷，完成得并不好。”黃晉說，“在‘3Q’之爭如火如荼之時，我國經濟主管部門卻大多扮演了‘旁觀者’的角色，這是競爭能夠輻射如此廣泛、影響如此惡劣的重要原因。”劉繼峰也指出，執法者的放任態度，導致本該發揮作用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網絡競爭中“被邊緣化”了，直接影響到國家力量介入的速度與力度。

　　對此，吳宏偉教授認為，這暴露出目前我國競爭法的執法部門，存在著執法主體過多、職責和權限劃分不清的弊病。據李順德介紹，目前我國《反壟斷法》則由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工商總局3個部門共同執法。吳宏偉表示，此種“共同責任制”，在現實中反而容易因相互“踢皮球”而缺乏效率。“因此，精簡競爭法的執法機構，以高度、統一、權威的面貌對網絡競爭執法，是‘3Q’之爭給競爭法領域帶來的啟示。”他說。

　　此外，文學國副院長還指出，目前我國競爭法的執法部門在網絡知識的儲備方面不足，也是應該克服的技術性障礙。

　　然而，也有專家質疑，《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執法部門過多地介入“3Q”之爭，恐會干涉市場競爭的自由性，到頭來反會侵害消費者的利益。“企業對抗是競爭的表現，平靜的市場可能是危險的市場，因為消費者難以從‘平靜的壟斷’中獲益。”毛曉飛說，“目前，消費者在這場爭端中仍然有選擇權，執法機關就不應介入。”她認為，國家力量不能替代消費者做出個性化的選擇，否則對企業和消費者都是約束。

　　社科院法學所商法研究室主任鄒海林卻認為，騰訊公司強迫用戶“二選一”的行為，已嚴重危害到了網絡的公共安全，因而不宜以“競爭自由”為名，坐視兩企業競爭給“公共利益”帶來侵害。

　　這一觀點得到了多數專家的認同。他們認為，《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核心價值，不僅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更要維護市場秩序。因此，只要騰訊與360公司的競爭行為觸碰了“公共秩序”這一底線，執法部門這只“看得見的手”就不能無所作為，“該出手時就出手”。北京大學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盛杰民表示，在此事件上，競爭法的執法部門和相關司法機構應該拿出能力與魄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動《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社會普及。”

　　“合法競爭”文化遠未形成

　　盡管對兩家企業的競爭行為如何定性，專家們尚存在爭議，但與會專家一致表示，“3Q”之爭已暴露出當下中國的企業，競爭思維仍然落后，“合法競爭”的文化和意識遠未形成。因此，其采取的“自力救濟方式”，超出了法律允許的范圍，屬于非理性、非誠信的“惡性競爭”。

　　盛杰民認為，騰訊與360公司此場競爭的后果，既不能促進網絡行業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也沒有給消費者帶來利益，反而損害了網絡市場的有序性和網絡公共安全，“損人不利己”。

　　姚海放也指出，這場“3Q”之爭中，兩家企業強拉消費者一起“參戰”，其在用戶間造成的負面影響，遠大于實際獲得的收益。“我想，即使任何一家企業能夠獲得賠償，但是信譽的損失是長遠的。”劉繼峰說，“這一雙輸的局面，暴露出中國企業合法競爭意識的淡薄，值得我們反思。”

　　吳宏偉指出，這提示中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仍需以訴訟等合法方式維權。黃晉也提到，競爭企業由于在舉證、力量等方面具有優勢，因此競爭企業的訴訟維權，不僅有利于維護自身利益，也能同時給消費者提供保護。

　　“只要是合法的手段，企業在競爭中都可以采取。”李順德表示，“即使在網絡環境下，企業競爭也需以正當的方式進行，利用網絡炒作，無助于問題的最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