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 中國需要一個怎樣的醫學科學院？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有關完善公立醫院體系的討論一直不斷。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三個院，即科學院、工程院、醫科院，我們國家就缺了醫科院，我們中國所謂的醫科院是‘有名無實’的。”8月29日，在2020中國醫院競爭力大會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院長、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指出。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立醫院體系經受住了考驗，也暴露了不少問題。在后疫情時代，思考從國家層面建設真正的醫學科學院對增強公立醫院科研實力、完善公立醫院建設體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如包括整合公立醫院進行預防性醫療和救治性醫療，更好從專業、權威角度發聲進行輿論引導等。

突破制約重建醫科院

事實上，中國醫學科學院成立于1956年，已有逾60年的發展歷史，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醫學科學學術中心和綜合性醫學科學研究機構，不過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北京協和醫學院自1957年起實行院校合一的管理體制。目前，院校擁有23個研究所（院、基地）、6家醫院、7所學院、56個創新單元，國家重點實驗室5個、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5個、其他國家級科研基地8個。

黃潔夫向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記者表示，該醫科院實際是由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阜外醫院、整形醫院及幾個研究所組成的正廳級單位，并非權威國家級生命醫學科學研究機構。

而由于多個部門碎片化管理，難以真正形成合力，我國公衛安全、生命科學研究與臨床醫療服務規范化等工作進展受到影響，醫改中一些與專業技術相關政策的出臺受到一定制約。全科醫師、專科醫師培養與資格認定，醫學教育中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及繼續教育脫節等問題就受此因素制約，長期難以得到較好解決。

對此，黃潔夫建議建立真正的國家級生命醫學科學研究機構，機構成立初期可委托清華、北大等重點大學籌建，其成員由在世界上有影響、敢于擔當直言、具有豐富臨床醫療與公衛管理的各學科領域知名資深專家組成。

該機構的管理方式應有別于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對其成員應采用行業推薦制，按需分期分批增補，同時應有吐故納新、廢除終身制的機制。

“這個層面不要叫‘院士’，要不斷地創新機制，而且幾年要換崗，要成為行業之間大家公開承認的臨床、公共衛生、管理方面的專家，當然也包括我們的中醫在內。要形成真正的國家科研機構，要代表國家發聲。”黃潔夫說道。

醫科院的價值與意義

建立國家級生命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對我國醫療、藥物、衛生等方面的研發給予長期穩定指導、投入與支持，帶動中國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這是未來提升我國應對突發公衛事件能力、實現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的關鍵。”黃潔夫曾公開表示，“這一機構不僅是為國家制定國民健康政策及重大公衛安全、生物安全、醫學倫理政策的智囊辦事機構，還應負有對相關政府主管機構的監督責任。”

而對于如何建設醫科院，在黃潔夫看來，關鍵是整合全國臨床醫學、基礎醫學、生命科學、藥學、公共衛生、醫院管理、生物制藥等學科的優質研究資源，培育醫學科技戰略力量，為國家生命科學與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前瞻性、科學性的關鍵人才和創新學科。生命科學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也有很大的機遇，要組成國家的團隊。以國家團隊的形式作戰，而不要孤零零的幾個聲音。

如果說各級醫院是常規部隊，那么醫科院就是公立醫院體系中的戰略力量。

像在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是美國科學界四大機構（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工程院、美國國家醫科院、美國國家自然基金會）之一。除了自然基金會以外，其他三院都會分別授予院士頭銜，實行終身制。

美國醫科院主要負責向美國政府提供咨詢、預防等方面的建議，以及從事與全球健康有關的事務。截至2019年10月，美國醫科院有成員2302人。

疫情期間，美國醫科院召開了網絡研討會，邀請業界院士和專家梳理了在公共衛生、流行病學以及政策法規領域的觀點和建議，并作出了抗擊疫情需要科學思維，創新對話的倡議。美國醫科院是國際醫學界權威機構和政府政策咨詢機構，其院士專家的觀點廣受關注。

而英國的醫學科學院1998年成立于倫敦，是英國醫學界最高的學術榮譽機構。英國醫科院的主要成員為生物醫學領域的科學家和臨床醫學方面的專家。疫情期間，英國醫科院曾發表研究報告《為充滿挑戰的2020/21年冬季做好準備》。在某種程度上，英國醫科院作為專業研究機構在抗疫發聲上具備一定的話語權，代表了醫學界的權威聲音，對公眾起到了示警作用。

不管如何建設醫科院，進一步完善公立醫院體系是此次疫情中的廣泛共識。

在中國醫院協會副會長方來英看來，首先醫院是傳染病以及許多公共衛生事件的關鍵信息源，往往這類事件都在臨床上發現；其次醫院是應急系統的最初起喚者；此外，是應急管理處置的關鍵環節之一，絕大部分的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需要臨床支持；最后一般性的應急處置，不僅僅是公共衛生系統，醫院是維持社會運行的戰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