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突圍：前法律總監的網培課

       周欣如對自己的評價是，“簡歷人”，確實，她的簡歷太好看了。當下，她正努力撕下這一標簽，但過程并不容易，特別在遭遇疫情之后。

周欣如現在的身份是，培訓機構創始人，目前，這算是一家教育公司，在上海著名大學開設官方培訓項目，在北大做閉門會，專注法律、商業、教育的融合。她大學畢業于復旦法學院，研究生在哈佛，清華-INSEAD 的EMBA，第一份工作在英國“魔圈所”高偉紳律師事務所（Clifford Chance LLP），其后，任通用電氣（GE）法律顧問，飛利浦大中華區法律總監及合規官。

      2019年6月，周欣如開始創業，剛剛起步，疫情來襲。學子分布全國的大學作為教育系統完全復學最后一步，培訓課，則是最后一步的最后一步，可以想見，對她創業影響多大。“滅頂之災”，她如此總結。

      但周欣如走出了自己的步伐，轉戰線上。法嘉的網課并不便宜，起步價199人/課，開業酬賓，買一人送一人當堂課，包括企業主、律師、心理學研究者，課程多樣，都是100人內小場。課后，她會去加所有人微信，詳細復盤，到第三場，大多數學員已是陌生人。市場熱捧，課程價格開始調整。

      在4月末，周欣如靠著網課已經實現初步盈利，此前狀況是，顆粒無收。當然，周欣如看上的，是商業、法律、教育融合背后的長鏈市場，這是個正在飛速膨脹的機會。

      實際上，法律界已經在醞釀一股跨界潮。4月中旬，阿里宣布方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周志峰將正式加入螞蟻金服，任首席法務官，負責法律、合規工作。這在業內引起震動。也有人反方向移動，譬如貝萊德基金（BlackRock）中國區合規總監就回歸法律界，加盟方達。內外部律師交替，空前繁榮。

    “中國的律師行業走得快靠外部律師，走得遠靠公司內部律師。”周志峰曾對周欣如說，現在他正以實際行動來實踐自己的判斷。

頭部大咖轉型熱，硬幣的另一面，一般法律人普遍面臨著瓶頸，行業本身也處在變革期。“非訴業務越來越難做，各家壓價很厲害，紅圈所以外，乃至二線律所，業務都遭遇著嚴重沖擊。”多位律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承。

     變化的起始點，在于當下律師業務的局限性。律師只是律師，但不夠懂商業，特別是主業輔助商業的非訴律師，帶給市場核心增量顯得有限。這對律師來說，意味著職業瓶頸，對律所來說，意味著收入不穩定。

      周欣如走過了這一段路，選擇跳出來，創業。也是為了擺脫那個依賴標簽的自己。在與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數次對談中，她不再是所謂外企高管、業界精英，回到了那個相對核心的自己，會氣餒，也會傷心、焦慮、自我懷疑。

“如果不做，我會后悔嗎？會，那就做吧。”她說。

生產自救

     疫情之前，周欣如的創業還算順利。

     據其所在大學官網所公布的招生簡章，周欣如公司所承辦的卓越法務與合規人才計劃，第一期培訓費用為 2.98萬元/人，招收40名學員。授課講師除名校教授外，還包括復星集團全球總法律顧問郭小舟、海爾家電總法律顧問劉群、阿迪達斯亞洲區總法律顧問益晨旭、德國漢高集團北亞區總法律顧問沈悅志、螞蟻金服首席隱私官斗南等。

     周欣如透露，在學員中，80%來自大型的國企、民企、外企，剩余兩成為沒有法律背景的企業負責人。“兩類學員有很大不同，法律人思維滿眼都是風險；商人則滿眼都是機會。法務需要能夠看到商業機會，商人需要學習規則的力量。”她稱。

      在周欣如預期中，商業、法律、教育，應該是一個有機生態。“商業和實務應該賦能學校，讓學校教育更加貼近市場，也希望學術的提升和商業思維激發，能夠幫助到法律。法律需要有前瞻性，滯后會導致無序。商業再通過規則去反哺，讓商業更加有序的生長。這是一個互生生態。之后，也確實能孵育出長鏈業務。這是第二階段。”

      商業規劃還來不及實現，疫情打亂了一切，線下活動停滯，公司停擺。但成本還在，目前，法嘉團隊初具規模。“我在用以前的利潤、積蓄養團隊。”3月末，周欣如不諱言。

      于是，生產自救擺上了臺面，進軍線上是最好的路。“所有活動都停滯了，活下去是一個問題。所以在做線上培訓時，給大家分享了一個管理概念，叫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商業可持續計劃），這是很多大企業會做的一個業務持續計劃，可以把它理解為災備演練。中國的絕大多數民企和國企，是沒有這個東西的。在外企里BCP有一個核心小組，都有總法律顧問，這個時候，法律有戰略拍板作用。舉一個最簡單例子，很多店鋪不能夠正常營業，總法律顧問需要替公司決定，是自己主動關店，還是等著業主通知關閉，后面的不可抗力訴求結果迥異。”

        3月，線上課程初見曙光，4月末，已經基本把公司帶出陰霾，甚至，周欣如開始準備擴張計劃。“現在基本上是一周一次課，每一周的課不太一樣。兩個小時線上課，售價在200-600元不等。現在還有贊助收入。”她說。

       周欣如的課，反響不錯，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嘉賓陣容及其扎實內容。“一開始，確實有個人關系，也有我們對學員的選擇，讓嘉賓比較放心講，大家理念也比較相同，時間久了，品牌打出來，就越來越好請人。”周欣如解釋。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務市場上，公司亦有所突破。在疫情前期，為幫助小微企業，周欣如拍了“青山在”系列視頻，普及法律知識，最終被一些部門注意到，于今年年初正式承接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3.0版本的推廣工作。“現在還有不少地方主動來跟我們談合作，一開始確實沒想到。”她稱。

行業瓶頸

      目前來看，“業務”逐漸步入正軌，但對周欣如來說，從相對穩定高薪的外企離職，選擇創業，本身又是種相對主流的“偏軌”。

這一切，要從她本科畢業時說起。那是在2005年，作為復旦法學院專業第一的學生，她本可保研或者去國外念書，但由于家庭變故，去了高偉紳律所。她是該所在華第一個本科生全職工作者。

         外資律所只能做非訴業務，在高偉紳律所壓力不小，一開始，她幾乎每周被罵，后來找到了訣竅，工作漸漸步入正常。周欣如在高偉紳干了8年。“做非訴業務，重要的是對商業意圖、交易結構和工具條文的把握，可以想象成一個大拼圖，一開始，可能只是被老板安排拼右下角，隨著版圖擴大，又拼左下角，幾年之后，突然會覺得看到整個拼圖。但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也是實務工作當中的遺憾，或者說法律教育中的遺憾。如果老板叫我拼右下角的時候，腦子里有一整個圖的框架豈不是更好？可是沒有，沒人系統地教我。”

       這種遺憾又隨著她在哈佛留學所加深。工作第四年，高偉紳律所資助了周欣如的研究生課程，這是福利之一。“在哈佛讀書的時候，經常會有這種看到全局的感覺，教授不斷帶你，既研究一個小詞的精妙，也要去更高的維度去思考。你會發覺思想的顆粒度是如此精細又廣博，這是教育的美妙之處。可以讓你的思維和格局的拉伸度、彈性做得非常大。”

看過大拼圖的周欣如，開始并不滿足于非訴業務。她想更縱深的接觸公司，“思考的維度更廣了”。

事實上，不能更縱深的了解市場需求，已經成為非訴律師的軟肋。隨著律所增加，非訴業務大打價格戰。“非訴業務價格已經被壓得很低，我們對企業，好像也確實只能更多被動滿足訴求，沒有能力與精力，在商業上有更多幫助。現在很多業務，只是在重復，真正的創新很少。在不停的跑量。”有二線城市律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周欣如亦有類似觀察。“以后標準化格式化的東西，律所可以通過AI解決，業務會分化，精品業務會要求律師了解、參與到企業的戰略規劃上。”前述律師對此說法相當認同。

      了解企業的最好方式，就是進入企業，周欣如做了類似選擇，她去了GE。對于內部律師，GE擁有悠久傳統，作為行業規范主要制訂者，合規，本身就是其競爭優勢。在GE，她負責法務工作，頻繁跟隨業務出差談合作與并購。直到兩年后，去了飛利浦中國，周欣如兼任法律總監與合規官，這又是種不同體驗。“好處在于，對業務和人員非常熟悉，所以看合規問題時，比較能夠抓住關鍵，不浮在天上。矛盾也有，商業要往前走，合規要踩剎車，就得適度的保持一定距離。”

      客觀上，在企業做合規官并不容易。汪靈罡就撰文指出，金融機構合規官存在好合規官難求、權力與責任不匹配、資源配置有限、職業發展有限等諸多問題。“通常合規部門并沒有自己單獨的預算。不同監管部門制定各自的規則時，往往并沒有跨部門之間的充分協調，不同部門規則之間經常出現彼此沖突、邏輯不能自洽的情形”，他在文中稱。最終，歷任德國商業銀行中國區（北京、上海、天津）合規總監、JPMorgan和BlackRock中國區合規部負責人的汪靈罡，選擇回歸律所。

      另一頭，公司法務本身也存在天花板，大多數人停滯在自己的舒適圈。公司法務相對尷尬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與其較難體現自己所創造的直接商業價值，且離企業核心業務相對較遠。相對商業，中國部分法律人似乎更樂意在法律的圈子里。

在美國，諸多名校法律和商科可以一起讀，這是一套體系，早替學生在思維上打通。

       周欣如曾想過在職業轉變，但最終選擇辭職創業。“我喜歡做教育，之前也一直在復旦兼職，手上也有朋友支持，那就做了。”周欣如說。她母親去世較早，成長過程中得到諸多幫助，這讓她有了教育回饋的愿望。

       另一頭，由于本身也是小微企業，基于行業特性，周欣如也在做著扶持小微企業的行動，當然，這也本是她商業版圖中的一環，目前，她正在與資本對接，看能否為周圍小微企業主找到融資出路。

“本來有三年商業規劃，但疫情打亂了一切。現在依舊是新手上路的狀態，幸好，周圍人非常支持。”周欣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