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電影院看了《八佰》得失錄

     8月14日去電影院看了去年搞出不少動靜的《八佰》點映場，看過以后感到這部電影其實不應該采取點映策略，而是應該借去年所積攢的知名度與觀眾的饑渴度，在全國來一次性大規模公映，以實現票房收益。

     《八佰》給我的感覺是，導演對他所拍的事件并沒有真正的理解與感受，而只是抓住“四行倉庫保衛戰”這個題材金礦，在其中堆砌了自己對所謂“國民性”的理解、對戲劇性的迷戀、對文化符號與詩意象征的生拉硬套、對上海這座城市曾經的繁華與市民氣質的刻板印象。點映場結束的這個周末，一些公眾號在不遺余力地替這部電影宣傳著，然而所談內容總有一種以“電影周邊”取代“本體”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些終究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最需要的。

《八佰》講的是1937年10月26日到11月1日期間，淞滬會戰在上海市內的最后一場戰斗“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故事。當時為向國際社會表達中國抗戰的決心、爭取其他國家的同情與支持，國民黨政府在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留下第88師524團的一個加強營，營長為楊瑞符，并特派副團長謝晉元作為現場最高長官，與日軍作戰。該營在抵達四行倉庫時據說只有414人（一說423人），但為鼓舞市民士氣，也為迷惑日軍，謝晉元對外宣稱有800人，這是“八佰壯士”的由來。

    電影原本可以通過對歷史的真實描摹與對人物的生動刻畫，讓這一事件在大銀幕上獲得生命力，為歷史留下自己的話語。然而在《八佰》中，我們所看到的是，編導將這一時代風雨中的悲壯與獻身，解構成對小人物心理的津津樂道，人物對求生的渴望壓倒了內心的道義與承擔，具有表演性質的貪生怕死與熱血犧牲中透露著創作思維的混亂。影片對人性表現的“符號化”傾向，顯示了導演對真正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及其中的人物并沒有深層的興趣。張譯扮演的“老算盤”貪生怕死，姜武扮演的東北兵膽小——片尾軍隊撤退時他一個人到樓頂獨舞，顯示了一種精神病患者般的浪漫；王千源扮演的兵油子，歐豪扮演的被抓“壯丁”的湖北中產人家男孩——在他臨死之前，導演安排人將他弟弟攔在一旁，咫尺天涯，硬是不讓兩人互相看上最后一眼。這一安排的必要性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這就是本片很多情節所給人的感覺。人物常常是莫名其妙就消失了——譬如歐豪的叔叔“老葫蘆”；或者是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譬如謝晉元副團長——在部隊進駐四行倉庫以后的數場戲中，觀眾幾乎沒有看到謝副團長的影子。通過不斷表現雜牌軍的形形色色與貪生怕死，觀眾可以明顯感受到導演在努力表現人性，然而這一紛繁人性與影片中所要表現的事件到底有多大關系呢？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敢死隊員陳樹生身上綁滿手榴彈跳下六樓，與試圖炸樓的敵人同歸于盡的情節，在本片中被一帶而過；導演對21歲的真實英雄未作刻畫，反而描寫了李晨扮演的山東兵綁好手榴彈準備排隊跳下去——像跳水一樣；在跳下去之前，他帶著春游般的可愛笑容，讓歐豪幫他“綁緊點”。

      最終，也許是因為李晨的戲份還不夠多，李晨沒有跳也沒有死，在阻止歐豪臨死前與弟弟見面的情節中倒是起了關鍵作用。

影片中無厘頭的地方還有很多。譬如淞滬會戰打響后一直是88師師部所在地的四行倉庫，為什么連一根電話線都沒有，要讓青幫分子和賭場小開前仆后繼地為電話線獻身。這根電話線所起的作用，影片中也再無任何表述。觀眾當然可以想象電話作為通訊工具在戰爭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然而在本可以安排得既符合史實、又可以體現電話作用的關鍵情節之中，導演非要安排一名軍官潛入倉庫，當面對謝副團長曉以大義，表達無可奈何的悲情?？赐觌娪爸螅愫茈y不意識到華誼也是一家演員經紀公司。

      似乎生怕辜負上海這座城市魚龍混雜的歷史與美丑兼有的人性，導演安排賭場女老板先是一言不發地獻旗，最后又豪氣萬丈地拎出兩箱抗生素。民族文化符號由京劇戲班從看熱鬧到擊鼓為對岸加油來表現；生拉硬套的詩意，由倉庫里無緣無故的白馬及其無緣無故的脫韁游蕩來表現；個體與民族精神融為一體，由歐豪在弟弟的想象中化身為趙子龍來表現……可能是擔心這些還不夠觀眾解讀，李晨隨身帶著驢皮影，在戰爭的間隙，他為大家表演了一段皮影戲，清唱了一段戲曲。類似的情節與元素在影片中越堆越高，離地面越來越遠。

讓我感到去年的種種期待，都已化為了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