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貧困和扶貧的元問題

文 / 邢成舉

《貧困的終結》一書，如果從書名上看，你可能會覺得此書似乎應該是討論貧困如何終結的，又是在何種意義上終結的，但作者的思路和研究框架似乎早就超越了尋常的邏輯，也由此給大家帶來了關于貧困和扶貧的更多全新認知。

于我而言，此書最大的亮點或者說是價值在于，其在系統梳理國內外有關貧困認識的話語與理論中，為我們解答了貧困的元問題以及扶貧的元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中國扶貧價值與意義的再認識。當然，本書呈現了十分復雜的學術命題，這些學術命題融合了理論思考與實踐對話，故此，很難用簡單的文字對本書進行“素描”，或者說“素描”本身就會讓我們缺失針對書中大量充滿啟發性、延展性和關聯性議題的思考與討論。因此，這里的文字僅僅是一種索引性表達，對本書諸多議題的一種開篇性學習體會。

什么是貧困的元問題？書中給出的解釋是基于個體自然差異以及政策制度差異基礎上的狀況分化。這就意味著，導致貧困的出現自然是與個體自身的諸多特質和稟賦相關的，但后生政策與制度的設計及其持續運行則在更大程度上強化了個體差異甚至是群體差異所帶來的生存能力、發展能力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如果不加外部干預是絕難以獲得自我調整和平衡的。如果說個體間的分化與差異是一種正常狀態的話，那么分化與差異一定要以社會秩序的健康有序為限，同時分化也不應該是對不平等的強化，反而應該是對人為強化不平等的現象進行修正。貧困的元問題與扶貧的元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如果說，貧困源于個體差異以及一系列相關政策和制度，那么扶貧則體現的是一種關注弱者、實現社會共生與融洽發展的政治哲學，在根本的意義上，扶貧展現的是國家和政府對于人的價值的重視，而人的價值并非僅是其經濟價值、文化價值或是勞動力價值，更主要的是其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扶貧的元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有必要對個體生存發展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以及社會中強者關注弱者幫助弱者的本能進行均衡。如果過于推崇強者通吃的邏輯，我們將會回到叢林法則式的社會。因此，扶貧工作也體現了執政者對于社會為何物的基本哲學判斷。

中國脫貧攻堅實踐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哲學思維

從中國扶貧實踐，尤其是脫貧攻堅工作看，中國政府所開展的舉世矚目的扶貧工作，其價值和意義不僅在于實現了巨量貧困人口的脫貧，還在于脫貧攻堅工作背后所呈現出的以人為本的治理哲學的勝利。當很多國家還在為是否需要搞扶貧工作而討論，當很多國家還在為納稅人是否同意花費稅收資金而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已經形成了超越職業、行業、區域并具有廣泛社會共識的大扶貧格局。中國扶貧工作充分展現了社會價值、社會關懷與社會哲學思維。扶貧本身的正義性和價值性并不是關于扶貧必要性爭論的本質，而是關注扶貧工作是否能夠帶來結果的正義和公平，是否可以避免負外部性的出現。在中國扶貧實踐中，廣大扶貧干部幫扶貧困人口，能夠幫助到貧困人口和扶貧人自己，這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心與心的交流和融合。

扶貧工作需要聚焦貧困背后的結構性問題

社會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愿意過貧困生活的，從本能上講，任何人都期待過上更加舒適、更加理想的生活，但為什么一些人盡管很努力，依然無法沖破并跨越貧困陷阱呢？從理論上看，現代社會強化了貧困個體和群體的弱勢條件，當公共品供給與公共服務無法實現均衡化時，貧困者的弱質條件會對其生存與發展產生較大的限制與約束，從而使得其擺脫貧困境況的難度增加。扶貧是要幫助貧困者破除其依托自身力量進行發展的基本障礙，這個過程仍然是一種公共服務。如果說扶貧的目標是致富，那么扶貧從一開始就創造了扶貧人與貧困人口雙方，在假設與現實之間的短期難以銜接的困境。因此，扶貧的主要訴求應是提高貧困人口的收入，但收入更主要的是一個市場機制的問題，政府主導的扶貧可以破除市場機制中的不公與障礙，但同時也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因此，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扶貧，不能僅僅聚焦經濟環節，還要破除貧困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在系統的意義上重塑貧困人口的社會結構處境、社會互動關系和社會地位。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