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丨結構轉型期的挑戰

      關于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遷，有兩個著名的事實：一個是根據庫茲涅茨命名的“庫茲涅茨事實”，它描述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則持續上升；另一個是貝爾定義的“后工業化事實”，它描述當經濟發展到比較發達的水平時，工業部門的比重會逐步下降，而服務業則逐步成為經濟的主體部門。美國專注于產業結構變遷問題研究的學者赫倫道夫（Herrendorf）及其合作者廣泛研究過世界各國的產業結構變遷數據，基本可以驗證，工業部門增加值和勞動力占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這是世界各國結構變遷過程中普遍發生的現象。

      我國工業和制造業部門在GDP中的比重，近些年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相對于2007年前后的高點大概都下降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這引起了學術界和政策界的廣泛關注。而據我所知，張斌可能是國內最早對我國制造業（工業）份額在“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中由升轉降的拐點或者臨界點做出明確判斷的學者。他基于購買力平價人均收入、消費支出份額、需求收入彈性、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份額、就業份額等各個方面的綜合證據，提出我國在2010-2012年之間，最遲在2012年之后就全面進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

      當然，依據我個人的理解，張斌提出的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指的是我國制造業和工業部門進行了“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的后半段，意思是中國制造業和工業部門份額以后沒有再創新高的可能性，而服務業無論是在GDP還是就業中的份額都會加快上升，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的“后工業化時期”。我想大部分學者還是會認為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的后期階段，這跟張斌提出的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期概念并不矛盾。

     我國全面進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后，工業化高峰期已經過去，我國中高端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將成為推動我國從工業 化后期階段進入“后工業化時期”的主要力量。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大家不應該輕易判斷我國制造業和工業份額以后會單邊下降。制造業和工業部門的“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高位上的那一橫究竟要橫多長時間，并不容易判斷，這具體取決于多種因素。雖然張斌研究員判斷由升轉降的拐點或者臨界點已過，但拐點或者臨界點之后也是有可能仍然在相對高位上維持很久。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工業和制造業在GDP中的份額也曾經處在歷史最高位，后面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這個份額出現了下降，直至2003年才見底。之后隨著我國凈出口激增，制造業和工業份額再次飆升，并在2007年前后又一次攀升到歷史高位。2008年之后我國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的下降，跟90年代后期那一波下降有類似之處，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大。所以，我們不應排除未來制造業和工業份額隨著周期回暖再次出現較大幅度攀升的可能性。

      制造業和工業部門在“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中長期橫在高位上，是有先例的。比如韓國，2018年其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6.64%，工業占GDP比重為34.05%，這個比重實際上自1980年代以來就沒有明顯變動過。再如德國，2018年其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0.08%,工業占GDP比重為27.38%，實際上跟德國1998年和2008年相差無幾。

國內外許多研究表明，制造業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哈佛大學發展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基于大量數據研究表明，制造業部門具有明顯的增長收斂特性，即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上的發展速度是高于發達國家的，而非制造業部門則不具備這個收斂特性。羅德里克進而提出，發展中國家應專注于發展制造業，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或者制造業比重相對較大的經濟體，往往有較好的增長績效。因此，盡管我國工業化高峰已經過去，但我們仍然應該盡最大努力維持較高的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盡可能讓“倒U型”結構變遷過程在高位上橫的時間越長越好，或者至少要盡可能讓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的下降曲線平緩些。

       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具有很大的挑戰。我們應清醒地看到，我國儲蓄率依然高達43%，制造業和工業生產能力提升有充足的要素保障，導致我國制造業和工業份額變得平穩的根源在需求面，內外需都遇到了挑戰。因此，以生產面的產業扶持政策作為支持制造業和工業發展的主要手段，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我認為，要維持較高的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當前應重點解決我國制造業和工業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而這需要根據發展階段及時調整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協調發展關系。

      消費結構具有內生性，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者會更多轉向消費服務性產品，這是客觀規律。但我國部分領域服務業存在明顯的供給抑制現象，服務業供給抑制政策可以引導生產要素向制造業部門流動，進一步擴大制造業生產潛力。但不利的影響是服務業供給能力不足，服務品價格上漲會擠壓消費者對制造業產品的消費能力，擠占和抑制了制造業產品國內消費的擴張，這樣就出現了制造業部門生產潛力擴張超過國內消費需求的供需結構錯配問題，造成制造業發展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因此，我認為，當前最根本的是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去除服務業供給抑制政策，在新的環境和發展階段重新梳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協調發展關系，讓市場在調節制造業和服務業供給結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消除部分領域服務業供給能力不足和價格不斷上漲對制造業產品消費的擠壓效應，進而釋放制造業產品內需潛力，降低我國制造業和工業部門對國外需求的過度依賴。

      維持我國較高的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的另一個辦法是，繼續挖掘國際市場對我國制造業和工業產品的需求能力。當前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擴大進口的方式拉動制造業產品出口。在我國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農業和自然資源采掘業，能進口的盡量進口。這么做，一方面是在非制造業領域騰出更多生產要素，有利于降低制造業生產成本，增強制造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只有不斷擴大進口，才能培育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的購買能力，進而促進我國制造業產品出口和市場份額擴大。以中國超大規模的經濟，主動擴大非制造業進口，會強化其他國家在非制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進而鞏固我國在制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長期看肯定有利于增強我國國家競爭力。這種以主動擴大進口推動我國制造業出口的辦法，建立在國際收支平衡前提上，不會單向加劇我國經濟對國際市場和外需的依賴，可以跟世界各國市場更深度地綁定在一起，更有利于保障我國國家經濟安全。

      進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除了盡可能繼續維持較高的制造業份額，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如何避免“鮑莫爾病”。美國學者威廉·鮑莫爾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經濟體進入服務業占主導的結構形態后，會面臨到底是進入增長型的服務業還是停滯型服務業的問題。如果不幸進入停滯型服務業，那么經濟增長減速就不可避免，從而出現后來學者定義的“鮑莫爾病”。赫倫道夫及其合作者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絕大部分經濟體包括發達國家都無法避免“鮑莫爾病”，只有美國是個例外，因此當美國進入服務業主導的“后工業化時期”后，經濟增速沒有明顯下降，這推動美國在80年代以后顯著地拉開了跟歐洲和日本等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差距。

就我國而言，當前我們還有條件盡可能延緩制造業和工業份額的下滑，繼續發揮好制造業在增長中的引擎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我國需要有效避免“鮑莫爾病”。赫倫道夫并未給出美國為何能避免“鮑莫爾病”的理論解釋，該問題的研究還在繼續推進中，我國學術界應高度關注這個問題上的最新進展。

      張斌在其著作中，對我國進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后面臨的各類問題進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討。他尤其注重結構轉型期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問題。在這方面，我本人有幸跟張斌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合作發表了一篇理論性論文，從財政政策轉型角度重點探討了結構轉型期的擴大內需戰略問題。很榮幸，我們這篇合作論文成為了這本書的內容之一。我相信，張斌這本著作對于促進國內學術界和政策界人士加深對我國結構轉型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理解、增進對結構轉型問題及其政策探討的研究興趣，會產生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