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領袖的“五可”“五不可”

　　在重商的時代，商業領袖，而且是最佳。

　　是不是一個人在財富榜上名列前茅(如嚴介和先生)，或者他所領導的企業規模龐大(如張瑞敏先生)，或者他是商場上的元老(如段永基先生)，或者長于雄辯(如馮侖先生)，或者長于表現(如江南春先生)，就可以當得這“商業領袖”的名號呢?我個人覺得，這些或可為成為商業領袖的一些條件，卻并不必然是擔當領袖的要素。在這里，我試舉出若干我認為的商業領袖的構成要素：

　　其一，能登高望遠、預見趨勢，在人皆不知的時候知之識之，使其他隨從時風的人錯愕而反思，例如比爾·蓋茨。

　　其二，超越自身之限，于企業內非事必躬親、信托專才，駕馭方向，把握關鍵;于企業外能超越自己企業而有行業目光與宏觀利益格局意識，例如柳傳志。

　　其三，舉有限資源而擔當重責大任，或因勇嘗商機之先，或因冒無人去冒之險，從而使較少的投入而譜寫出規模商業傳奇，令創業活動凸現魅力，例如李嘉誠。

　　其四，反思自己與其他人經營管理成敗精要，不吝傳播，令后人與他人規避險路，攀越前峰，例如杰克·韋爾奇。

　　其五，雖居其富而不以富勝人，重視說服力，建構為社會所認同的價值觀，而使人心悅誠服于其道義影響力，例如沃倫·巴菲特。

　　舉這五者的一個核心的意思，是說領袖不是自封的，它是一項基于充分而自然的社會認同而獲得的名望。

　　怎樣的人則不適合做商業領袖呢?我總結“五不可”在此：倚特權而成勢，勢雖威大如諸壟斷型企業而不可;基于明顯瑕疵而事，事雖大如顧雛軍者而不可;徒用巨富而道德示范不良如周正毅者不可;徒有炫人構想而多成真實成功實踐者如唐萬里、牟其中者不可;隱而不顯，不與世人溝通者不可。

　　我說這些不可，并不是說他們就絕無任何價值，在這些商界人物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自然都是有特定價值的生意人，只是不適合做商界領袖為人標桿而已。

　　中國的民間文化是，家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家之臉面，而企業主則是一企業的臉面。于整個商界來說，我們列出的“商業領袖”就是我們國家與諸行業的臉面。枯燥的道理說了千千萬，別人可能一條也記不得，但我們要給人們的中國經濟形象是壟斷經濟得勢么，還是民營經濟勢大?是某個行業或者幾個行業一手遮天么，還是經濟基本均衡發展?僅僅是一些囂張的財富人物在主導么，還是有一個合理的企業邏輯與商業倫理在主導?那么我們給出的“商業領袖”清單及其臉譜可能更有說服力、沖擊力、可記憶性與印證性。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倒要等待看看“中國最佳商業領袖”推出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樣的領袖人物，以及可供我們做些怎樣的想象與邏輯推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