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貿形勢分析會:2012全球經濟難言放晴
2012年全球經濟將有哪些新的動向?以美國、歐洲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及地區是否依然難以踏出債務危機的泥淖?我們又該如何期待日益重要的中國角色?剛剛成為世貿組織成員的俄羅斯又將給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驚喜與變局?在日前由中國國際貿易學會舉辦的2011年新春座談會暨2012年中國對外經貿形勢分析會上,與會專家與學者給出了他們答案。
美國經濟溫和復蘇但整體低迷
2012年美國經濟將保持溫和復蘇,但整體仍然低迷,甚至面臨下行的風險。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肖煉在分析會上認為,2011年美國GDP增長可能小于2%,就業形勢有所改善,但仍處于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房地產市場雖有所復蘇,但是速度非常緩慢。“可見,2012年美國經濟難有明顯突破,其GDP增幅可能會在1.3%與3.1%之間徘徊。”肖煉說。
肖煉認為,美國國債問題正在制約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提高國債上限后,每購買500億美國國債相當于降低利率0.5個百分點。實際上,美國的利率已是-2.1%。同時,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變相地降低了利率,并將影響中國外貿的發展。
目前,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根據美國國會辦公室的統計,目前,美國尚未償還的債務已達50萬億美元,而美國的GDP是15萬億美元,債務規模已是GDP的2倍以上。”肖煉認為,這必然對中國2012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歐債出現危機,美元就會被迫升值,從而減少對歐出口,美國在歐洲投資股價也會隨之下跌。肖煉認為,由此,美國會把外需重點轉移至亞太地區,從而進一步加劇對華貿易爭端。
歐盟面臨重大調整的十年
歐債危機并非歐盟命運“失去的十年”,而是面臨“重大調整的十年”。對外經貿大學開放經濟研究院院長夏友富認為,歐債危機是由三大根源造成的,首先,其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居民高福利經濟增長卻一直下滑,創新能力也在下降;第二,政治危機的擴張。歐盟集團雖有統一的貨幣政策,卻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第三,美國把歐元作為戰略性手段,希臘債務危機同高盛對其做假賬緊密相連。同時,歐債危機還與美國轉嫁危機搶奪剩余資本有關。“2011年1月~11月,歐盟對華投資只增長了百分之零點幾,中國對歐盟出口亦急劇下降。”談及對歐盟戰略,夏友富談到,對歐盟貿易占我進出口貿易的20%,可見歐盟市場的重要性。因此,我建議全面深化對歐盟的戰略合作,幫助化解歐債危機。“幫助化解而非所謂的‘救’,因為‘救’既非對方所愿,我們亦實力不夠。”夏友富說,歐盟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支持歐元穩定對我經濟發展大有裨益。首先,要全面深化對歐盟的投資;第二,加大科技合作,為避開相關保護主義壁壘,可加大與歐洲的大學、研究機構的合作;第三,加大對歐盟的進口力度,全面深化綠色經濟合作。
另外,中歐可考慮開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加大對中歐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研究,提高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包括全方位金融合作方面的力度。
俄羅斯的新機遇
經過十八年的談判,俄羅斯已經獲準正式加入WTO。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會長王俊文在分析會上指出,這將對中俄之間的經貿合作產生重大影響。
近年來,俄羅斯市場處于逐漸開放、轉軌的進程中。王俊文指出,因此,更加開放的俄羅斯面臨著新的機遇。有消息稱,2012年的APEC會議將在俄羅斯舉行。同時,在入世之初尚無規則制定權的情況下,加速建設海參崴自貿區或將是俄羅斯的重要戰略目標。王俊文指出,“俄羅斯經濟的開放有賴于對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這符合俄羅斯整體的經濟戰略。”“此前,很多俄羅斯政、商屆人士都曾表態,希望能夠建設類似中國香港地區的金融中心、中國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的開放經濟圈。”王俊文說,很多相關議程正在落實。同時,俄羅斯方面也表達了加大對中國出口的意愿。種種跡象表明,俄羅斯開放市場的總體思路已非常明確。對于俄羅斯而言,不開放就意味著沒有出路。
盡管和中國合作并非俄羅斯的主業,但加強同中國的經濟合作卻是不可爭辯的現實。就西伯利亞區域資源開發而言,王俊文補充道,由于該地區條件異常艱苦,據統計,俄羅斯每年有50萬人離開西伯利亞,若想留住人力就必須有物質保障。“因此,面對更加開放的俄羅斯,也會對中俄雙邊經貿關系產生新影響。”王俊文強調。
刻不容緩中國外貿增長方式之變
在外需趨緊,內部綜合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這一話題尤顯刻不容緩。在中國國際貿易學會舉行的2012年中國對外經貿形式分析會上,業內人士指出,事實上,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已經發現并實踐了正確的轉型途徑。而在判斷轉變之法時,很多業內外人士均存在認識上的誤區,簡單地將進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勞動密集全部轉換為高精技術品出口視為所謂的“轉變增長方式”。實際上,外貿增長方式之變還需要國際化電子商務平臺、成熟的供應鏈支持、服務制造型企業的誕生、穩定的政策法規等眾多抓手。{page_break}
“轉變”存認識上的誤區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在分析會上指出,自從中央提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來,業內外普遍存在兩種認識上的誤區。首先,認為進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即為發展方式轉變,將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理解成轉變外貿增長速度。但事實表明,近兩年進口增速加快與進口商品價格上漲關聯密切。我們的進口結構約有35%是資源性產品,而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資源性產品是大幅漲價的。
第二個誤區,認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就是把勞動密集型出口全部轉變成高精技術產品出口。裴長洪說,事實表明,中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要素稟賦差異很大,各地產業轉型不可能都通過一種模式、一條路徑實現。
在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道路上,中國外貿企業亦面臨著嚴峻的內外形勢。據商務部外貿司司長王受文介紹,就外部而言,2012年國際市場需求緊張,風險放大;就內部而言,綜合成本將持續攀升。
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10月和11月,中國企業出口訂單指數均小于50,與2010年的情形對比鮮明,訂單急劇減少,企業面臨較大困難。而國際市場上的需求風險也正向增長,中國出口信保公司2011年保險的報審率比去年同期增長70%以上。
與此同時,國內綜合出口成本正在上升。王受文說,對比2011年11月份與2008年11月份的數據,工業用地的價格上漲了7%,勞動力成本、工資成本上漲了26.4%,資金成本上漲了1.5%。根據英國CRB商品研究所的數字,原材料成本增長了64%,人民幣匯率上漲了8%。“這意味著我國的現代化發展已進入新的階段。”王受文強調。
如何轉變外貿方式
事實上,從來料加工到進料加工,我國外貿增長方式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裴長洪認為,2001年材料加工裝備占全部加工貿易的28.6%,至2010年已經降至15%,至2011年前7個月已降至13.3%。通過ODM向OEM轉變等方式,在實踐中我國已經發現了加工貿易正確轉型升級的途徑。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裴長洪認為,還需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途徑之一是通過生產自動化實現技術升級;第二,可通過專業分工,以生產外包的形式實現企業的轉型,服務型制造企業由此應運而生。這種企業既可以是技術型,也可以是品牌型、營銷型;第三,建設國際商務新平臺,以電子商務平臺發展內外貿的義烏即是典型。第四,引導更多的流通型貿易企業實施供應鏈管理。如果企業將與進出口相配套的業務全部自包自攬,成本是巨大的,因此需要服務型的企業為其解決物流、報關、投資、單證等問題。
就如何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問題,商務部外貿司司長王受文還指出,在外需環境不甚樂觀的前提下,我國更應著力培育新的外貿優勢。第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對中國企業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很多企業斥巨資設計的相關產品很快就被市場復制,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中國企業必須在創立品牌時兼顧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部門也應加大保護力度;第二,為企業減負。王受文指出,廣東省提交的材料顯示,外貿企業面臨的各種收費項目達161項,在工資、匯率、土地成本上升難以避免的情況下,為企業減負十分必要;第三,確保相關政策穩定,“我們不能把出口退稅當做政策調節外貿的手段,出口退稅要堅持中性的原則,凡稅必法。稅率由部門調上調下對外貿發展并非有利。”王受文強調。
經濟全球化利益格局進入調整期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依舊風雨不斷。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結構也悄然地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貿易保護主義頻繁發生的當下,一些分析人士對經濟全球化是否進入退潮期疑慮重重。中國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張向晨在分析會上表明,事實上,全球化的進程及基本趨勢并沒有發生改變,但是世界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進程卻遭遇放緩甚至停滯。多哈談判陷入僵局即是典型的代表。同時,經濟全球化的利益格局正處在重新調整的進程中。
自由化進程放緩原因有二。張向晨說,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體是跨國公司,他們控制著世界貿易的50%,投資的90%。在全球化生產鏈條當中,跨國公司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其全球生產的布局,傳統意義上的關稅削減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意義式微;其二,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的促進作用非常巨大的是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目前,新能源、新材料正處于醞釀發展階段,并沒有形成氣候,不能復制IT產業對全球化產生的根本性的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格局正處在調整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不會永遠甘于處在價值鏈的低端。張向晨說,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結構也將發生新的變化。面對全球化,美國采取了整體上收縮、局部進攻的態勢。在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與全球治理相關的機制中,美國已經表現出疲態,不但不愿履行相關責任,還把責任推給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在G20國集團中,美國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有守有功的策略。但在亞太經合組織與泛太平洋戰略合作伙伴機制中,為了獲得亞洲的主導權、推動自身促出口戰略,美國則采取了進攻的策略。
對于美國來說,新興經濟體發展已經形成了規模,但是還沒有形成足夠的力量。張向晨說,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內,金磚國家之間有很多的分歧,很難在全球經濟治理當中形成與美國抗衡的力量。對于中國而言,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維護全球的利益。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施加的“中國責任”的壓力,我們可采取擱置爭議的態度,在多邊區域中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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