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國眼中的美國與世界

　　　　其一，全球化時代，美國與西方的金融力量在重組世界制造的同時，也在逐步抽空美國等國的國內制造業，造成這些國家難以挽回的就業流失以及與此相伴的財富分配更加不均。

　　其二，美國的生活與消費方式已長期預支其財富與繁榮，因此造成其民眾與國家慣見的財政赤字與日益高漲的國家債務，這已嚴重影響美國的經濟健康與它對世界的政治影響。

　　其三，美國因政治內耗而難就財政平衡達成共識。受選舉政治的壓力，美國兩黨在財政平衡問題上既難以就增稅開源達成一致，又難以脫離各自黨綱就優先節流項目取得妥協。

　　其四，美國周期性的對外擴張雖已進入新一輪的全球收縮，但其國家政治基因和利益訴求使其無法接受自身實力相對下降的現實。美國面臨重大困難但仍尋求世界主導，不免力不從心，因此引發的內外矛盾還將繼續耗損國力，加速世界格局發生變化。

　　上述四方面問題，有些是時代使然，有些為美國獨具。全球化引起的世界制造業重組，并非美國獨有現象，因此引起高失業和分配不公加劇是當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通病。西方福利制度正給其財政平衡帶來嚴峻壓力，公共開支失控也絕非美國一家，而競選政治恰使增稅節支難以取得共識。屬美國獨家之怪的，則是美國的超高開支。美國為此長期高度透支，使國家肌體深受侵蝕，其來源就是美國主導世界的獨有定位。

　　如果說在冷戰期間世界處在兩極對立，美國的成敗得失更多與其盟國的利益發生正相關，那么當今美國面臨的復雜局面，很多是它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互動的必然后果。

　　發展中國家開放勞動力市場，中國也放棄自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無法克制逐利沖動，而新興市場本身既無意圖也沒能力學習西方曾經使用過的“炮艦政策”以脅迫外資涌入。即使他國本幣被刻意低估，但美國政府并未因此禁止本國資本投向他國，而是在支持美資在他國獲利的同時，通過其他手段來調節與他國的經貿關系。

　　可以說，在支持美國資本海外逐利與保護本國民眾就業的平衡中，美國兩黨總體都傾向前者，至多只是采取象征性措施，安慰本國失業人群。

　　美國惟利是圖，使其獲得巨大的短期收益。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目前并未消耗世界最多能源，而在獲得最多財富的同時，它將伴隨經濟發展的環境負擔留在了世界各地。美國即使在過去的年代發動了兩場戰爭，它仍經濟將近增半，而其新增的零頭幾達中國經濟總量，盡管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了三倍以上。

　　但是，美國無法擺脫的經濟短視，又使它以最快速度培育起自己的競爭者。過去十年中，以美元計算，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美國十倍，經濟規模已從美國的10%增大到40%，官方公布的軍費開支已從美國的近1/20縮小到1/7。中國的快速崛起，雖本質上源于中國開放和民眾勞作，但若無西方對華投資和技術轉移，若無西方開放市場，也斷無可能。如今美國雖仍對中國等新興市場擁有相當的綜合優勢，但其領先程度已今非昔比。擔心中國的走向，擔憂受到局部擠壓，尤其是擔心受到不當競爭，正日益成為美國的焦慮。

　　正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全球化的進程，在大體是由西方制定規制的國際體系中與世界“平等”競爭，這才有了當今國際力量平衡的改觀。說是“平等”競爭，其實也不那么公平。畢竟當今世界的政經金融規制多由西方根據其利益而制定，而后來者只有接受的份。況且中國在美國延續對臺售武的情況下仍被迫與美國關系“正常化”，這使美國實在無法不接受中國在這種處境下的發展，這恰是美國與中國就短期和長期利益博弈的困境。

　　看到美國的相對衰弱，不能不同時看到美國的強大。至少也有四方面。

　　其一，美國政治制度之設計有著相當的糾錯能力，盡管最近十年它在避險上問題成堆。美國不搞終身制，其權力制衡既妨礙凝聚共識，也使明顯的錯誤難以長期維持，因此美國不會因它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而賜予其他國家超過十年的發展機會。

　　其二，美國的價值觀仍能凝聚世界上相當一批國家，反觀現階段的中國不易在價值觀和制度設計上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其三，美國的科技創新和教育水準仍是世界一流。雖然美國創新之后的制造業已在快速流失，但伴隨創新制造的核心利潤仍由美國把持。雖然美國基礎教育的競爭力有所下降，但它仍主導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

　　其四，美國軍事能力依然舉世無雙，不少國家獲得美國提供的國際安全公共產品。美國訴求“重返亞洲”，得到了許多國家的積極呼應。

　　中美就此形成了極為復雜的相互作用。中國設計了兩國共贏的經濟合作，迄今獲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因此也從一個舊世界的破壞者，變成了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對華投資的本質是牟取私利，卻因此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國出于自利而購買美國國債，客觀上給美國金融輸血，包括延續海外動武，盡管后者本身并非中國之直接目的。美國財政更為失衡，美元地位起伏不定，中國的美元資產也就面臨更大風險。正因如此，中美相互看待與相處，都在力量認知與心態對比上發生著微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