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貿易法案強化雙反制度 中美經貿面臨挑戰
3月6日,美國眾議院以370票贊成、39票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對《1930年關稅法》的修改,同意將“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如中國和越南)征收反補貼稅”寫入新修改后的貿易法案。而就在一天之前,該法案已在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接下來,只要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這一法案將會立即生效。
法律界人士表示,一旦該法律生效,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雙反”將獲得新的立法依據,中國企業訴訟會面臨更高額的成本,同時也將面對更加的不確定性。
中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則表示:“美國對‘雙反’制度的加強,是貿易保護抬頭的表現,作為中美關系‘壓艙石’的中美貿易面臨挑戰。”
維護“雙反”
此次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新修訂的貿易法案并非空穴來風,它與此前在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一項裁決有關。
當時,遭遇“雙反”的中國輪胎企業河北興茂及其母公司GPX 提起了“工程輪胎(OTR)訴訟案”,并將美國商務部起訴到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IT,相當于此類案件的一審法院)并勝訴,美商務部不服,上訴至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
然而,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繼續支持了中國企業。2011年12月1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認定,現有法律并未授權美國商務部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征收反補貼稅。即美國商務部對非市場國家實施反補貼措施必須獲得國會授權。
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被輿論普遍認為動搖了美國的“雙反”根基,數據顯示,自2006年10月以來,美國對華共發起了32起反補貼調查,涉案金額達上百億美元。
來自美國的律師告訴記者,如果該裁決成為判例,上述32起案例全部要推倒重來,美國還將面臨巨額的反補貼稅與海關扣壓的保證金的退賠問題。未來美國商務部在反補貼問題上也將面臨巨大掣肘。
對于敗訴的美國商務部來說,如果不接受上述判決,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解決此問題:一是按照司法程序謀求“翻案”;二是游說議員修改立法。
實際上,2月29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Dave Camp提出一項要求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的提案,并在眾議院立案,該法案獲得了美國制造業聯盟NAM、美國紡織團體協會NCTO、美國商務部和美國鋼鐵協會的支持。
隨后3月5日和6日該法案在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分別獲得通過。
危及“壓艙石”
對美國當前的做法,來自中國商務部的官員告訴記者:“反補貼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政府干預經濟的理念差異、發展階段和轉軌期特征,使補貼、匯率等備受關注。而美國的貿易政策走向脈絡日趨清晰,總體上,美國對中國正日益強硬,為了維系國內的政治平衡,不惜動搖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壓艙石”一詞在今年習近平副主席在訪問美國期間,曾被多次提及。
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美經貿關系是中美整個關系的重要基礎和積極的推動力量,‘壓艙石’很重,起著穩定的作用,你要去挑戰它,那你就制造麻煩,絆你的腳。”
事實上,美國在對外貿易領域的強硬態度在今年初就已顯現,這種強硬路徑在2012年的美國對華貿易關系上正變得清晰,2012年1月24日,奧巴馬總統在其年度國情咨文中宣布成立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
據了解,“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將作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其他參與美國貿易法執法部門在聯邦政府內的首要平臺。海外媒體報道稱,該中心將鼓勵美國工人、企業和農場主積極參與確定和減少或取消不公平貿易行為及壁壘的工作。
而業內人士指出,美國成立上述機構表面上是針對所有的對外貿易行為,但實際上,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而從政治層面上看,自2006年以來,遭受懲罰性關稅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鋼鐵、紙張、化工等產品,而受益的美國行業恰恰是奧巴馬的支持者。
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雙反”將得到立法上的保護,在未來中國企業如要避免“雙反”危機,不但面臨巨額的訴訟成本,同時也將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中美經貿關稅正在遭遇嚴重挑戰。
可能的變數
雖然截止到記者發稿,奧巴馬尚未正式簽署該法案,但考慮到經濟、大選等現時因素,無論法律界,還是經濟界人士均表示,此法案經奧巴馬簽署正式成為法律的可能性很大。
不過,北京嘉潤道和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軍告訴記者:“盡管該法案獲得了參眾兩院的通過,但卻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新法案將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的時間追溯至2006年11月20日,這有違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款‘禁止追溯立法,通過判例法形成美國司法界的共識’的規定。”
“在美國,刑法領域雖然不涉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問題,但在民法和經濟法領域一直存在不得追溯立法的共識,1994年的一則案例對這一原則給予了進一步的明確,美國國會不惜以‘違憲’為代價通過該法案是希望將對華所有的反補貼的裁決都囊括其中。”
資料顯示,美國對華的首起“雙反”調查即發生在2006年10月26日,中國的銅版紙成為第一個犧牲品。
對此,張軍表示:“OTR案中的中國企業,以及既往遭遇‘雙反’調查的中國企業,都有權就該法案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違憲’之訴。”
對于新法案中存在的第二個問題,張軍指出:“該法案在要求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實施反補貼措施的同時對反傾銷調查程序進行的修改,有效避免了世貿組織此前裁定的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雙反調查中存在的‘雙重救濟’情形。”
“同時,由于對反傾銷調查程序如何修改規定得非常模糊,這給調查機構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一方面不利于中國政府向WTO上訴,另一方面在對中國企業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時如何計算,如何調整的權利也將進一步擴大。”
長期以來,美國在計算反傾銷幅度時,并不采納出口國自己的成本數據,而是以替代國的價格進行計算,而反補貼調查同樣是基于美國對市場經濟國家案例的考察,這在美國法理上被認為存在“雙重救濟”的情況,因此長期以來不為美國法律所接受。
張軍認為,一旦“雙重救濟”大行其道,在美國貿易保護抬頭及制造業不振的背景下,不斷制造新的“雙反”案件,并將嚴重危及中美經貿關系。
對此,張軍建議“中國政府可以考慮將起訴至WTO”,同時也建議中國涉案企業先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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