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羈絆了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改革路？

　　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提速正當其時。5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九項重點工作，“穩步推出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措施”位列金融改革之首。這兩項改革正屬于會議所稱“已經看準、具備條件、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項目”，如能取得突破，必將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起到顯著的“杠桿性作用”。

　　作為市場經濟中最為重要的資金價格，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取向，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時就已明確。經過20余年探索，兩項改革均已取得重要進展。目前，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理財產品和境內外幣存貸款利率已經實現市場化，央行僅對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實施管理，且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匯率則已經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如今，兩項改革的未竟事項均為“硬骨頭”：進一步放松并最終放開對存貸款利率的管理，減少以至最終取消央行對匯率形成的干預。

　　這些關鍵環節的改革遲遲難以突破，導致資金配置效率不高、調控的有效性下降，已經牽制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2009年以來，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資金面空前寬松，雖然此舉有助于帶動中國經濟較早復蘇，卻也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和多個行業產能過剩。商業銀行大規模放貸，不少項目的商業可行性值得懷疑。這種局面有著復雜的體制性成因，資金成本沒有硬約束使得銀行“旱澇保收”也是重要原因。

　　價格工具不成熟，還嚴重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和宏觀調控的效力。中國央行一直強調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工具結合，但數量型工具使用頻率更高。在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流動性泛濫的背景下，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有其必要性。

　　但是，影響貨幣政策的大環境已經發生變化。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從2007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2.6%，外匯儲備增速回落。今后應該更為倚重價格工具。況且，各種融資渠道和融資工具不斷涌現，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結構中的占比已從2002年的92%降至2012年的52%。央行必須盡快找到能夠順暢傳導的價格工具，提高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刻不容緩。

　　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走走停停,至今仍未完成，存在多種原因，除了各部門的利益博弈、各項改革需要一些前提條件，但也受到過度擔憂和固有方法論的羈絆。

　　其一，過于擔心改革對微觀主體的沖擊。其實，2005年匯改表明，企業的適應能力遠超政府預期。人民幣升值誠然導致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企業被淘汰，但是，更多企業實現了技術升級和效率提升，高附加值和產業鏈高端的研發部門紛紛進入中國。這正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二，當應對短期困難與中長期改革發生沖突時，傾向于使改革讓位于危機應對。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幾乎重新釘住美元，匯率市場化暫停，即為此種情形。

　　從30余年的改革歷程看，萬事俱備的改革時間窗口極難等到。改革大都在危機或風險“倒逼”之下出臺。關鍵是權衡改革的成本與收益，果斷抉擇。當前，盡快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收益昭然;風險則是主要發達經濟體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流動性寬松，匯率改革不排除出現單邊升值預期，以及境內外市場利差的存在，可能招致更多“熱錢”流入。

　　更應看到，目前，利率和匯率市場化都面臨有利時機。相對溫和的通脹水平，有利于推進利率市場化。此時擴大利率波幅，商業銀行定價中就有雙向壓力，利率有上有下，也能避免惡性競爭和大規模存款搬家等短期市場動蕩。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人民幣升值承受的外部壓力有所減輕，此時改革，符合中國決策層強調主動性而非迫于外力的原則。

　　當然，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并非“一放就靈”，還需要推進其他配套改革，包括尚未被列入今年重點工作的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和國有銀行所有制改革。只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才能應對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金融機構可能的倒閉風險，保護存款人權益。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降低國有銀行國有股比重，有利于形成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市場化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創造條件。少數幾家國有大銀行掌握定價權形成的利率，絕非真正的市場價格。

　　“干一件成一件”，這是決策層新近對改革的期許。繼續延宕的理由不難找到，但這將使主動變成被動、漸進變成不進、可控變成任意。經驗教訓在前，利率匯率改革當“按照明確的時間節點抓緊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