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中銘：為行政和解試點提三條預案

　　在上周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針對證券期貨行政執法和解試點的提問，證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證監會已會同有關部委草擬了試點方案，正在進一步論證。

　　其實，這并非監管部門第一次談及行政和解制度。早在2007年，證監會有關部門就擬訂了《證券期貨行政和解暫行規定》草稿，但不知什么原因此后沒有了下文。去年，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證券期貨領域行政和解制度，開展行政和解試點”。今年2月，證監會主席肖鋼在《行政管理改革》雜志發表題為《積極探索監管執法的行政和解新模式》的署名文章，闡述了推進行政和解制度的意義，并建議對涉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以及證券基金期貨公司涉嫌欺詐銷售、誤導投資者等兩類案件可考慮優先試點。

　　和解制度在美國等成熟市場運用廣泛。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有50%以上的案件在進入正式民事訴訟或行政審裁程序前被和解，此外還有大量案件在訴訟/審裁過程中和解。在SEC調查的案件中，最終走完民事訴訟或由行政法官主持的行政審裁的只有大約10%。像為安然、世通公司充當吹鼓手的華爾街10大投資銀行的14億美元和解案、被訴欺詐等違規行為的美國國際集團(AIG) 16.4億美元和解案等，都是比較有影響的案例。

　　我國資本市場在超常規快速發展過程中，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不力等制度建設缺陷異常突出，即使在上市公司違規違法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情形下，投資者維權亦異常艱難。而且，違規成本過低的弊端也一直難以消除，如此背景下顯然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與長治久安。

　　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2年間，被證監會處理的虛假陳述案件122起，其間僅有部分受到損害的投資者對46家上市公司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涉及金額約3.84億元，最終獲賠約6700萬元。就算是獲得賠償，也僅僅只是部分罷了。而近幾年來基金“老鼠倉”以及其他類型的內幕交易以及操縱股價案件頻發，投資者因之利益受損，依然欲訴無門，要想獲得賠償，更難上加難，希望渺茫。不僅如此，投資者維權時還常常遭遇立案難、訴訟難、開庭難與執行難等煎熬，訴訟過程猶如馬拉松，往往要等上許多年才有結果。也正因為維權太難，許多投資者知難而退，只能無奈吞下苦果。因此，如果監管部門在今后的監管實踐中能夠推進行政和解制度，不僅能提高監管執法的效率，而且無形中大有利于投資者利益的保護。

　　作為滬深股市的創新舉措，推進行政和解制度，筆者認為必須特別注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案件性質界定。對于那些法律規定不明、違法性質判斷模糊、執法依據不足但又明顯損害到投資者利益的違規違法案件，應該啟動行政和解程序。而對于像綠大地、萬福生科(300268)這樣的能夠查清違規違法事實、并且在市場上造成惡劣影響的大案要案，啟動行政和解程序則要慎重?？傮w而言，行政和解制度應主要適用于市場影響不大、危害程度較小的案件。

　　其二，切忌重和解輕處罰。行政和解制度主要達到兩個目的，對違規違法者進行經濟制裁與對利益受損投資者實施經濟補償。投資者權益當然應當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但我們不能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隨意啟動行政和解程序。如此，則可能造成該受到嚴懲的違規違法行為最后以和解的方式逃避了處罰，致使違規違法者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政和解上，監管部門不能留有權力被尋租的空間。

　　其三，在推出行政和解制度的同時，監管部門也要大力推進集團訴訟制度的試點。集團訴訟制度在市場上被呼吁了許多年，但目前還不見任何實質性進展。事實上，集團訴訟制度更適合違規成本低、投資者維權難的A股市場。集團訴訟制度更是廣大中小投資者真正的維權利器，也是懸在市場違規者頭頂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