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形式：連續“雙降”為穩增長

　　雖然量化寬松可在危機局面使資產價格快速企穩止跌，但將量化寬松草率運用于一個僅僅處于下行壓力較大的國家，則可能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相比之下，“雙降”更像一副中成藥，“雙降”作為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是用作預調、微調的恰當選擇，也更加符合當前我國中長期穩增長目標的需要

　　與常規貨幣政策不同，量化寬松(QE)是指央行通過直接購買政府債券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有價證券，直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干預經濟運行的非常規政策操作。美國在次貸危機后，實施了三輪共約4萬億美元的QE。日本分別2001年、2010年和2013年實施QE，僅2013年安倍“三支箭”就向市場直接釋放約350萬億日元。歐盟于2015年開始實施規模約1.1萬億歐元的資產購買計劃。發達經濟體相繼推出QE，大都有相似的經濟背景。諸如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經濟結構性嚴重失衡、勞動力市場急劇萎縮、經濟增長持續低迷、通縮壓力持續放大、流動性枯竭導致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失靈、銀行正常的信貸流程受阻等。去年底至今，中國連續多次的降準降息是否是中國版QE，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并引起熱議。

　　隨著美國加息局勢的逐漸明朗，未來降息政策不得不兼顧兩方面平衡，即降低融資成本與控制資產價格上漲的內部平衡和合理引導資本流動的內外平衡。這表明，我國當前的政策調控只是適度和謹慎的，是以常規工具開展的審慎操作。 “雙降”與QE有本質差異　從政策特征來看，美日歐QE與我國“雙降”存在顯著的本質差異。QE作為一種非常規貨幣調控手段，是指央行通過公開市場直接大規模購買政府債券，尤其是銀行金融資產等;在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同時，導致市場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鑒于央行具有發行貨幣的功能，理論上央行直接購買資產的能力為無限大，因而，其寬松效應的市場威懾力很大。降準降息與QE本質區別在于，QE實施會顯著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并且政策傳導路徑短，迅速直接地增加市場流動性。而降準僅僅是將銀行吸收存款后上繳央行的資金部分釋放回銀行體系，通過影響銀行體系的信用創造來改變貨幣乘數，并達到最終影響全社會貨幣供應量的目的。降息對市場流動性影響則更加間接，對市場利率等價格指標也更多的是起到一種引導的作用，與QE直接購買金融資產導致市場價格快速止跌甚至上行明顯不同。

　　我國三季度經濟金融數據顯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主要表現為“周期性”、“結構性”、“外生性”三性疊加。周期性方面，三季度GDP破7，消費價格指數與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背離，并且房地產投資仍在持續下行，基礎設施投資也小幅回落，這都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此時亟須貨幣政策從逆周期角度實施調控以確保為增長提供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金融環境。結構性方面，受PPI持續負增長影響，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下降，企業投資意愿不強。雖然降準等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在多次使用后，對經濟的邊際刺激效應有所下降，但是短期內為達刺激經濟企穩目標，加之降準相對于降息具備更大向下操作空間，進而通過降準全面釋放流動性仍顯必要。降息則可引導企業融資成本進一步下行，逐漸改善企業經營利潤水平和投資意愿。外生性方面，壓力主要來自于當前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相對走弱，如出口明顯減速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近期我國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壓力，同時對我國進一步采取降息政策帶來一些制約。

　　從政策工具的可選范圍來看，QE是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無奈之舉，而就我國目前形勢而言，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空間相對較大，并且可使用的工具種類也更為靈活。國外實施QE的背景是名義政策利率已經觸及“零”下界，通過降息來促使實際利率下行并刺激經濟復蘇已幾無可能。在此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直接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非常規辦法來支持經濟。而我國尚未面臨“零利率”的約束，名義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盡管未來降息的空間并不大，但降息在一段時間內仍可以作為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的備選方案。此外，即使經過多次降準，我國當前的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仍處于2007年以來的一個相對高位水平，至少還有2.5%的可下調空間。因此，當再次需要增大貨幣政策支持力度時，準備金工具和利率工具都仍有應對能力，且降準措施也不直接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更不會產生國家信用大量兜底金融體系流動性風險等隱患。

　　從政策實施規模和市場反應來看，美國2008年—2014年間所實施的三輪QE，使得其基礎貨幣由2008年11月(QE1實施起點)的1.44萬億美元擴張至2014年10月的4.00萬億美元，擴大了2.78倍。考慮貨幣乘數的影響，美國M2將增加約7萬-8萬億美元。顯而易見，QE對整個貨幣供給規模的影響是十分驚人的。相比之下，從去年底至今，我國共實施了五次降準和六次降息，其間基礎貨幣余額并未發生變化，甚至今年二季度基礎貨幣余額數據顯示較去年四季度基礎貨幣減少5000億人民幣。由此可見，我國實施的降準措施，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為應對外匯占款減少所產生的流動性缺口，滿足經濟增長對流動性的正常需要。盡管近期外匯市場預期趨于平穩，外匯占款對流動性的影響基本中性，但未來受國際經濟金融震蕩的輸入性影響，資本流動仍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當前的雙降只可謂是“中性偏松”的政策選擇，并非類似QE的強刺激。

　　總之，QE可說是貨幣政策體系中的一支“超級興奮劑”，短時間內能為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在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同時，其實增加了國家信用風險。一些經濟發展不是太好的國家若貿然實施QE穩定經濟甚至可能陷入更大困局。雖然QE可在危機局面使資產價格快速企穩止跌，但將QE草率運用于一個僅僅處于下行壓力較大的國家，則可能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相比之下，“雙降”更像一副中成藥，功效釋放有個過程;其短期效應不及QE強勁，降準所釋放的信貸投放能力傳導至實體經濟也需要一定的時間。降息對市場融資成本下行的引導作用也并非一蹴而就。通常降準降息效應完全體現需要2-3個季度的政策消化期。尤其是雙降工具使用有明確的邊界，不可能無限制使用，兩者都降為零則調整空間消失。由此可見，“雙降”作為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是用作預調、微調的恰當選擇，也更加符合當前我國中長期穩增長目標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