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總是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搖擺

　　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進入新常態以來，經濟政策總是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搖擺。如果把調結構放在前面，就要容許比較低的增長和增長波動，痛下決心調整結構。但在決策者那里，穩增長和調結構都很重要。盡管從理論上說，兩者并不矛盾，但在實踐層面，兩者往往出現問題。結果，一些時候或者一些領域，政府出臺各種政策來刺激增長;但在另一些時候，政府又傾向于出臺結構調整的政策，兩類政策經常出現矛盾。

　　到今天，人們對“供給側改革”的概念基本上有了共識，那就是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前提下實現結構的調整。但是，這個共識似乎并沒有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前段時間，有權威人士強調中國經濟的“L”型增長。但是，這個底部有多低呢?底部是否能夠穩定?如果底部一直往下掉，并且不能穩定下來，中國經濟的未來就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了。各方重新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就是對這種不確定性的反應。

　　為什么會造成這種情況?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做了指導中國下一步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綱領。三中全會的宗旨，就是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在具體政策決定和實施過程中，有沒有偏離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方向?“供給側改革”界定了五項主要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在實踐層面，這些改革內容有沒有實施下去呢?

　　這五項內容，基本上可以合并成兩大項。其中“去產能”和“去庫存”在本質上說是同一件事情，而“去杠桿、去成本、補短板”從本質上說也是同一件事情，即都是要進行體制改革。

　　一些經濟政策在實施過程所出現的弊端顯而易見。就前兩項來說，實際政策有兩方面，第一是要關掉一些企業，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來關閉產能過剩企業。第二是尋找產能輸出的辦法，主要表現為“一帶一路”。前者是減少供給，后者是尋找新的需求。這兩項很正確，但問題在于“城鎮化”的概念怎么就消失了呢?城鎮化是“去產能”的最有效方式。今天很多領域的產能，是過去大規模城鎮化的產物。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也是一直強調把城鎮化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支點的。為什么現在就不再強調能夠去掉大量產能的城鎮化了呢?

　　問題在于城鎮化的方式沒有轉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樂意蓋大樓、造鬼城，但對其他方面的城鎮化要不缺失知識，要不缺失動力。盡管一直在強調新型城鎮化，但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實際上，從一些城鎮化非常成功的國家的經驗來看，這并不難，就是要把城鎮化置于經濟從數量經濟到質量經濟的轉型過程之中。

　　供給側改革的第二大方面即體制改革也有兩個具體的方面，一方面是去制度成本(杠桿)，另一方面是提供新的制度供給(補短板)。但這兩方面的實際作為都出現很大的問題。就去制度成本來說，行政審批權算是重要一項。但權力不僅沒有下放，反而搞得更加復雜了，因為各級官僚機構變相地增加制度成本。今天大多數企業家感受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如果考慮到官僚機構不作為的因素，制度成本更高，因為企業批件放在政府官員那里，沒有人沒有處理。

　　更為糟糕的就是制度供給過度甚至是錯誤的制度供給。這尤其表現在金融方面，中國的金融經濟已經完全演變成金融投機性操作。中國一方面已經成為外國資本的受害者，但現在自己的金融操作也開始加害自己的企業。在很多領域，中國的一些龍頭企業已經無聲無息地被外國資本收購。各種收購更像“買斷”，因為被收購之后不僅沒有發展，而是出局了。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到西方的收購有多么困難。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會受到西方政治的阻撓。中國政府在外國企業收購中國企業方面，沒有有效的制度供給，不用說是經濟利益問題了，很多方面連國家安全觀念都沒有。

　　自我加害方面又怎樣呢?今天層出不窮的金融公司在大量地收購著優質民營企業。金融企業本來是要促進實體企業的，但結果剛好相反。大量的資本從實體企業流向金融企業。這本身就制約了實體企業的發展，金融企業反過來收購民營企業更是毫無理性。國企應當幫助民營企業的發展，而不是摧毀民營企業。

　　互聯網金融創新更是在漂亮的話語下隱藏著無窮的危機。早期出現的溫州融資方式(例如吳英方式)都比現在P2P方式要有效，因為溫州方式在熟人社會進行，互相有信任，但類似P2P的方式促成的欺騙方式可以行天下，沒有人可以監管得了。金融和互聯網領域這幾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投機和欺騙氣氛無疑已經彌漫整個國家，以至于人們開始把經濟稱為投機經濟。

　　國有企業領域的制度供給更成問題。國有企業很重要，理論上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大并沒有錯，但不能把國有企業過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例如整個東北已經飽受國有企業過多之害，沒有民營企業的空間，國有和民營兩者發展不平衡，衰落變得不可避免。今天很多地方國企虧本，政府要用財政或者其他方式支撐其活著。地方政府扶持國企，無非是因為地方國企聽話，對官員及其家庭(而不是對社會)有利可圖。很多地方國企實際上是可以民營化的，因為民營企業也是政府的稅基，政府可以從稅收制度等入手來管理民營企業。現在地方政府只是簡單地把雞蛋放到自己的籃子里，而不管自己的籃子能否孵化出小雞來。

　　國有資本現在在公共私營合作制的幌子下，大舉侵入民營企業領域，但國有企業只會炒作房地產、金融。民營企業空間不僅沒有增加，而且大減。這也就是這些年民營企業紛紛出走的大背景。如果繼續下去，必演變成上世紀50年代那樣的“公私合營”。今天名義上是市場經濟，錢說了算，但國有金融企業的錢來自國家，有堅強的后盾，沒有任何民營企業能夠和國企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