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連續三個季度都增長6.7%

　　中國經濟不能我們做 “寒號鳥”，在春暖花開的時候要筑好巢，而不是在天氣冷的時候再感嘆來不及。必須指出，數據雖然好轉，但是，這絕不意味著“L型”拐點的到來。6.7%，這是國家統計局10月19日公布的三季度的GDP增速。很顯然，這個數字和外界的預期基本一致。這樣，中國經濟連續三個季度都增長6.7%，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標已成定局。數據的好轉當然是好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經濟韌性大，回旋余地強，對中國經濟過度擔心沒有任何必要。但隨著數據的好轉，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完成了觸底，中國經濟“L型”的拐點已經到來的樂觀觀點充斥著媒體。

　　數據應該說還不錯，從前三個季度的數據看，一些重要的宏觀指標出現了明顯的好轉。比如，PPI在連續54個月之后由負轉正，雖然只有0.1%的增長，但轉正的時間比預期大大提前;民間投資9月份同比增長2.5%，繼8月份由負轉正之后，同比也出現了反彈;進出口數據在9月份雖然不及預期，但前三個季度相對于年初的數據已經大大好轉;消費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也開始反彈;發電量、鐵路貨運量等數據明顯好于去年。

　　5月份，“權威人士”在談及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周期時指出：“綜合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這個話，現在看來，針對性太強了。的確有那么一部分人，數據一差，就垂頭喪氣，數據一好，就手舞足蹈，缺乏透過數據看清中國經濟的穿透力，老是被數據所左右。輕言L型拐點已經到來，不符合中國經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在新常態這個基本邏輯，不符合高層對中國經濟一段時期內將處于“L型”的冷靜判斷，也容易干擾供給側改革這個大的主題。

　　中國經濟“L型”，是一個關于中國經濟大周期的判斷，這個判斷不僅僅指數據本身，更在中國經濟有沒有出現內在的結構性的變化，以及動能的轉換。打個比方，以前我們的發動機沒問題，所以經濟一下滑，修修履帶啊，修修其他部位就可以，這次，是發動機出了問題，必須完成發動機的更換。這不是短期數據能夠解決的。近兩年，高層反復強調必須把握好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認識到中國經濟按照過去的模式已經沒有出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真正的無人地帶。

　　前三季度一些數據的反彈固然可喜，但是如果站在供給側的高度去觀察，數據的好轉只是一個總量的考慮，但不一定意味著結構的優化。而且，一些數據的反彈具有明顯的季節因素和短期因素，缺乏持續性。比如，有人以8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創年內新高來判斷工業企業告別了最困難的階段，其實，8月份利潤增速高具有積極性，主要原因是因為去年基數太低，以及今年煤炭、鋼鐵價格的反彈。

　　中國制造業總體困難的局面沒有改變，這一點，可以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與制造業投資數據的背離來說明，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在6%以上，但1到8月制造業投資累計增速僅為2.8%，說明制造業長期投資看弱的態勢沒有改變。再比如，PPI雖然在9月份先于預期由負轉正，但應該看到，導致PPI轉正的原因和煤炭、鋼鐵價格的反彈有關系，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鋼鐵、煤炭的反彈很難具有持續性。還有，9月份非金融企業的中長期貸款增加4000多億，但存款短期化下企業的長期投資信心缺乏的局面沒有改變。

　　對中國經濟有信心沒有錯，但如果將大量的心思放到在短期數據上來找“亮點”，并由此來判斷中國經濟是否觸底或迎來拐點，這其實是對中國經濟最沒信心的表現，是對供給側這個大主題的干擾和沖擊，嚴重影響外界對圍繞供給側改革而形成的政策組合的長期預期。如果站在供給側的角度審視當下的中國經濟，盡管在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等主要任務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和供給側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距離。

　　特別是，今年數據的好轉，和房地產以及基建投資的拉動有很大關系。在去庫存、去杠桿等的過程中，一些新的矛盾和風險點不斷凸顯：第一，在去庫存的周期下，一些城市的房價快速上漲，高庫存與高房價的矛盾交織，房地產領域加杠桿風險突出;第二，資金脫實向虛的矛盾突出，今年前三個月新增貸款10.16萬億，其中4.2萬億進了房地產;第三，去產能在一些領域取得進展，但煤炭、鋼鐵價格反彈下，去產能面臨著新的變數和障礙;第四，僵尸企業以及企業債務風險的化解進展緩慢，債轉股的市場化路徑有待細化等等;第五，年初說的全面減稅減負政策推進不力，企業負擔仍然很重。不化解這些矛盾和風險，中國經濟就難言底部已經到來。

　　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的政策組合預期，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經濟學思想和政策基礎。7月份政治局會議在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時，也特別強調要穩定的宏觀政策組合預期。指出“通過實施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良好發展預期的組合政策。”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性的決策。在對經濟數據的判斷上，一切必須圍繞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組合預期，而不是被被數據的顏值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