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可投資的資產市場 這才是當務之急

　　最近監管層出臺了一些新的舉措，其實如果我們關注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央和政府一直在特別關注我們當前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金融風險已經成為當前經濟和金融工作的重點。從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最近的政治局會議，包括習主席的講話，傳遞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信號，就是當前的金融風險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需要想各種辦法來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

　　客觀地來說，如果我們看一下過去兩三年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實大家可以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過去這一段時間金融風險正在不同的領域之間冒頭、游走。早期我們看到股票市場的繁榮和后來的回落，后來我們看到債券市場的波動、房地產市場高速的上升和各地政府的調控措施，當然我們也看到了互聯網金融的波動和理財產品市場的一些變化。

　　我們還看到，過去一年，我們碰到的一個比較大的壓力，就是資本外流和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在我看來，這些風險在不同領域之間不停地出現，其實反映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老百姓在追逐好的投資產品，但是這樣的投資產品非常有限。這就是我們今天碰到的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有規模的、多產品的、效率比較高的資產市場，即可投資的資產市場。

　　這些金融風險之所以在不同領域之間游走，背后其實有一個基本的宏觀機制，就是一方面可投資的資金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可投資的產品不夠多，所以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只要投資者決定往某一個市場集中，這個市場一定會繁榮、價格會上升，但是同時風險會積累，接著就會出現一些問題，監管當局就會比較緊張。這背后反映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錢很多，但投資的機會不是那么多。

　　為什么會錢很多?我們過去都看到，中國老百姓包括我們中國經濟的儲蓄率一直比較高。很多投資者包括經濟學者分析中國經濟時，用得最多的一個指標就是M2和GDP的比例。關于這個比例有很多不同的解讀，中國在去年年底M2和GDP的比例大概是208%，這在世界上算是比較高的，但是這個比例之所以比較高，背后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因為我們的金融體系主要是由銀行主導，銀行主導的特征就是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通過存款、貸款和債務的方式體現，所以我們同時碰到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杠桿率比較高。

　　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的儲蓄率比較高，老百姓存了很多錢全部放到了銀行，最后必然體現為我們的M2廣義貨幣的發行量比較高、我們的杠桿率比較高。但是我認為，造成這一現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缺乏一個風險處置機制，我們沒有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也沒有風險處置的機制。所以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經濟形勢好的時候，貨幣供應量需要加速，這樣才能支持經濟活動的擴張;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貨幣政策同樣需要擴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穩經濟，才能穩金融市場。

　　最后的結果就是我們形成了超高的M2和GDP的比例，反映在現實生活當中就是銀行的存款規模非常大——這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問題，但是潛在的風險就是等老百姓想把錢從銀行拿出來做投資的時候，就會碰到一個問題，即錢投到什么地方?為什么過去兩三年風險開始頻繁的出現?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有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想把他的錢拿出來做投資。

　　我們在統計上可以看到一個指標，就是狹義貨幣的供應量增速超過了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簡單的來說就是銀行存款的短期化，也就是老百姓不再愿意耐心地接受過去定期存款很低的利息回報，短期化的結果就是變成現金、活期存款。所以，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長期的挑戰是M2和GDP的比例很高，短期的挑戰是M1的增長速度超過了M2的增長速度，存款變短期化。

　　老百姓不愿意再長期持有越來越多的定期存款，那應該把錢投到什么地方?這里面有正面的機遇，也有負面的風險。正面的機遇就是老百姓要拿錢去做投資，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的提法是一致的。

　　只有老百姓拿錢去投資，我們直接融資的比重才有可能提高，所以這應該是正面的變化。但是負面的變化，也有可能是一個風險，就是這樣的錢出去了之后，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錢會去什么地方，因為我們可投資的機會很少，而錢集中到一個地方容易出問題。

　　過去簡單的通俗說法是，對老百姓來說，儲蓄能夠放的地方大概只有兩個，一是銀行存款，因為有政府擔保比較安全，二是房地產，除此之外任何市場都不夠大。這是我認為我們今天碰到的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我們未來財富管理市場所需要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當然，如果是從過去由銀行為主轉向未來的資產市場為主，也就是從間接融資轉移到直接融資，這當中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就是風險的承擔發生了改變。過去我們把錢放在銀行，由銀行承擔風險，銀行基本上是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政府，或者是通過存款保險機制，對存款人的風險提供了一定的擔保。

　　而未來如果要做投資，更多地要由投資者自己來承擔風險。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快地、更有效地發展一個可投資的資產市場，讓財富管理行業更快發展，需要做很多具體的工作，我今天簡單地列舉四方面工作：

　　第一，加強監管。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銀行有很多的壞賬，但是最后政府給兜底了，未來我覺得不太可能再完全由政府給各種金融問題持續兜底，既不現實也不利于市場的發展。我們需要加強監管，而在改善監管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對于資產市場的發展，最重要的可能是三個方面：第一是監管政策的協調;第二是監管的穿透性，現在市場上很多比較復雜的產品，不但投資者不明白，專業人士甚至也看不明白，因此需要有一些穿透式的管理;第三，要市場化，不能用行政性的手段來做。

　　第二，風險定價。我們過去一直在追求利率市場化，但是事實上在我們的市場上不同產品之間的定價差異相當小，甚至出現很多小微企業貸不到款，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把利率提高到足以覆蓋風險的程度，簡單來說，就是利率沒有完全按照市場來決定。

　　其實我們看到，在很多民間借貸市場，包括現在一些互聯網金融領域，小微企業其實是可以貸到款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利率真正是由市場化決定的。如果利率不能由市場化決定，這個市場很難發展。

　　在風險定價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允許違約、允許破產，允許出現問題。如果不能在短期內釋放風險點，最后導致的結果，第一是道德風險，第二是風險會持續積累，最后積累成系統性風險。過去幾年，我們似乎一直在說有一些產品開始出現違約，道德風險的問題會下降，市場利率會加強，但是現在看起來進展依然有限。

　　在銀行部門看到我們存款保險制度實施了近兩年，但是最后我們還沒有看到真正的問題的處置和風險的暴露。這是因為所有金融機構都運行得非常良好，還是我們不愿意把風險釋放出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第三，就是利率徹底的市場化，風險定價的核心就是資產價格要完全反映風險，如果你的利率不完全能反映風險，就沒有人會愿意參與這個市場，即使參與市場，也會有很多道德風險積累，所以利率市場化是很關鍵的。

　　第四，投資者教育。這方面工作必須和風險定價、利率市場化、監管加強結合起來做。

　　最后，我認為我們今天講的財富管理，不不是過去傳統私人銀行幾百萬或者幾千萬美金起步的財富管理，它涉及的是中國幾億老百姓未來的財富管理問題。那么，這就會促使金融機構的理念發生變化，老百姓都需要理財，意味著金融機構的工作需要改變。在這個領域中，我覺得我們需要關注互聯網技術可以發揮的功能。

　　在這一領域，有很多嘗試現在才剛剛開始。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在過去幾年研發了幾個關于互聯網金融的指數。其中一個指數是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發現了三個非常有意思的結論：第一個結論，互聯網金融每年以100%的速度在增長。

　　第二個結論，地區性差異非常明顯，沿海地區領先，內陸地區相對滯后，但是在過去三四年這一差距在明顯縮小。

　　第三個結論，年輕人是推動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如果互聯網技術能夠應用到財富管理當中，不僅能夠造福那些已經富起來的中國老百姓，也可以讓千千萬萬個過去沒有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良好金融服務的老百姓，同樣享受到優質的財富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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