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中國心”我的苦與樂

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回到了中國，創辦企業。然而，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一樣的，哪怕說出來有時候會怕人說矯情，但是，他們確實都有一顆火熱的“中國心”。正如一位海歸告訴錢江晚報記者的，他“想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我的個人價值，和為祖國做點事情的心意，是融在一起的”。 　　辦企業，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遠比求學、工作復雜。記者采訪了杭州的幾位海歸，他們經過磨礪存活至今。而當初，在他們周圍創業的朋友、同學，不少已經放棄了。 　　他們面臨最大的難題是本土化，以及克服自己身上太過理想主義的東西。我們試圖通過講述他們的故事和困惑，讓不同背景的創業者看到他們共同的努力和希望。 　　什么都需自己調節 　　采訪那天，記者換了鞋后進入這家公司纖塵不染的接待室。不一會兒進來一個穿白衣服的清秀女孩，看上去柔弱甚至怯生生的。她的助手介紹：這是汪總。 　　汪昕是杭州人，除了她在經營一個企業的事實外，從她的外表實在找不出任何作為一個企業當家人的線索。她說話柔聲柔氣，喜歡文學和心理學的書，在日本留學時攻讀教育學，平時喜歡聽點音樂，晚上一個人開車在空蕩蕩的三橋上會覺得孤單，還跟爸媽住在一起…… 在留日期間，汪昕教一個日本女孩學中文。女孩的爸爸是鐵三角一個分公司的老總，那時他正在考慮把部分生產基地放到中國。 　　他委托汪昕到中國處理一些事務，她于2000年4月正式在杭注冊了公司。 　　這位老總眼光獨到。2000年，杭州鐵三角只有十來個人，租了濱江區一個軟件園3號樓的幾間房子，后來搬到6號樓，再后來搬到8號樓。租的房子從一層變為兩層、五層，到2006年10月，他們搬進了自己公司的大樓。這時候，管理層加員工已經有400多個人，企業越做越大。 　　鐵三角擅長做唱機針頭、麥克風、耳機等，在日本和歐美享有盛名。總公司對品質的苛刻要求，讓汪昕在公司成立初期壓力很大。她還記得，當時為了等一臺專業調音臺下線，從老總到車間員工守著生產線幾天幾夜。 　　這個女老總習慣于輕描淡寫講自己的經歷，包括這8年來她付出的努力和犧牲。 　　“其實沒有覺得很苦，就有一次，為了等一批進口設備，我緊張得不能回家，跟一些日本員工在公司過了春節。當時趕上春運，不知道什么時候設備會到，濱江那時候一家飯店都沒有，我們春節那幾天就吃方便面度日，還放了鞭炮。日本沒有這種習俗，他們還覺得挺開心。” 　　“剛開始，常常加班到很晚，一個人開車經過空空的三橋，真是有點凄涼的。” 　　這8年來，汪昕見證了高新區的發展。她說，剛來時這里幾乎沒什么高樓，江南大道還不到現在的一半寬，其他的路還是泥濘小路。“看，后面士蘭微電子那棟樓，我們2006年搬進來時還是平地呢！”她把自己最美麗的年輕時光貢獻給了公司，奇怪的是，從準文學青年到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角色轉變，她似乎沒有經歷太多慌張。 　　當年跟她學中文的日本女孩，如今已為人母，做起了全職太太。而汪昕，原來似乎會成為一位老師或者心理師，卻挑起了公司的重擔，并打算一直努力做下去。 　　“什么都靠自己調節的，我把許多權限交給別人，自己多考慮一些公司遠景的事情。多下來的時間，看看書，很好了。” 人要隨著環境變 　　回國前，鄭秋楓美國在杜邦、朗訊等大公司任職。有一次浙江省電子商務考察團去美國考察，聽到他的一些陳述后很感興趣，邀請了他和其他一些中國留學生共同回來做一個省級企業的信息化規劃項目。就這樣，李慧和鄭秋楓等人認識了，并且迅速組建了一個團隊。 　　李慧在美國讀完工商管理碩士后，打算把國內沒有的一些東西帶回來，但在遇上鄭秋楓前，她還沒有很清晰的規劃。她擅長市場運營，跟管理出身的鄭剛好搭檔。 　　他們都有工作經歷，并且有財力、人脈的積累，創業比一般人都要順利。不過鄭秋楓告訴記者，還是需要不斷調整公司策略。“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回到國內有許多不適應。舉個例子，比如開車。我剛回來不敢在杭州開車，大家都開得快，而且有些不遵守交通規則。后來解決的方法是，我雇了一司機。” 　　“在辦公司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許多多這樣不適應的事情，也有很多教訓。” 　　鄭秋楓說，因為他們從事的是管理和咨詢業，錄用員工時沒太多硬杠杠，只能憑人家以往的背景經歷。讓他沒想到的是，有些應聘者簡歷寫得很出色，但進來以后往往與實際不符——他們不得不改變用人制度：加了一個試用期。 　　“還有，浙江這邊的公司習慣于‘買一送一’，就是額外再送一點服務。一開始我不接受，一直被說成‘固執’，因為在國外工作，商業習俗是不一樣的。” 　　經過體系內不停的修改，和公司外不斷開發，李慧、鄭秋楓等幾位創始人已經把公司帶上一個快速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大公司把信息化項目交給他們做。業務不成問題了，現在最讓他們頭痛的是人才。 　　“管理咨詢類人才，得從實踐里磨煉出來。我接待過一些回國的留學生，在海外念了碩士、博士回來的，但還是不行。”李慧告訴記者。 　　他們的解決之道是，自己努力培養，加上從外面找一批有工作經驗的。實在不得已，還得把一些項目往后推。 　　“都說上海人才多，可是我們公司在杭州，最接近浙江地區的大量客戶。取舍之后我們留在杭州，許多問題可以通過變通解決。” “大馬哈魚”不怕摔打 　　5歲上小學，14歲考大學，24歲成為哈佛大學三百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設計學博士。 　　許多描寫夏建統的文章，都喜歡如此開頭。這個今年才32歲的年輕人，幾乎從小就戴著“天才”的帽子。不過他自己似乎避之不及，因為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項成就的取得要付出多少努力。他在杭創辦的XWHO(中國)設計咨詢公司如今是中國境內的知名規劃設計品牌，另一個以GIS技術為核心的天夏科技集團也趕上了國內“數字城市”發展的大好時機，成為這個行業首屈一指的企業。 　　他把自己辦企業稱作“試錯”過程。“只要不犯致命的錯誤，就有機會從失敗中學到東西，繼續奮斗。” 　　“我覺得海歸要想學成回國有所建業，要向大馬哈魚學習，適應海洋和江河的環境。”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馬哈魚，在河里出生，長大一些后就游到海洋里去，在海洋里覓食、成長。到了秋季，它們又成群結隊地頂著激流回到出生地產卵…… 　　適應常常是痛苦的過程，創業多年來，這樣的痛苦但不致命的事件發生過數次——比如設計公司員工集體辭職事件。 　　“人家說設計公司是世界上最難管的公司，員工都是富有創意的優秀人才，但這也注定他們是慵懶隨意、追求極度自由的一群人。2003年，公司成立沒多久，我想依據國外的經驗，推行幾項管理上的改革，比如讓大家分享經驗，要他們對手頭項目做精密的計劃等，但遭到了出人意料的集體抵制。” 原來，員工們認為設計是一項需要靈感的工作，不能設立嚴格的計劃表，否則還叫什么“設計”？夏建統的改革觸及的不但是員工經濟上的利益，更多的是挑戰了他們對工作的認同感，以及自尊心。 　　夏沒有在改革上讓步。在逐個勸解和集體動員后，依然有一部分人離開了。當時，離開的人給留下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不過，現在有些人還要求回來——用夏建統的話說，“留下的員工并沒有覺得改革帶來了困擾，而離開的員工發現極度自由并沒有想象中好。” 　　后來，在成立新的地理信息技術公司時，他又面臨核心管理人員不認同的窘迫，經歷了企業高層的換血。 　　這樣磕磕碰碰地尋找最符合自己理想又最接近現實的方式，夏建統變得越來越有自信了，也越來越適應國內的社會風俗和商業文化。 　　“現在還不適應的有兩件事：飯局、參加專家評審會。”自稱拙于言辭的夏建統，滴酒不沾，出現在飯局和專家評審場合，仍感到有壓力。 　　我問自己為的啥 　　在海歸創業群體里，讓人一時間難以理解的屬周才健。他1983年高中畢業后赴美，在馬里蘭大學念完電子工程后，又相繼讀了碩士、博士。后來在全球最大的幾家通訊公司任職，從普通技術人員一直到出任相當于公司副總的職位，負責亞太地區技術采購業務。他還擔任過全美華人協會秘書長，這個協會最初由楊振寧設立，是早期比較著名的華人團體之一。 　　周的太太任職于美國聯邦司法部，也是在美華人中的佼佼者。40歲出頭的他，為什么把妻子兒女放在美國，一個人來杭州重新辦一個公司呢？ 　　“我妻子一開始強烈反對我回國，不是她不愛國，而是我們在美國工作生活了20多年，幾乎完全西化了，我們生活得很好，甚至比大部分美國人好。現在突然回到中國，人生地不熟，還要重新做一個公司，為什么呢？過春節那段時間，我一個人冷冷清清呆在公司，也在問自己：為什么呢？” 　　周才健說，單純用“愛國心”來解釋自己的回歸，顯得蒼白而近虛偽。但他的確想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前半輩子給了美國，后半輩子給中國。我的個人價值，和為祖國做點事情的心意，是融在一起的。” 　　40多歲的男人，如果沒有一個轉折，就只能沿著原有道路走到退休了。是祖國，給了他一次奮斗的機會，讓心里還有熱血的人，再揮灑一把。 　　雖然他的國語顯得有些生疏，他在杭州也碰到了許許多多諸如人才、交通、管理方面的問題，但是周才健的公司還是快速發展起來了。他說，幾乎同樣的通信數據集成研發成果，他們用了半年，而他打聽到別的公司用了三年。“速度就是勝利。” 　　“雖然說感謝顯得蒼白，但我還是要表示自己的感激。在杭州，我得到了高新區人事局的許多幫助，包括用最高的效率注冊、解決公司場地問題等，他們甚至答應幫助解決公司員工的戶口問題。在別的地方，也許我不能發展得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