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的鏈條上，誰是“弱勢群體”？

    洶涌而來的漲價潮，改寫了國際采購者的日常生活。作為中國制造輸往全球的第一個環節，買手們最先感受到了潮水襲來的苦楚。  　　“如果今年夏天還找不到男朋友，我就飛到歐洲找大老板理論去！” 　　7月13日晚11點，在上海衡山路的一間酒吧里，鄒琳（化名）向她的姐妹抱怨。30歲的年齡，在上海，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找個男朋友總不算奢侈。可是，她沒時間找，準確地說，她沒有心情找。      鄒琳服務于歐洲某大型體育用品專營企業。這是一家跨國公司，集設計、生產、銷售于一體，在全球25個國家有近3萬名員工，去年銷售額是45億歐元，其中三分之一的產品由中國制造。鄒琳是上海分公司的一名買手（負責采購的人，業內俗稱），負責登山鞋的采購。 　　去年10月份以來，她的心情就像中國的股市，始終沒有真正露過笑臉。她不斷地周旋在供應商和商場之間，有時像夾縫中的小草，有時如熱鍋上的螞蟻──這一切皆由“中國制造”的變臉所賜。 　　去年，鄒琳是一周去泡兩次吧，現在，她兩周難泡一次吧。她不停地跟男人見面，但就是產生不了愛情荷爾蒙──這些男人幾乎清一色是供應商，鄒琳的工作，就是跟他們談訂單、講價格、聊管理。 　　她腦子里裝滿了“談判”二字。每天早上起來就是看原材料行情、政策和匯率變動，從公司系統后臺看一下全球各商場的庫存情況，然后就是琢磨著當天跟供應商的談判，要注意什么什么細節，隨什么機應什么變。 　　“如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嗖嗖地升，原材料價格突突地往上漲，我們只好把以前的大訂單拆分、長周期縮短，來避免那幫供應商一下子給我們提價太多。”鄒琳說。      一件事掰成幾件事做，工作量和繁重程度當然變大了。鄒琳所在公司有一個理念，不一定找要價最低的，而要找最適合自己的。符合這一理念的供應商一般是中等規模、在行業內排在第三或第四位的鞋企，這類江浙企業如今在談判桌上正逐漸“硬氣”起來，少了過去競相壓價搶單的激情，多了幾份據理力爭的理性。 　　“你不知道他們現在多牛氣！利潤低于10%寧愿不接單。”鄒琳很不高興。 　　這或許正是國際大品牌的“不幸”──如果要尋找新歡，替代“蠻橫提價”的舊伙伴，時間一般需要3個月至半年時間，如果由此導致國外的商場斷了貨，問題可就嚴重了！ 　　和小買家不一樣，聲名在外的國際品牌，“羽毛”太重要，不能不珍惜，在選擇供應商時，他們沒法繞過一系列程序——全套的調研，然后還得請第三方機構對目標對象進行社會責任（勞工保護、環保）等方面的認證。 　　這都需要時間。如果鄒琳找到中意的供應商，經上海的上司確認后，歐洲總部還會專門派人過來查驗，確保沒有瑕疵。 　　公司的官方表述是，“尋求與供應商達成一種長期的伙伴關系”。不過，從這一點也能嗅出跨國公司對買手權力的制約。 　　鄒琳是“打飛的一族”。她頻繁在上海、溫州、寧波、南京等地之間飛來飛去，目的就是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和客戶“交心”上。 　　“如果真能交上心就好了！”鄒琳苦惱不已。國內的供應商越來越精于算計，談判技巧也越來越高超，他們不得不接受20%左右的提價，“我們甚至得頻繁用到記者們用的錄音筆，把談判內容錄下來，回去反復研究。” 　　如果能交心，說不定還可能找到個帥氣的供應商男友？ 　　“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連談判地點也有學問──如果是談價格，我們會選在供應商的辦公室見面；如果是談新產品開發，我們會去到供應商的工廠。我們絕不會在酒吧、桑拿等場所談事情。”說到“桑拿”二字時，鄒琳的語調明顯提高了點。      她話有所指。去年以前，鄒琳在上海一家民企做采購，那時的供應商為了爭到訂單，用盡渾身解數，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一位供應商請她的男上司到夜總會“小聚”，找陪唱小姐，一人找仨，可謂“大手筆”。 　　鄒琳受不了這種江湖習氣，于是抽身而出，在去年初來了這家歐洲企業。不過，標準化的采購程式，讓她有了另一種郁悶──她必須找到“技術性”的突破口，也就是說，她必須用各種辦法化解漲價壓力。 　　他們找到的“技術性”手段包括：更換產品中比較昂貴的原料，比如將金屬鞋扣換成塑料的；在換匯上，和銀行達成協議，一段時間的走貨，根據升值預期，折成一個固定匯率，“比如今天的出口匯率是6.83元，預計3個月后會升值4%到6.56元，那么可以約定這3個月出口時使用一個折中價，比如6.7元。如果集中在第3個月結算，就會劃算得多。” 　　還有“技術含量最高”的一招——幫助供應商改善內部管理。剛開始鄒琳聽上司講到這一招時，覺得不可思議，不過她很快發現，如果他們和供應商一起在社會責任、物流、人力資源和質量管理等方面發力，最終確實會雙贏，后者效率提升了，可以部分消解成本上升的幅度，價格也就有可談的余地了。 　　注重長期合作關系的一個弊端是，可能會“寵壞”供應商，他們底氣足了，覺得加價的籌碼重了，可能會在備貨過程中突然變卦，單方面要求加價。另一方面，一些供應商因為各種原因最終沒有拿到訂單，于是開始利用傳媒宣傳自己的“品牌意識”，斥責采購商的“不合理定價”。 　　“碰到這種情形，很尷尬，很無奈。”鄒琳說。 　　她感到慶幸，所在的這家公司通過集約化的運作節約了不少成本。公司在中國有十多家分公司，之間雖然有競爭，但根據產品的地域優勢劃地為界，各分公司間采購的分工也就明晰了。 　　另一方面，盡管談價格和下訂單，以及供應鏈管理之間緊密關聯，但由不同部門完成，如此一來，權力分散并互相制衡，避免了有人從中吃回扣變相提高成本。      然而，提到自己的薪水時，爽朗健談的鄒琳突然沉默，始終不愿開口。最后還是她的一個死黨發話了：“這丫頭年初工資漲了30%，現在也不過一個月不到一萬。”      死黨接著說，漲的這30%，還是鄒琳反復申請和要求才勉強爭取到的，在遭遇“中國制造”的漲價潮后，公司對這些精明勤勉的中國買手也開始吝嗇起來，對原先的加薪承諾含糊其辭。 　　提成呢？“哎！”鄒琳終于憋不住了，“訂單等于是大家一起在做，所以嚴格來講不存在提成一說。我們只是每個月發點獎金，當月工資10%以內。基本是等于一年發13個月工資啦。聽起來像一個公務員，但我們的地位又差人家公務員一大截。” 　　在“中國制造”的鏈條上，似乎每一方都在說自己是“弱勢群體”或“準弱勢群體”。鄒琳最后說，她大不了不干這一行，日子總得過，男朋友總得找，婚總得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