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人民幣匯率壓力并未解脫

　　問題”的平臺。提出好的問題，就是新發展的開始。那么，首爾峰會提了什么問題呢?

　　首先是全球貨幣體系改革。雖然短期內首爾峰會不可能改變6000億美元購買國債和8月宣布的每月購買350億美元國債以取代將陸續到期的抵押貸款債權的既定安排，也不可能對1972年以來的實質性的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有任何改變。但首爾峰會內外各種聲音已提出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強烈訴求。各國出手干預匯率，本身就是重新設定匯率之“錨”的行動。

　　不過，對近期美聯儲仍然主導弱勢美元的形勢要做好充分準備，按照美聯儲的既定計劃，未來8個月，將有8500億至9000億美元注入金融機構，而不只是6000億美元。更值得擔心的是，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并不能改變美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和失業率改善的問題，而美國金融機構衍生品方面的問題高達2萬億，美聯儲是否會借經濟沒有改善之名，實施第三輪甚至第四輪購買國債計劃?近期美元匯率回升很可能只是首爾峰會期間的短期變化，雖然美元繼續大幅貶值不太可能，但是弱勢美元持續的概率很大。持續弱勢美元的政策不可能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但可能會強化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訴求。

　　其次，相互評估讓世人看見改變國際游戲規則的一抹曙光。首爾峰會強調各國之間相互評估各類經濟指標，而不是部分國家甚至某一國說了算。這是G20機制下推動的國際游戲規則的改革，是國際社會的進步。過去主要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說三道四，比如匯率和貿易，美國財政部的報告對各國匯率水平和匯率政策，或者是美國國會通過聽證方式，對各國匯率和貿易行為做出評估和判斷，而且把這種單邊評估作為其制定政策和法規的依據。這些評估和政策當然非常偏頗。國際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也主要評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指標和宏觀政策，面對這次由發達國家引發的經濟危機，以往的偏見使他們失去了對世界經濟形勢判斷和評估的權威性，所以被迫改革。不過，相互評估需要一個共同可接受的基本標準，否則，各執一詞也會使得相互評估變得沒有意義。我們寄望G20能提出更多事關國際市場游戲規則的新問題。

　　第三個問題，雖然德、法和一些發達國家指責美國一直指控中國操縱匯率，現在美聯儲屢次大規模印鈔票，刻意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公開操縱美元匯率貶值，以后還有什么資格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各國也深受美元數量寬松可以實施弱勢美元政策之害，但這不等于人民幣匯率不會再次被政治化和被國際化。不要認為美國不會重提人民幣升值。

　　不要忘記，美國新一屆國會成立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一定會遞交新的參院審議，美國5年內把出口翻一番的戰略，可能通過刻意貶值美元來實現，負債增長模式轉型的成本可能通過弱勢美元轉嫁給其他國家，人民幣匯率可能會首當其沖。

　　不要忘記，美國曾提出過許多無理的議案，比如把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組織的投票權與其匯率彈性掛鉤;各國把出口貿易定在占GDP 4%的水平上等等。這些都是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

　　我們注意到，對各國關注的弱勢美元政策，首爾峰會的宣言沒有明確的說法。“逐步過渡到由市場決定”和避免“競爭性貶值”，有針對其他各國貨幣之嫌。所以雖然美元貶值是首爾峰會被關注的主題之一，但并沒有解脫人民幣匯率的壓力。特別是會后，奧巴馬不按《峰會宣言》的口徑直接指責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前天美國財政部已提出了“密切關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形成以中國利益為主的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的一定之規，不為各種政治化或者國際化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既定方針放棄核心利益。

　　國內外一直都有觀點認為，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與外匯流入有關，外匯流入是因為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危機以來，特別是美國再次開啟數量寬松貨幣政策，使世人清楚地看到，資本流入與美元流動性全球過剩有關，與美元貶值有關。當美元全球泛濫時，全球包括發達經濟體，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能通過升值來阻止資本流入。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資本的流入絕不是一國本幣升值所能遏制的。這就是為什么各國不約而同出手干預匯市的原因。要求以人民幣升值來遏制資本流入的觀點，顯然太過書生氣。

　　在國際貨幣體系沒有根本改變之前，中國一定要嚴格貨幣流入的管理，千方百計擋住熱錢流入，不要抱任何幻想。按照IMF首席經濟學家的說法，當前的資本管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