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失去低成本優勢 鞋品牌企業逐漸把制造轉出

　　有跡象表明，一些國際品牌已經或者正在把他們的加工部分轉出中國，轉到東南亞一帶。

　　代工廠存在的價值就在于其超低的成本：低廉的勞動力，當地采購的廉價原料，低租金等。而現在，這些所謂的“優勢”正在發生顯而易見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以棉花為主的原料價格，包括廠房租金、石油、橡膠等持續飆升;另一方面，是代工廠工人反抗過度加班和超低薪酬的事屢屢發生。在2010年以前，中國還是耐克的最大代工國，而現在，耐克代工廠已經向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耐克歷年年報顯示，2001年，中國生產了其40%的鞋，排名世界第一，越南只占13%;到了2005年，中國的份額降至36%，越南升到26%，排在第二位;2009年，中國、越南分別以36%的份額并列第一;2010年，越南的份額升至37%，超過中國的34%。

　　耐克在中國的代工廠，主要分布在福建、廣東、山東青島、江蘇太倉、江西南昌和臺灣等地，其中大部分屬于耐克的大代工商寶成所有。寶成由蔡其瑞于1969年在臺灣創立，不僅代工耐克，還代工阿迪達斯、銳步等國際運動品牌，是耐克和阿迪達斯的最大代工廠。

　　對于代工廠，尤其是像寶成這樣的大代工廠來說，一般會面臨兩大問題：

　　一是成本敏感度非常高，因為供貨量大，單位成本一點點微小的變化都會對最終利潤影響巨大，因此，代工廠一般具有從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遷徙的特性，在代工廠發展的歷史上，其從未停止過區位轉移，從北美到南美、日本、韓國、臺灣，一直到現在的內地東南沿海(即將成為過去)，然后是越南和印尼(代工廠的下一站)。據耐克網站介紹，運動鞋對勞動力成本尤其敏感，企業必須把勞動力成本控制在24%以內，才有競爭力。

　　二是對于生產時間的要求頗為苛刻，尤其是運動鞋代工，因為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鞋型的生命周期逐漸縮短，產品的銷售期隨之縮短，這對代工廠的反應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以往的5～6個月交貨，一直到現在的3個月左右便要交貨。這就意味著代工廠必須縮短生產流程，提高反應速度。

　　在中國，成本的不斷上漲逼迫耐克代工廠向越南等地轉移，同時，因為代工廠利潤空間縮小，一些代工廠開始少接訂單，直接導致耐克某些鞋型缺貨(眾所周知的是，耐克常年存在缺貨問題)。而另外一些代工廠則要求品牌商漲價，以應對成本上升。

　　對于耐克這樣強勢的品牌來說，這種要挾似乎不足為懼：你不做，自然有人做。但是面對掌握著耐克絕大部分訂單的超級大代工商，耐克談判的資本顯然不足。

　　2011年年初，耐克表示要提高大部分產品的價格。耐克發布的2011年第三財季業績報告稱，該季度營業收入增長5.2%，但由于石油、棉花、人工成本和運費上漲，耐克的毛利率不高。耐克高管稱，為了緩解不斷上漲的成本壓力，只有提價。

　　從某種程度上說，由于手中沒有掌控生產環節，耐克間接地被大代工模式“挾持”。除了不得已的漲價外，缺貨問題也一直困擾著耐克。在東莞流行著這么一句話：“東莞塞車，全球缺貨。”

　　除此以外，對于成本環節的失控，使耐克利潤走低。耐克日前公布的2012財年第一季度(2011年6月至8月)業績，大中國區收入同比增加15%，稅前利潤同比增加4%，其中稅前利潤增幅創下耐克大中國區最近5個季度以來的新低。另外，耐克2012財年第一季度整體存貨金額達到31.07億美元，全球存貨金額同比增加41%。這個存貨金額與2006財年以來的耐克歷年存貨金額相比，處于最高水平。

　　從存貨金額看，耐克如今似乎又面臨著2008-2009年存貨金額大增的問題，耐克為它的漲價付出了相應的代價：以中國市場為例，由于耐克上調了產品價格(大約8%的漲幅)，促使存貨大量增加。

　　一環扣一環，牽一發而動全身，上游成本的增加如同開啟了一個魔咒，鏈條反應正在繼續，鏡子轉過了另一面，市場形勢讓耐克難以樂觀。

　　另一方面，直接選擇在品牌發源地制造，是一些新生代服裝品牌的做法。

　　在CHIC2012上，筆者采訪美國參展品牌Hudson，他們明確表示，他們所有的服裝都是“美國制造”。

　　目前，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已成為美國最大的服裝和紡織品制造地。

　　根據加州時裝協會主席ILSE Metchek在近期舉行的一次行業會議上說，洛杉磯服裝和紡織部門的盈利從1997年的228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403億美元，盡管同一期間勞動力減少近一半。

　　南加州地區與紡織品和服裝相關的制造業部門，包括奧蘭治縣(Orange)和圣地亞哥(San Diego)，在1997年雇用207318工人。但是這個數字到2010年減少到128148人。

　　可以說，美國刮起了一股“服裝當地制造”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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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家研究公司總裁帕姆說：“公眾更關注商品的產地以及消極的貿易平衡對整個政治局勢的影響。消費者們認為本地制造的商品對自己、對商品品牌、對國家都不利。”而近日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美國消費者對于當地制造商品的態度正在逐漸改善。

　　同時，由于失業人口增多，奧巴馬政府也鼓勵企業把工廠設在美國本土。截至2011年5月，美國的失業人口比重上升至9.1%。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不久即表示，將來，美國可以通過重建它在制造業的能力而取勝。他說美國將拿出20億美金投放在職業培訓和就業上。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服裝制造方面的就業率在最近幾個月有所上漲。當局曾預計由于產品進口和技術的改進，這樣的就業率可能會平穩下降。

　　在某種程度上，要想走出長期的經濟困境泥沼，唯一途徑就是發展制造業，服裝制造業的最小公分母也許只是做一件T恤。加州時裝總會的會長艾爾斯說：“在提高就業率方面，服裝制造業確實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但是，當地政府也需要通過在稅收減免、設備融資、培訓和市場營銷等方面，多做些努力來刺激服裝制造業的發展。”

　　紐約當地設計師約爾里·鄧也同意美國服裝當地制造這一做法。她致力于通過這些服裝制造企業為當地服裝制造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并把產品投放到紐約市場。公共空間設計組織和美國服裝設計委員會之間的合資企業將為當地政府提供一些幫助重建服裝制造業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具有針對性，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一位以設計高端服飾而著稱的設計師說：“人們往往過于關注自動化和技術方面的產業，但服裝制造業實際上是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潛在產業。”今年9月，約爾里 鄧把她的公司搬到了紐約服裝區的同一座大樓里，作為她的設計和生產的辦公室，這一現象也充分說明了工人、工廠和供應商這些環節越是貼近，利潤就越容易實現最大化。

　　同時，基于速度、質量控制和成本利益，美國的制造業也越來越吸引大的服裝企業了。在僅僅兩周之內，洛杉磯的單一品牌就可以為內曼馬庫斯百貨公司提供800件絲印連衣裙，現在他們的90%的產品都是當地制造的。“近期，我們也把更多的我們制造的產品賣向中國。”一個擁有價值15億美元品牌的設計者兼創始人葛麗娜說。

　　凱恩創立了一家服裝公司，他說：“與在國外制造的產品相比，每件連衣裙在價格上只相差1美元，同時，在質量和時間的控制上也方便多了。我們還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以保證國內的工廠正常運行。”凱恩與妻子在1979年一同創辦了這個價值100億美元的女裝品牌。后來，特別是在近期中國經歷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之后，他們意識到，其實當地服裝制造的經費不比在中國生產貴到哪里去，于是他們決定把工廠搬回美國，在當地制造服裝。凱恩更換了服裝標簽之后，服裝上“美國制造”的字眼變得尤為明顯了。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日本與法國品牌。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零售商服裝委托生產、運動用品生產商加速建立“中國+1”的海外生產體制，即在中國以外，在東南亞國家建立另一個生產基地。出現這一動向的原因：一是企業分散生產基地以應對緊急增產或用工荒等突發情況，保證穩定供貨;二是回避中國人工費增長等風險。

　　伊藤洋華堂的功能性內衣生產95%在中國，2012年，計劃將部分產能轉移至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預計在華生產占比降至75%;零售巨頭UNY計劃至2014年將在華服裝生產比例從74%降至65%，在泰國生產比例從9%提高至13%;愛世克斯 (ASICS)和水野(MIZUNO)降低在華運動鞋等運動用品生產比例，擴大在越南、印尼生產規模。

　　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11年自中國的服裝類進口比2007年減少10%以上，從東盟國家進口則連續8年增長。報稱，為躲避中國人力成本急劇上升，企業加快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生產，但東南亞廉價勞動力優勢有限，成本上升風險也在增大。

　　據法國《費加羅報》報道，未來，法國服裝不再是“中國制造”的天下了。雖然中國現在仍然是世界服裝第一大出口國，也是法國第一大服裝供應國。但是，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再加上路途遙遠、運輸費用較高，法國現在正在尋求成本更加低廉的替代地。

　　法國對中國紡織服裝的進口額在2011年前11個月增加了7%，但減去升高的生產成本，實際上只增加了4%。而對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進口增長幅度卻達到26%和29%。

　　中國服裝加工業工人工資已經漲到每月180歐元到300歐元，與白俄羅斯大致等同，突尼斯為160歐元，而馬達加斯加僅為50歐元。越來越多的法國服裝品牌，如艾格、小船、西里歐，都開始在這個小島上建立加工地。

　　除了工資外，運輸效率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法國的服裝品牌們開始就近尋找加工地：東歐、地中海地區、馬達加斯加。有“歐洲的中國”之稱的羅馬尼亞就已成為法國在歐洲最大的紡織服裝供應國。

　　另外，中國國內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以及勞動力的短缺，也使得中國企業不愿與歐洲的中小服裝品牌簽訂長期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