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始皇吞并六國,統一度量衡,丈量土地,以收地丁之稅款,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人丁、田畝之統計,嚴格按照“數目字”進行管理。
以清朝每年的地丁稅收為例,張集馨在他的年譜和日記里說,僻遠荒寒的甘肅為28萬兩白銀,重要商貿集散地的福建為30萬兩,天府之國的四川為60萬兩,物產豐饒的江西為180萬兩,而兵家必爭之地的河南為290萬兩。作為征收稅收的政府副省級官員(布政使、按察使),張集馨每月的俸祿為103兩。
一切都置于歷代王朝精密計算的“數目字管理”之下。
但是,相對于西方國家的“數目字管理”,中國比較粗放,卻是事實。早在中世紀,意大利天文學家、哲學家伽利略就明確提出:“測量一切可以測量的東西,要把一切還不能測量的東西變成可以測量的東西。”不僅僅是物理概念的測量,更是抽象的社會經濟學意義上的測量。開始在經濟學領域應用數學方法,并由此催生了現代計量經濟學。
當西學東漸以后,如今中國人的“數目字管理”早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信息化時代,并不落后于那些被中國人視為“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英國等西方國家。可是,經濟管理失靈的現象,包括美國在內,卻沒有因為“數目字管理”技術的日益精進而消失。
日前,美國經濟學家發表文章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普遍認為維持健康的國民經濟,核心是低通脹和平衡預算。但是,在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的勸說下,肯尼迪總統采取的經濟政策是增加政府赤字支出和提高通脹率,以刺激經濟增長。結果是赤字預算高企,從2008到現在已經達到5.5萬億美元;而到1980年,年通脹率漲到14%。
可見,“數目字管理”不是強國富民的核心。進行“數目字管理”的指導思想,才是主宰性的力量。
營銷大師菲利普?科特勒認為,全球化和科技是改變世界的兩大力量。而全球化就是以經濟手段提高不同國家市場的依存度和緊密度。
當歐洲和美國分別陷入主權債務和次債危機的時候,實在不理解學者憤青們何以如此幸災樂禍。30年來,中國形成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當國外市場由于經濟蕭條或政治原因關上商品進入的水閘時,直接或間接受到打擊的肯定少不了中國企業。
前不久,美國某雜志對中國將建設82個“不需要”的機場表示擔憂,因為“中國經濟處于看起來將持續數十年的下降通道中”。或許,對中國經濟走向的判斷過于悲觀,但起碼它戰略性地考慮到了全球市場發展趨勢,并不是情緒化的武斷之言。
國資委公布央企今年上半年經營數據,2012年1-6月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凈利潤3870億元,同比下降16.4%。
而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國內服裝企業上半年量價齊跌,銷售額降幅接近20%。中國西部最大的紡織品加工基地,重慶回龍壩鎮500多家紡織企業,上半年開工率不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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