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逆城市傾向：回歸鄉村

　　藝術家歐寧的整個四月都在飛行，深圳、上海、廣州、北京、成都……為推廣他主編的文學雙月刊《天南》，他四處演講，但演講的主題卻更多圍繞農民、農業、農村，圍繞亞洲知識分子的鄉村建設實踐。他在《天南》第一期里，用超過2/3的篇幅、120個頁碼來聚焦鄉村，同時為這個有著濃烈社會介入意識的特別策劃取了一個文學味的名字：亞細亞故鄉。

　　歐寧說，這是他五年積累的一次總爆發，編輯“亞細亞故鄉”的過程，也是他圍繞鄉村建設問題對自己觀察、思考的一次整理。他試圖將“吃米民族”的亞洲作為一個整體來觀照，向這個時代仍關注文學的人傳遞一種文學的“行動”精神。于是《天南》里集納了《微物之神》作者阿蘭達蒂？洛伊對反水庫的闡釋，為印度的河流和鄉村吶喊；紀錄片研究者熊琦探討已故導演小川紳介與日本鄉村的聯系；歐寧自己采寫了泰國鄉村的烏托邦藝術實驗；《江湖在哪里》作者吳音寧回望臺灣鄉土的變遷……最重頭的文章之一《行動在大地》，是去年因對自己故鄉村莊梁莊的剖析而引起廣泛關注的《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歷時兩個月考察，對中國當代鄉村建設者的群像描摹。

　　借由一本文學雜志，百年來鄉建運動的歷程重回公眾視野。這像一次意外，也是必然。十幾年的超速、過度發展已經使很多人產生了“逆城市”的傾向，可是農村的生存空間卻被城市化進程擠壓得越來越小，傳統生活日益凋敝，人們需要尋找返回的路徑。

　　加重故鄉孤絕的一根稻草

　　盡管背一個上書“農用”二字的挎包，歐寧身上已經看不出一點“農人子弟”的痕跡。1969年出生于廣東省遂溪縣下六小鎮的他，曾把自己的成長描述為一種“除根”化的過程。回憶里少年時代務農的經歷，只是把他與鄉土推得越來越遠：“每年暑假，我要回家幫工，有一次因為長時間在田里插秧，被毒日燒灼，到黃昏收工時雙眼竟不能看路……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暗下決心通過上學讀書來求變。”1988年到當時中國最尖端的城市深圳讀大學，此后更因策展人、藝術家等等跨界身份與更廣闊的世界發生連結，歐寧承認，此刻別人對他外在的判斷更可能是：時尚人士。

　　可是現在，他卻想要“尋根”：“在此時走向農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動，去選擇大多數人急于拋棄的生活，但我的念頭已越來越強烈。”

　　直接的觸動是在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臺灣建筑師謝英俊介紹了他在農村推動生態建筑、協力造屋的理念，并讓歐寧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名字：晏陽初。

　　生于1890年的晏陽初，被譽為“平民教育之父”，因開創了鄉村建設運動， 1943年與愛因斯坦、杜威等人同被美國一百余所大學及研究機構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貢獻的十大偉人”。這個普林斯頓大學碩士畢業生，1920年代便騎著毛驢、帶著家屬以及他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搬遷到河北定縣翟城村定居，與農民打成一片，開始了持續十年的“定縣鄉村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中止。晏陽初將中國農村的問題歸為“愚、窮、弱、私”四端，先教農民識字，再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別醫治，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以造就“新民”。他期許由提高平民素質尤其是農民的素質，來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

　　讀過《晏陽初傳》，歐寧為之折服。一向關注社會現實的他，回想自己在廣州做城中村調查、拍攝紀錄片《三元里》時的感受：“城市的貧民窟很多都是農民工的聚集地，很多城市問題追根溯源還是要到農村尋找答案。”過度城市化成為一種規劃上的“暴力”，越來越擠壓農村的生存空間，歐寧回望自己的故鄉，發現它與中國的大多數農村一樣，人去地空，面臨破產的邊緣，“它們有的向城市奉獻土地，有的則輸送勞動力，但都無法延續自己的生命與活力”。故土凋零，自己曾經力爭上游的“逃離”，似乎也成了加重故鄉孤絕的一根稻草。

　　有沒有一條可以往回走的路徑？

　　當鄉村日益被看做現代化發展的阻礙與病灶，其生存模式與文化結構日益面臨被解體、被扭曲的挑戰，歐寧慨嘆晏陽初的理念及實踐直至今日仍未過時，甚至更顯迫切。他尤其感佩這位鄉村建設先行者提出的兩點理念：鄉建工作要從農民已有的基礎上展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開展鄉建，不是要把本身的理念硬塞給農民；鄉建不是慈善，而是激發農民內在的力量。“說得太到點了。” 歐寧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關心農村的人很多，但大多數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做施予者，“慈善讓人產生依賴，卻沒有激發農民的主體性，反而可能使農民更沒有自信。”在他看來，沒有自信的農民，自己都會懷疑自己的生存方式，不斷被主流價值洗腦，中國幾千年農業生產積累的傳統智慧迅速被拋棄。

　　自此，歐寧將自己的關注興趣越來越向農業、農村、農民轉移。

　　讓莊稼、草和昆蟲一起長

　　2009年12月，歐寧前往河北定縣翟城村考察，那里不僅是晏陽初1930年代平民教育的根據地，也曾在不久前經歷過一場承繼晏陽初理念的當代鄉村建設實驗。

　　當代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要發起人之一邱建生2003年提議在翟城村晏陽初平教會農業實驗場的舊址成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繼續晏氏當年的“定縣試驗”。這一設想得到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專欄)等長期關注“三農”問題與鄉建實踐的學者積極響應。

　　這所學院對“勞動者免費入學”，舉辦有關“三農”問題的培訓班、論壇、研討會，吸引來全國各地上千人次的農民、鄉村干部、知識青年志愿者。學院鼓勵農民進行合作社實驗，還第一次嘗試將鄉村的生產合作社與在城市建立的消費合作社對接，實現城鄉互動。

　　在學院的院墻之外，就是有機種植的試驗田。不打肥料，不拔草，莊稼、草和昆蟲一起長。這是恢復自然生物鏈、還原健康土地的方法—殺蟲劑與化肥對農村的土地污染嚴重，據化驗，農村種植土壤的污染度已超過正常標準百倍，要使之重新凈化至少需要三年。

　　然而“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剛剛撐過三年便被迫關閉，復原的土地又重新進入污染的循環。

　　歐寧見到的翟城村，在華北的冬日下顯得荒涼蕭瑟，幾年前的熱鬧已經不復存在。晏陽初鄉建學院的校舍早已改作幼兒園，學院操場長滿和人齊高的雜草。謝英俊曾在這里集合村民協力建造的兩棟新型生態房屋也已荒廢。只有校門口一排“建設鄉村，開發民力”的標語，提醒人們鄉建運動的過往。

　　但歐寧依然有所收獲。他住在副支書米金木家里，發現米金木的妻子陳彥芬和翟城村的婦女們晚飯后串門時竟然說出“綠色農業”、“留守兒童”和“多元文化”這樣的詞語。六十多歲的陳彥芬雖然只有初中畢業，但床頭擺滿了晏陽初和溫鐵軍的著作，經常上網學習新知識，當歐寧試著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時，她的領悟速度讓歐寧非常驚訝。“鄉建學院雖然已經停辦，但它給翟城村的影響卻長流不息……這正是民力開發的結果！”歐寧在日記里寫下這樣的感慨。

　　尋訪晏陽初道路的承繼者

　　時隔一年，當《天南》開始籌備，歐寧選定了“亞細亞故鄉”的主題，他決定更進一步深入當代鄉建實踐者當中。由于《中國在梁莊》給他的震撼，他想到了請梁鴻來參與這次調研。而梁鴻接到陌生人歐寧的電話，首先是被“亞細亞故鄉”這個題目所感動：“他沒有用農村、鄉村這樣的字眼，而是直接說故鄉，一下就勾起了最本源的情感。我們很多時候對鄉村的感覺，是把它看做一個實在的問題，但是他一叫‘故鄉’我就覺得，哎呀，跟我們的情感相關，跟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

　　歐寧和梁鴻首先去了福建的安溪福田，那是邱建生的最新根據地。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被迫關閉后，邱建生輾轉海南、福建，一直沒有中斷鄉建實踐。他先后成立國仁工友之家、福田福前文化中心、培田社區大學，現在又面臨資金中斷的窘境，手頭的項目或勉力維持或停滯、關閉或剛剛起步。但他自己卻認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只要還在做，肯定會有空間”。邱建生的艱難與樂觀都讓梁鴻印象深刻：“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樣一個人，這么多年來一直在中國農村做種種事情，卻一直處于連自己的生活都難以解決的地步。”

　　梁鴻用“沿門托缽，等米下鍋”來形容像邱建生這樣純民間鄉建推動者面臨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也是1920、1930年代的晏陽初同樣面對的。戰時國內經濟最困窘的時候，晏陽初甚至赴美國募捐才得以維持“平民教育總會”的運轉。

　　“我們今天談論晏陽初的鄉建運動，可能對他當時的處境有美化和幻想。實際上我覺得他面臨的很多社會困境跟現在一樣。”梁鴻在與另一位鄉建實踐者何慧麗的接觸中，也印證了她的這個判斷。

　　何慧麗身兼學者與官員的雙重身份，她北大博士畢業，在中國農業大學任教，從2003年起到河南蘭考掛職做副縣長，進入基層政府框架，努力調動官方力量來推進鄉村建設運動，這使她在推崇民間、獨立的部分鄉建知識分子看來，是個另類的“野路子”。

　　2005年，何慧麗因組織農民進京推銷無公害大米名噪一時，使當代鄉村建設議題一定時間內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她在蘭考把農業合作社搞得轟轟烈烈，以村為單位實現組織化，也一步步踐行將農村生產合作社與城市消費群體對接的“城鄉互動”，自進京賣米之后又帶領合作社農民到鄭州推銷生態喂養的健康豬肉。她行事高調，不像其他鄉建知識分子那樣與政府、官場保持距離，“我的鄉建里面不想排斥領導。知識分子介入政治，與政府合作非常重要。”何慧麗對梁鴻說。然而梁鴻還是觀察到了何慧麗在與官場打交道時的糾結與矛盾，一方面她在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知識分子的清高，另一方面更大的壓力來自于知識分子內部。“在官場里，她是一個可笑的另類，在學校，有人說她像干部，而在老百姓那里，她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哪有她這樣當官的，天天泡在村里？她掛著縣常委的職，卻不領工資，不求仕途，一心一意做鄉建，她也處心積慮地和領導、和各個行業的干部打成一片，因為她想讓社會的每一層面力量都能為鄉村建設起到應有的作用。”梁鴻對何慧麗的困境感同身受。

　　“晏陽初在《平民教育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提到，搞鄉建運動一定要‘學術政治化’，要學會與官員打交道。他為什么強調這一點？本身學者是很清高、不愿意與政治打交道的，可是晏陽初也發覺必須進入政治的層面才能使你的措施、制度真正落實下去—這背后其實意味著他們當時遇到了很多阻礙，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面對時代周報記者，梁鴻再次將今夕的鄉建處境作了對照。

　　不必警惕“小資”

　　離蘭考十幾公里，黃河故道上的二里寨合作社，歐寧和梁鴻被自己看到的狀況弄哭了。

　　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的同學們在那里支教，這樣的大學生隊伍，既是當下鄉建的主力軍，也是預示未來鄉建運動發展的希望和力量。天寒臘月，學生們在潮濕、透風的平房里打地鋪，薄褥子下只鋪一層稻草，用磚頭壘灶做飯，吃大白菜、干面條或饅頭—鍋里饅頭太多，鍋蓋翹了起來，所以用兩塊磚頭壓在鍋蓋上。

　　歐寧不否認他對這種“苦行僧”似生活的抵觸，“對學生來說太殘酷”。同時他也對學生們經過的過于強調紀律的培訓不以為然：每天早晨集合跑步六公里，唱紅歌，開會……

　　“鄉建工作應該是快樂的。”歐寧說。他擔心如果鄉建的過程只是清貧與殘酷，遲早會消磨掉青年人最初的熱情。“我感覺鄉建派的知識分子們似乎有種‘潔癖’，他們非常警惕‘小資’，現在很多有‘反城市’傾向的白領希望到鄉村尋找另一種生活方式，可是鄉建的人對他們很排斥。”歐寧把這看做另一種自我封閉，“鄉建應該開放給社會所有力量。”

　　他想嘗試另一種介入鄉村的方式：以文學與藝術的力量，建立一個鄉村共同生活的“烏托邦”。他已經選定安徽黟縣碧山村作為試驗的根據地，“碧山共同體”計劃將由一個畫在筆記本上的“理想國”開始，與現實的鄉村社區營造嫁接。

　　歐寧的設想是，先經由當地文化局執行對農村文化資源、傳統工藝的普查，建立數據庫。比如徽州的木工很好，便把各村能工巧匠的聯系方式找到；搜集黃梅戲社團，族譜，傳統樂器，古老生產方式的資料。然后，他將發動自己周邊文學、藝術、設計、建筑、音樂界的各種資源，去碧山進一步做調研，提交方案，將已經存在的民間工藝與當代觀念相結合，開發出能夠與農民合作生產的產品。“比如家具設計師與當地木匠合作，以當地材料，設計新家具，在我們8月舉辦的‘碧山豐年祭’展出。如果大家喜歡，就可以讓當地農民自己開公司，量產，我們幫助他們搭建城市里的銷售通道。把外來與當地的智慧力量整合，變成一種生產力。”歐寧希望借由這種模型的搭建，能在農村創造出工作機會，“出去打工的年輕人可以回來，同時大城市里那些有逆城市化傾向的白領、中產階級，也可能轉向農村找工作。”豐年祭期間，還會有面向農村孩子的詩歌課，課堂就設在碧山村的舊祠堂里，“我想重新激活農村的公共生活。”

　　梁鴻坦承對歐寧這一計劃的保留意見：“它可能對城市白領、中產階級更有意義，但對當地農民的生活會發生怎樣的影響，還不好說。”

　　歐寧自己也相信，具體與當地農民的接觸中，他才會了解問題與困難的所在。他將嚴格挑選與他一起進入碧山的伙伴：“要杜絕他們對鄉村生活的浪漫幻想。”

　　他又說：“我們已經說得夠多，該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