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公文寫作：親寫為主 禁絕空話

　　在習近平看來，文風是與作風緊密相連的，文風不好，作風也不好。為此，他還經常引用鄭板橋的“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一語，來說明公文寫作要“求短、求實、求新”的追求方向。

　　【學習小組按】

　　公文寫作，是小組許多組員每天都在面對、也有許多人感到頭疼和空洞的問題。而在習近平看來，文風是與作風緊密相連的，文風不好，作風也不好。為此，他還經常引用鄭板橋的“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一語，來說明公文寫作要“求短、求實、求新”的追求方向。“四風”中的“形式主義”，也包含不良文風在內。

　　事實上，我黨從來就不缺乏文章大家。其中之首推，非毛澤東莫屬。這位開國領袖，在杰出的政治和軍事才能之外，其天縱之文才，亦讓無數時人與后人折服。今天，中組部微信公號“共產黨員”就推送了一篇原載于《人民論壇》雜志的文章《毛澤東怎樣寫公文》。

　　文章作者是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梁衡，其本人也是政論文章大家。他本人就說過，好文章，是“人、情、事、理、典”的有機結合。

　　在此文中，毛澤東之寫公文，不僅有操作層面的“器”，更有站位、思考方式、行文風格、立黨作風的“道”。特此推薦給各位組員，尤其是日常頻繁接觸公文寫作的組員乃至組員中的領導干部，希望能對各位的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時代，衙門里有專職的師爺，又叫“書記、文案、幕僚、秘書”之類。他們是專職的公文寫作人員，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時間長了就成了一門學問，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為李密義軍書記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的駱賓王。

　　總之，這些公文文章，作為“一把手”的領袖很少親為。但毛澤東與人不同，戰爭時期他虎帳擬電文，倚馬草軍書。進入建設時期，各種情況送達，案牘如山，他又批示、擬稿，甚至還親自理稿子、寫按語、編書。這確實是中外政治史和領袖叢中的一個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親政、勤政之習，半是才華橫溢、文采自流。

　　“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毛澤東一生親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決議、通知、指示、決定、命令、電報，等等。毛澤東是把“親自動手”作為一項指令、一種要求、一個規定，下發全黨嚴格推行的。這也是他倡導的工作作風，并以身作責，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為黨內起草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為什么強調“親自動手”?因為這事關勤政敬業，事關黨風。草擬公文是一個領袖起碼的素質。我們不是衙門里的老爺，是為民的公仆，況且所面對之事大多為新情況、新問題，必須邊調查研究，邊行文試行，邊總結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動難題的杠桿，草擬公文是領導人當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別人代替吃飯一樣，草擬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給部下。領導人的才干、水平在他親擬的公文中體現，也在這個過程中增長提高。

　　毛澤東在西柏坡期間，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8封，指揮了三大戰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奪取政權靠槍桿子，更靠筆桿子。筆桿子是戰略、策略、思想、方法;槍桿子是實力、武器、行動。毛澤東是用筆桿子指揮著槍桿子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勝利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而從一定程度上說，也靠的是毛澤東的一支筆。他從不帶槍，卻須臾不可離筆，天天寫字行文。在指導公文方面毛澤東殫精竭慮，不厭其煩，經常提醒工作人員，“校對清楚，勿使有錯”“打清樣時校對勿錯”，還經常親自為公文改錯。

　　1953年4月毛澤東發現他的一個批示印錯，便寫信：

　　第一頁上“討論施行”是“付諸施行”之誤，印錯了，請發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紅旗》雜志第一期刊登毛澤東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毛澤東發現多了一個“的”字，即寫信：

　　第四頁第三行多了一個“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錯訛字，應列一個正誤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會議期間印了毛澤東主持選編的有關四川的古詩詞，閱初稿時毛澤東指出11頁2行、13頁13行各有一錯。經查是李商隱《馬嵬》中的“空聞虎旅傳宵柝”錯為“奉旅”;韋莊《荷葉杯》中的“花下見無期”錯為“花不”。

　　這好像不可理解，覺得不該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常常這樣做。周恩來就常為了文件上的用詞戴著老花鏡查字典。他們把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

　　公文屬應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實用，陳言務去，不要套話，直指核心。

　　如果說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論的務虛，這一類則是實打實、一對一的工作指導。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筆，它遵循的是文字寫作的規律，又是指導工作的原則。所以一要準確，二要平實。準確，就是一針見血，說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戰爭時期，形勢瞬息萬變，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都容不得半點含糊。平實，就是有什么說什么，想要解決什么問題就說什么，不要東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樣，那時的形勢也容不得你虛與委蛇。

　　毛澤東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中的文字缺點的指示》中特別加了一段：“一切較長的文電，均應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點，即于開端處，先用極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論，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腦子里先得一個總概念，不得不繼續看下去。”這就是說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決什么問題。

　　他在《反對黨八股》中說：“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1948年4月毛澤東草擬的《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全文900多個字，條分縷析，將我黨進入城市后的新問題、新政策說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執行。

　　不要以為準確、平實是起碼、簡單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實際情況是平實最難，正如真人難做。無論一個團體、政黨還是政府，當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時，這個團體、政黨、政府也就老了。與這個“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話、老話、套話，寫文章就拿腔拿調。韓愈、歐陽修反對的時文是這樣，明清的八股文是這樣，延安整風運動反對的黨八股也是這樣。黨老則僵，政老則虛，師老兵疲，文走形式，這是政治規律也是文章規律。

　　“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說：“現在是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嗎?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們看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的電文，最長的一篇《關于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不過800字;黨中央撤出延安、轉戰陜北這么大的事，只發了兩個文件：一個指示，一個通知，加起來700多個字。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擬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只有100多個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現在是和平時期，屁股后面沒有槍聲，我們就更喜歡喝著茶開會，擺開架子念報告，傳達一個文件，動輒上萬字。這在當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權威的上級機關或個人是從來不須多言的。只有無權威時才拉旗扯皮，虛造聲勢，才要長文。而文章一長，人們不讀不看等于沒有寫。明知無用為什么還要寫、要發呢?又長又空的文風是毀政之兆，魏晉的清談、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證。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邏輯清楚，文字興致勃勃”

　　公文最講平實，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澤東寫公文也力求生動。他的審美追求無處不在，于鮮明、準確、實用之余，還有幾分瀟灑，這又見出他文人氣質的一面。

　　一般來講，公文寫作要求明白、簡潔，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為最高領袖，毛澤東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發脾氣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對一九五九年計劃調整情況的說明要點》時震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