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起訴頻遇“躲貓貓” 怎么維權是好？

　　有時候，就像電影中的秋菊，我們想討個說法，找到法院起訴被告。可是，公正司法前提下，法院和法官只能依法行事。如果因為不明白法律的規定而要求法官做一些超越法律甚至違法的事，顯然會遭到拒絕也不會有結果。

　　正如10月24日工人日報五版刊發的《“困”在“網中央”》一文所述，在離婚官司里，除了依法判決離與不離、財產如何分配、孩子歸誰撫養，法官哪里管得了變心的丈夫又如何要求父母愛自己的孩子?今天刊發的此文，是一位法官助理送達訴訟文書的辦案手記，講述了“發起訴”的種種艱難。希望它傳遞的信息是，當你我成為民事官司原告時，別再要求法院必須把被告“弄”到法庭上來對質，因為“臣妾做不到啊”，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被告不出庭法官可以缺席判決，此外別無他法;如果成為被告，那么積極應訴為佳。

　　當有些人不尊重司法、不信守承諾時，除非法律有明確問責條款，否則頂多能對其給予負面評價。這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成文法必須付出的代價。明白了法院和法官能做到些什么、不能做到些什么時，不僅能更清晰地認識你我的訴權，或許當打官司時也會更有的放矢，更充分地用好自己的權利，同時也可能更容易“服判息訴”，早點為一段訴訟經歷畫上句號，而非暗自揣度“法院和法官有貓膩”，從此又跟法院和法官“杠上”。

　　躲避“發起訴”的當事人，他們處在怎樣的心理狀態，才會如此草率甚至輕視地對待訴訟?根據實踐觀察可以分析，這類當事人的心態大致有四種：

　　第一種心態，也是最普遍的情形，就是自知理虧。當事人預測裁判結果定會對自己不利，所以不愿意應訴，不想接受訴訟結果;

　　第二種是堅信自己真的可以逃得過。由于我國人口流動大、個人信用登記制度缺失等現實原因，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執行階段，確實存在當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形。此種情形以異地務工的單身人口居多;

　　第三種是因為不信任司法，不信任法院，認為法院“只會欺壓老百姓”。擁有這類錯誤認識的當事人往往對裁判結果缺乏信心，認為自己無論出不出庭，都無法影響裁判結果，所以干脆消極應訴;

　　第四種則多是受情緒所致，在家事案件中尤其常見。當事人之間利益糾紛只是表象，根源在長久積累的恩怨情仇，所以這類當事人不管是消極應訴還是沖鬧法院，心中或多或少存在著報復對方，排解情緒的因素。

　　在多數人看來，法官工作中難度最大的，是適用法律撰寫判決。寫判決當然不簡單，但這只是一個案件最后的“一哆嗦”，盡管很難但至少可控。事實上，有一項讓法院工作人員最頭疼、最哭笑不得的大工程，是“發起訴”。

　　所謂“發起訴”,簡單說就是送達起訴書。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的規定，在法院接受原告立案申請后，將起訴狀副本和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送達給被告，目的是讓被告知道，你現在身處一個“官司”中了。

　　別小看這項看似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所謂“萬事開頭難”。在我國流動人口范圍廣、數量大，外出務工、非戶籍地生活情形普遍的當下，直接送達變得越來越難。但撇開異地工作、下落不明等客觀困難不論，被告惡意逃避訴訟的情形，給法官的送達工作徒增了不少工作量。

　　筆者跟過這樣一個案件，被告是法院轄區內長期居住的當地人，還曾是派出所民警。得知自己可能面臨訴訟時，他就更換了電話號碼。

　　法院立案受理后，撥打原告提供的號碼不通。碰巧被告在法院還有其他案件，工作人員才從另外一本案件的卷宗中找到了他新的聯系方式。

　　電話接通后，這位被告承諾當天下午就到法院領起訴書。然而法官等了一下午，他也沒出現。第二天上班，法官再次撥通電話，對方卻表示他并非被告本人，被告帶著家人外出旅行，讓法院半個月后再聯系。第三次撥通手機，對方在聲音清晰的情況下，頻頻用“聽不清”“信號不好”來對問話置之不理。

　　之后，經過多方努力，法院找到了被告的家庭住址和住宅電話，但給被告打住宅電話時，對方讓一個七八歲的女孩接電話。從聽筒里可以聽見，旁邊有成年人在對小女孩進行各種指示。在我們明示孩子讓家長接電話后，旁邊大人才勉為其難拿起電話。

　　在法院詢問他是否是被告本人或家屬時，他一會說認識被告，一會又說不認識被告，對法院的問題一律不回答，在法院重復問題后，對方直接將電話掛斷。再次撥打時便不再接聽。至此，法院只能通過查到的地址郵寄訴訟材料，對方拒絕簽收，郵件退回。工作人員又在原告的帶領下，在下班后前去被告住址地送達，被告看到法院工作人員后，先是不開門，在法院多次釋明來意和消極應訴的法律后果后，才勉強開門，但仍然不接收起訴材料。法院嚴格按照法定的留置送達手續，進行了留置送達。同時發給被告開庭通知書和開庭傳票。

　　在開庭當天，被告沒有給法院任何通知卻沒有到庭。法院只好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進行了缺席審理。

　　“送達難”是困擾法院審判工作的老大難之一。像上述案件這樣的情形，法院里每天都在發生，甚至威脅、打罵法院工作人員的情況也比比皆是。

　　民事訴訟法解釋在起草前后有統計顯示，花費在送達程序上的司法資源占總數的40%左右。民訴法解釋從送達的實質意義角度，在形式上較之前給了法院很大的“寬宥”。例如，解釋第131條規定，已經到達法院的當事人拒絕簽署回證，視為送達，相關情況在回證上注明即可。解釋第141條規定，定期宣判之日即為送達判決書之日，當事人宣判之日未到庭或到庭后拒收裁判文書，均不影響送達效力，亦不影響上訴期的計算，法官在宣判筆錄中注明即可。這項規定充分體現了定期宣判制度本身的嚴肅性和對當事人把司法權威當兒戲態度的懲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