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省級領導干部教你公文寫作秘笈

　　在我們工作中，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載體，而這個基本載體現在毛病不少。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時，曾經批評當時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并不很多。我感覺，我們現在的文風比那個時候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一些問題比那時候還嚴重。有些文件、文章拿過來，想找些有針對性的話、有用的話，很難。人們往往不是從前往后看，而是從倒數第二段或第三段開始看，因為往往講到這里才是講問題的，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是些大而無當、沒有錯也沒有用的話。舉一個例子，現在下級評價上級的講話，無論是評價總書記的講話，還是評價某個支部書記的講話，一律“主題鮮明，立意高遠，思想深刻，高屋建瓴，有很強的現實性、政策性、指導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什么叫“高屋建瓴”?我估計許多經常用這個詞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

　　文風實際上是思想作風，是黨風在文字工作中的體現。如果文風沒有活力了，實際上是黨思考問題的水平、方法出了問題，黨的活力在喪失。毛澤東在抗戰時期那么艱苦的條件下開展黨內整風，整風當中又把反對黨八股作為重要問題提出，為什么?如他指出，是因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藏身的地方。我們現在的文風，實際上也給黨內各種消極現象、不作為現象一個防空洞。比如我們現在幾乎每篇講話、文章都要強調抓落實，一般說“抓落實”已經不夠了，還要“切實抓落實”，還要“切切實實抓落實”，已經到了咬牙切齒、捶胸頓足的地步了!為什么還不能落實?原因之一是這個文風就是虛夸之風，就是不利于落實的。“切實”太多，本身就說明你沒有信心落實。我們統戰工作的職能，決定了我們既要研究理論、政策，也要承擔大量實務。無論是“務虛”還是“務實”，都是為了幫助中央處理現實重大問題。所以要特別倡導實實在在的文風，而不要把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搞到我們的文字工作中來。

　　各種不同文體對文字有不同要求。詩歌要合轍押韻，讀起來好聽;小說要見人見景，栩栩如生。而我們中央職能部門的文字——大家回家以后寫什么那是你們的自由——應該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為了推動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完成，而不是為了抒發文采，展示作者才華。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文字必須反映實際，以解決問題為要旨，避免坐而論道，避免把時間精力弄到概念、詞句、提法的新奇上，文章架構的工整上。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詞好句子涌出來，那是好事;但是如果離開實際工作的需要，專門在概念、詞句、提法的出新上打轉，那就會貽誤工作。如果作者才情泉涌，涌得太厲害無法克制了，建議到文藝刊物發表，而不要涌到黨的文件上來。可以寫詩填詞嘛，你越工整、越對仗，平平仄仄都搞上，那才是高水平，但這不是我們這個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毛澤東是文字大家，他的詩詞的風采，很難有人企及。但是他在講工作的時候，文字是非常樸實簡明的。中國古代對文章功能的理解是“文以載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樸實的，因此載道的文字也應該是樸實的。我在李瑞環同志那兒工作過，他曾送給我一副對聯：行文簡淺顯，做事誠平恒。是他練字的時候寫的，我感覺非常好，他就加上題款送給我一張。在他看來，好文章的標準是什么呢?簡、淺、顯。我理解，就是不要故意把問題在表述上搞得過于復雜、玄虛。問題本身可能是復雜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讓人易于懂，易于明白。

　　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時候，我們機關的文章從標題到內容越來越講究排比、對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領導講話、權威報刊的理論文章，文內第一層次標題不管相隔多遠，主語謂語賓語、名詞動詞形容詞，語式甚至到字數都是對應的;然后第二層次標題換個排列方式，又都是對應的;如果有三層、四層標題，仍然是對應的，規規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學生造句作業。至今一種常見寫法，XX是目標、XX是任務、XX是窗口、XX是橋梁、XX是紐帶……下了一番苦功，但透著一股陳腐氣息。這種寫法，不是以內容的需要來擺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來裁剪內容，合之則留，不合則去，結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觀點得不到闡述，統統被割裂得七零八落。這種文章給讀者留下的只是一個刻意雕琢的詞句框架，很難留下深刻的思想啟迪。在毛澤東的文章中，你們去找找看，四六句兒、工整對仗，一層標題二層標題三層標題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沒找到。毛澤東多少還講點兒文字的風采，鄧小平連這個都不講，干脆就是直說，“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拿最土的話來說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說他沒有文采，簡樸、明快、透徹，這本身就是一種文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文字工作要為實際斗爭服務的一種精神的體現。我們要的文采是這種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過分雕琢的文采。

　　我們文學史上有一種駢體文，兩漢、魏晉下來，多少人寫了多少駢體文，辭藻華麗得不得了，人們能記下的大概只有“滕王閣序”，因為它做到文字和內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賦”，搞得洛陽紙貴也沒有多少人記住。這種駢體文的特點倒是被今天我們有些同志繼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過古人。毛澤東也有過工整、對仗、排比，在《反對黨八股》里。他說：“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第一條叫做“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四個字兒一句，兩句八個字，繼續工整下去，第二條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然后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最后一條“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工整對仗排比，無以復加。但毛澤東是提倡這個嗎?他是最看不上這個的。我并不是說大家有時候用用排比、對仗，講究講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是不贊成我們的年輕同志把寶貴的時間精力用到這個方面去，不愿意這種風氣成為我們的一個導向。

　　文章要短一點，大家都知道。那么怎么才能短?我在改稿實踐中發現幾個具體的方法。比如，我們現在經常是同樣的話翻來覆去地說，如果一個意思決不說兩遍，自然就短了。開會講話中難免要表示感謝，經常是謝了一次不行，隔幾頁還謝第二次，甚至謝三四次，你把感謝的話放到頭里一起說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謝了。講形勢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個段落;講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個段落。我現在替大家改稿子經常不是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確，功夫就花在把“同類項”搞到一起。再比如，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這是魯迅的話，從小老師就教過我們。但實際上我們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們為什么文字越弄越長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質越來越高、思想越來越豐富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書寫方式越來越便捷。古人最早在絲帛上寫，絲帛貴呀，他必須盡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還有竹簡，用竹簡很費勁，要把竹簡削出來，還要防腐，肯定他要盡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講“學富五車”，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車書，誰也讀不完，但是古人能讀完，因為他用的竹簡，五個牛車也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筆、墨汁和紙，后來又有了鉛筆、鋼筆，廢話就開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電腦，這個廢話就成倍增長。因為許多規定性詞、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筆寫要寫好一陣呢，過去他就會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寫了，現在只要“梆”一按，就全出來了，何樂而不為嘛!一些同志給領導寫稿子有一個心理，我也干過這個活兒，先把字數弄多一點，把稿子撐起來，顯得很充實，顯得賣了力氣，領導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刪嘛，有些句子只要寫上了，諒你也不敢刪。如果碰上個對文字沒有興趣的領導，他就照念，結果不僅把大家的時間都浪費了，還把這個單位、這個地方整個文字水平拉下來了。

　　我們目前寫稿子一個普遍現象是層次太多。毛澤東曾經批評寫文章層次太多是黨八股的重要表現形式：“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叄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對比毛澤東的批評，我們今天還是有進步的，至少壹貳叄肆、甲乙丙丁是消滅了。但是現在無論講話、文章甚至簡報，漢語的一二三四，然后括弧漢語的(一)(二)(三)(四);然后阿拉伯數字1234，再一個阿拉伯數字加括號(1)(2)(3)(4)，再下面還有一是、二是、三是……要是這樣還不過癮，還有黑體字、變體字等等。有些年輕同志沒有在大會上念稿的機會，不知道許多領導同志經常就被這個搞糊涂了，念著念著自己就不知道念哪兒去了，念成一鍋粥了。腦子清楚一點兒的領導還得引讀，“好，我現在講到漢字一二三四的四了……好，現在講阿拉伯的1234了。”實際上文章的自然段落、句號、分號、逗號、黑體字，它都能起到分隔的作用，用不著那么多的中藥鋪格子。大家看十八大報告，三萬多字，實際上就用了兩個層次，一層是一二三四，然后括弧(一)(二)(三)(四)，少數自然段落打頭用了黑體字。如果依我們一些同志寫的話，以上這些符號可能還不夠，還要再啟用一些符號比如“天地玄黃”或“趙錢孫李”才能區分得開。我有一次幫李瑞環同志起草稿子，他作了大量刪節，又批了一句，“文到高處，言少而意多”。當然我們不可能簡練到古人用竹帛書寫那個時候，但是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應是古今衡量文字水平高低的“普世”標準之一。

　　現在有一個不好的風氣，就是把寫文章看作是秀才的事，如果領導評價一個同志是個筆桿子、是個秀才，糟糕了，這不是表揚的話，這意思是說你就干這個了，你的前途也就這樣了，相當于說你不會辦事情。實際上寫稿子的過程是個思考的過程，是一個對工作的回顧、分析、部署的過程。不善于寫稿子改稿子，對稿子不下功夫的領導，我以為不會是好領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毛、周、劉、陳這些同志，都是實干的大家，同時也是寫作的高手，這才是共產黨文風的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