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中國未來產業升級更多要依靠內需拉動早訊

　　未來產業升級更多依靠內需拉動

　　中國的產業升級是一個長期趨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產業升級一方面是由科技進步、社會發展推動，另一方面是由需求拉動。金融危機前，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中三資企業占了比較大的比重，表明中國過去30年產業升級相當一部分是外需拉動的。在出口主導的外向型省市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較高，有些甚至達到30%-40%，比如深圳的出口額相當于印度一個國家，其高新產業增加值也占了GDP的35%。而非外向型的省市，高新技術產業占比就比較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第一大出口產品是機電產品，整體出口的產品以中低端為主，高端產品并不多，有些高端產品在中國加工，也被算為高新技術產品。

　　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外部需求下降，導致中國產業升級步伐有所放緩。以2009年為界，中國經濟發生了轉變，以前拉動中國產業升級的主要是外需，2009年以后，內需將成為產業升級的主導力量。另外，中國的消費需求也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25-35歲這一年齡層的人口數量今后比重會增加，他們對生活質量提高的需求，會產生較大的消費升級需求，從而助推產業升級。

　　除了需求的拉動，國家的產業政策也會推動產業升級，如對高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行業的支持和實施優惠政策，以及對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產能明顯過剩行業的限制等。這些措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畢竟有限，主要的動力還在于需求。產業政策中政府的行政干預如果太多，實際上無助于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更多應以市場化的方式來進行。要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產業升級，關鍵還在于擴大內需，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生活質量，從滿足需求這個角度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

　　既然需求是助推產業升級的主要力量，現在面臨的問題就在于內需是不是足夠大，對產業升級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提升作用，這可能在短期內還不能顯現出來，而是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現在有些政府地方采取了比較積極的手段，比如“騰籠換鳥”，雖然這些手段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行政干預色彩太強了。倘若把籠子騰出來以后，想要進行產業升級，可是人家的高新技術產業不到你的籠子里去，籠就變成了空籠。如何才能使得產業真正能夠落戶當地呢?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從原先帶有很強經營色彩的政府轉變為服務型的政府，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這樣才能夠把整個內需拉動起來。

　　支持民營經濟助推產業升級

　　盡管普遍認為，金融危機有利于促進產業格局調整，但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的產業格局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危機之后，中國為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保八”，采取了“四萬億”的大規模投資措施，而這些投資大部分投的都是“鐵公基”項目，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雖然高鐵等公共投資也有拉動產業升級的作用，但更多的表現為繼續提升重工業的比重。當然，重工業比重提升是非常合理的，因為中國仍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但要達到所謂的“后工業時代”，還為時尚早。原本在次貸危機過程中，很多落后的產能都是要被淘汰掉的，但刺激政策又把它們救活了，反而加大了傳統產業的發展步伐。所以，中國的產業升級不是一個快速實現的過程，而是有反復有曲折。

　　金融危機之后，外向型企業，尤其是制造加工企業，在國外訂單減少、出口產品大多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情況下，推動技術升級的動力就顯得不足，他們實際上是降低了產業升級的步伐。因為，原先那些外向型企業要滿足國外很多需求，其中包括較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比如機電產品。但是危機之后，這種可選消費品的需求減少了，我們出口的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服裝這類的紡織品，因為國外這些基本需求依然存在，所以還可以保持一定出口量，而其他產品的訂單則大幅度減少。外向型企業要進行產業升級是有困難的，反而面臨倒閉、停工停產的命運。

　　發展民營經濟應更多地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可以加大國有資產轉讓規模和比例，一般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都可以考慮退出;有些與國計民生相關的行業，國有資本也沒有必要100%控股。大量的民間資本沒有去處，就會涌入房地產領域，催生房地產泡沫;而地方政府借房地產市場火爆，又通過拍賣土地的方式大搞土地財政，加劇金融體系的風險。現在應一方面推行房地產新政、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另一方面讓民營資本從房地產退出的資金可以參與到實業投資當中去。民營資本規模很龐大，其關鍵問題是給它們找好的投資項目。一方面國有資本可以從一些高度壟斷的行業中適度退出，如金融服務、石油石化、電信服務等，這不僅給了民間資本比較好的投資渠道，也有利于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促進這些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只有實實在在地實行國退民進，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和鼓勵才會落實到位。

　　未來應著力發展服務業

　　從產業層面來看，未來要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而從第二產業的結構看，由于內部的傳統行業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比重過高，故需要進行第二產業內部的升級。要使整個產業結構更加合理化，需要在宏觀層面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即提高社會保障、提高居民福利、放開戶籍制度，提高城市化率。城市化率提高之后，對于服務的需求就增加了，服務業的發展也就會加快。另一方面，服務業所吸納的人要比制造業更多，同樣的投資，服務業所帶來的就業數量要大于制造業，發展服務業可以更多地解決就業問題。

　　對于區域經濟政策，大家往往強調均衡發展，而我個人更傾向于不均衡發展，即重點發展某幾類地區，形成發展集群。因為城市集群或大城市的特點是容易形成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吸納更多的就業，只有這樣才能使大城市服務業的比重比較快地提升。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80%的美國人口的居住區面積從1900年占國土面積25%，降至如今的17%;在東亞，東京人口占日本全國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是全球GDP總額位居第一的城市;首爾人口占韓國全國的25%，GDP占24%。因此，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集聚和人口集聚度都比較低，區域經濟發展還比較分散，如上海作為全國最大城市，GDP只占到全國的4.4%。

　　讓更多居民集中到發達地區，有利于提高城市服務業比重、增加勞動者收入，相比在不發達地區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樣的城鎮化模式更加經濟。我們若總是為了追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而推行廣泛意義上的城鎮化，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會導致資源配置錯位，浪費資源。當然，在推動城市集群和大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現有的戶籍制度需要變革，并要縮小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